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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6日：五十年後的聚会 【按】今天（北京时间已是2009年4月6日），我高中時代全班同學在畢業50年後在母校————夏溪中學聚會。我班53人。有8位同學已經去世，有2位未聯繫上，我因不讓回中國無法參加聚會，其餘同學都將到會。這是我為這次聚會寫的文章。因要在同學中傳閱，沒有提及“六四”等問題。我1963年在《數學通報》上發表文章時把名字最後一個字的“邊傍”去掉了，在中學時代是有“邊傍”的。我在1989年前的照片全部不知去向，文章中50年前的照片是從1988年出版的书中複印下來的。文章的“注”是這次在《博客》上發表時新加的。
1959年的畢業班有兩個，另一班也有50多位同學。我進入高中是14歲，現在已是老人。
五十年前的夏溪中學時代
嚴家祺
五十年前，我們離開了母校——夏溪中學。我們每一個人，隨著我們祖國經歷的艱難曲折的步伐，經歷了每一個人不同的人生歷程，轉了一圈，今天，我們的人、我們的心又回到了我們的中學時代。
每一個人，總有幾首歌，經常盤旋在自己的腦海中。“春天來到春日暖，一片好風光。田野裏披上了綠色的新衣裳。”每當我唱起這一小調時，我就想起我的中學時代——卜弋中學和夏溪中學。那是多麼美好、多麼單純、多麼充滿希望的年代。
東嶽廟
五十三年前，當我接到夏溪中學的錄取通知書時，我非常高興。從卜弋中學同時進入夏溪中學的還有幾個同學——張育忍、何潤林、江淑英、鐘志新。
我的外祖母是夏溪人，夏溪中學也是我舅父龔浩成的母校。我還沒有來到夏溪，我的外祖母就告訴我，龔浩成在夏溪中學鬧學潮，好像遇到了不少麻煩。還說，和我同時考上夏溪中學的解巧秀與我們有親戚關係。我到夏溪中學，發現解巧秀聰明、開朗、能幹，但始終沒有與她說有親戚關係，到今天我也沒有打聽出是什麼親戚關係。
我記得有一段時間男生宿舍是一個大廟——東嶽廟。一間大房子中放了幾十張上下鋪的床。我清楚地記得我的床位。臨近我的有李湘生、張杏生、施所法。施所法的床位在張杏生的上面，他很愛清潔，老坐在床上整理東西，有時還補襪子，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東嶽廟的外面是一個小池塘。一到吃飯，我們就立即奔赴食堂。每月“伙食費”7元5角。吃完飯後在高錳酸鉀的木桶中洗碗。如果吃得慢，木桶中高錳酸鉀水變得又黑又稠，還因許多米粒而泛白。那時，經常吃不飽，我和宋太偉幾個人經常買農民送來的胡蘿蔔，我吃了太多的胡蘿蔔，以至於我在離開夏溪中學後再也不吃胡蘿蔔。
1956年，夏溪中學有老校舍和新校舍。新校舍後面是操場，我們每天跑步，我還記得朱如浩老師教我們體育課的情景。現在我還每天跑步，這一習慣是從夏溪中學養成的。
我每天“夜自修”從教室回東嶽廟宿舍時，都要台頭看天上的三顆排成一條線的星星，這條線與一排老校舍完全平行。現在我住在紐約，也經常可以看到這三顆星。每看到這三顆星，我就想起母校——夏溪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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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严家祺的照片
科學家夢
在夏溪中學，鄒幼瑾老師是班主任，教代數。物理老師是潘祖耀、胡珀，歷史老師是朱舒甲，何經坤老師教文學，還有朱如浩、過監懋、薛亞土老師。陳輝校長的謙虛待人的風貌刻在我心中，使我永不忘懷。1956年的語文課本，新加進了中國古典的詩詞散文，何經坤老師非常高興，講課時念詩詞時全身投入，但我無動於衷。我以為科學家不需要文學，因而不願好好學文學，這使我後來寫作時，不會引用成語典故，總感到自己語文知識太差。
我因為喜歡數學物理，小學、初中反復看愛迪生的兩本連環畫，立志要成為科學家。從初中起，我就喜歡數學、物理。潘祖耀老師在“教員辦公室”門外做“日光照”試驗，我就幫助他記錄溫度的變化，大概有二、三十次之多。在我心目中，牛頓、居里夫人是偉大的科學家，愛迪生是偉大的發明家，我要向他們學習。我經常把一些有關自然現象的想法記在一本本子上，這些想法曆久不衰，為了當“科學家”，在夏溪中學多次“午休”時，我都到“老校舍”的教室（也可能是圖書室）看書，實際上，我是“自我欺騙”，一面看書，一面犯困，以為只要這樣刻苦學習，就可以成為科學家了。
在夏溪中學三年中，我的成績比不上唐泳、張兆英、儲定虎。文學更比不上張育忍。我覺得李漢惠、李浩昌、田良展的成績也很好。在初中時，我的數學很好，還擔任了“數學課代表”，到夏溪中學，我發現自己數學水準下降，比不上另一班的蔣作舟同學。蔣作舟在清華大學上學時，我還乘了一個多小時的公共汽車特地去看望過他。五十年後的今天想來，人生道路往往不由自主，成績好壞並不是大事。當然，在中學時代，德智體美，要全面發展。我因為體育差，過50歲後才學會了游泳。2008年8月8日那一天，我在布魯克林“日落公園”100米×50米的游泳池中來回游了1000米。
朱舒甲老師教歷史，我因為怕記憶那麼多的歷史年代、歷史事件，不好好聽課。上歷史課，就學朱舒甲老師寫字。到今天，我有些字，還保留著朱舒甲老師的影子。
大煉鋼鐵
1958年大煉鋼鐵，打擊了我當科學家的夢想。過去五十年了，大煉鋼鐵的情景還記憶猶新。有一個禮拜日，我從蔔弋橋步行回學校，看到一個“廢品收購站”中堆滿了各種各樣的木器，在一個天井中，堆得都超過圍牆的高度。到教室一看，桌椅板凳堆在一邊，中間放了許多陶瓷“缸板”。我們都會記得，把陶瓷的“缸板”敲碎，是用來製作“耐火材料”的。為了找陶瓷“缸板”，我曾與李漢惠幾個同學一起到處找“茅坑”，因為“茅坑”的“糞便”太多，無法把“茅坑”掀翻，沒有能找到“缸板”。建成“煉鋼爐”後，我們就日以繼夜地拉風箱。生產出來的幾乎全是廢鐵。但還要說是為“超英趕美”、為生產1070萬噸鋼而奮鬥。
1958年，當時提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學校還組織我們在夏溪附近的鄉下作過“深翻”，一直挖到出現“地下水”還要繼續“深翻”，目的是為了“放高產衛星”。這些事情當時我就想不通，我曾與儲定虎談過多次，他也有同感，認為這樣做不對，但我們不敢講。
三面紅旗和一面“黑旗”
我不敢講，是因為當時“階級鬥爭”和高舉“三面紅旗”的氣氛，我們班開展了“插紅旗、拔白旗”之類（名稱忘了）的活動，我得了一面“黑旗”。我還記得，在教室外面的走廊的牆壁上，在我的名字後是一面“黑旗”。我看到一位同學也受到一些批評，我想不通，就記在心裏了。【注1】這已經是五十年前的事，中國也已經放棄了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為綱”、否定了與“三面紅旗”有關的政策（如人民公社化），我想，五十年後的今天，也可以說出來了。時過境遷，我們都成了爺爺奶奶一輩人了。在同學之間，在我們離開夏溪中學的那一天，這些事早就過去了。現在想來，都不算什麼。但對我後來人生道路的選擇發生了大的影響。
我還記得，1957年“反右”時，我曾經站在教員宿舍的窗戶外，看批鬥“右派老師”的情況。我看了大概五分鐘，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人與人之間對同事、對熟人這樣兇狠、這樣殘酷無情。這一幕情景，也永遠銘刻在我心中，成了我後來決心投身社會科學和政治學研究的動因。也因為從事政治學研究，講了一些話，使我今天不能回到同學們身邊、和大家共度此生也許再也沒有的時光。
這使我想到張生平，他從來不聲不響、與世無爭。我弄不清是什麼原因。後來，我才知道他是“地主”家庭出身。他與儲定虎一樣，沒有考上大學。
我多麼想在2009年來到我的母校
我來到美國有15年，在法國住過5年。愈離開祖國時間長，我愈懷念祖國、懷念家鄉。就是在美國華人圈，也無法找到與中國一樣的感覺，更找不回中學時代。當同學們、老師們在50年後相聚在一起時，我為你們相聚在一起的幸福而高興。
除了上面提到的同學和老師外，我還懷念王國林、張育忍、賀成立、薛洪林、徐志芳、楊森林、陳處保、張菊娣、蔣幼華、江淑英、章炳浩、顧尤祥、章道元、儲岳松、朱仲篪同學，還有其他同學，我不一一列舉了。想起王國林，還是那個“小胖子”樣子。想到蔣幼華，她的坐位在我後面，我回頭時，總是看到她在與姚用欣在說話。想起謝沛源，就想到莊冠華。現在想來，他們兩個人的中學時代，比我們很多人要幸福得多。如果我再上夏溪中學，我要唱著“春天來到春日暖，一片好風光”的歌，向謝沛源、莊冠華學習。
在慶祝59班50周年的時候，我要衷心感謝母校夏溪中學、感謝夏溪中學的老師的教導和培養。多年來，因為遠離祖國，我更懷念多年朝夕相處的同學、老師、同事和許許多多朋友。希望在有生之年，我能回到我夢牽魂繞的祖國的土地上。【注2】
（2009-3-17 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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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4-6新加【注】：
【注1】我得“黑旗”一事，並不嚴重，因為不是“白旗”。當時語文課老師何經坤剛教“唐诗宋词”，我班一位同學寫了一首詩，也用“宋词”的写法，记得好像是《如夢令》，最後一句是“切斷入團大道”，受到班上批評。我因為與他一起長大，從小學到高中同學12年。我们还是邻居，小学初中时常到他家去。我發現他性格一下子變了。這件事對我影響很大。虽然50年过去了，但因為這位同學也參加今天聚會，我沒有把這件事寫進這篇文章。
【注2】我在文章中向同学表达了“回中国”的愿望，但我不会向北京政府去“要求”。但事实上，只有在北京政府善待“天安門母親”和“六四受難者”、撤銷“六四通緝令”的情況下，我和许许多多“流亡者”才可能回中國。我将在4月15日当天或以後几天，在《博客》上发表一篇有关“六四”的文章，阐明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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