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史学理论简述

   不论做何种学术评价，首要条件就是建立一个普遍公认的——至少是能够得到多数人认可的——评价基准。只有这样，得出的结论才能够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那么，我们评论方舟子的史学研究，其基准是什么呢？这就是下面这些事实，以及建立在这些事实之上的共识。

   1、中国史学简介

   史学之于中国学术，关系极为重大。众所周知，统治中国学术、思想界两千余年的儒家学说，发端于所谓的“六经”：《易》、《书》、《诗》、《礼》、《乐》、《春秋》。而根据《汉书•艺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也就是说，六经中的两部是正儿八经的史书。到了清代，章学诚更提出了“六经皆史也”的论断。(见《文史通义•内篇•易教上》)。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学术，是以史学为核心而发展出来的。梁启超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最为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为发达。”(《中国历史研究法》，见《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4092页)。白寿彝说：“我国最早的知识分子就是史学家。”(《谈史学遗产答客问》，见白寿彝著《史学遗产六讲》，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36页)。

   确实，说中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史学大国——至少从文字史料的数量上来说——毫无夸张：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正史”共有三千余卷、四千多万字，而不在其列的野史、家乘、方志等等，不论是篇目，还是字数，完全可以用“不计其数”来形容。除了这些古籍，从事历史研究的其他材料(史料)还包括保留至今的实物和民间传说等等。

   在过去百余年间，中国人研究历史，不出两大门类：一个是微观的“史料派”，一个是宏观的“史观派”。“史料派”又称考据派。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考据派是中国学术界的主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首任所长傅斯年曾提出过这样的口号： “史学只是史料学”、“史学便是史料学”。这是什么意思呢？它的实质是说，历史学家的唯一任务就是从事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确认。而史观派的研究则主要致力于“重现”历史，研究大问题，具体地说，就是在现有史料的基础之上，撰写通史、断代史、专史。

   实际上，上述两派属于正统的(正牌的)、专业的史学家。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一派，我们不妨称之为“史评派”，或者称之为“民史派”，因为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甚至可以说全部，都是“民间历史学家”。他们“研究”历史的目的十分直截，不过就是拿历史当烧酒，来消解自己胸中的郁闷。其具体做法也非常简单：找出一段对自己观点有利的“史实”，作出借古讽今的评论。需要指出的是，上面所说，仅适用于过去几十年。因为中国古代有不少著名的历史学家──包括司马迁──从事私人撰史工作，他们的身份虽然是民间的，但是他们的工作却是专业的。不言而喻，方舟子就是“民史派”中的一员。

   2、历史研究之法

   毋庸论证的常识是，凡是从事任何学术研究，都需要使用一套专门的方法。反过来说，一个人如果使用不入流、甚至错误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则他得出的结论很可能是错误的，至少是不能得到行家信服的。对于历史学来说，方法学的重要性就更为突出。1919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其中有专门的章节讲述“审定史料之法”、“整理史料之法”。在此之后，在方舟子治史之前，由中国人编著的、在中国大地出版的“历史研究法”类书籍一直联绵不断地问世。且看下面这个不完全书目(括号内为初版年代)：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

   何炳松：《历史研究法》(1927)

   何炳松：《通史新义》(1928)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33)

   姚永朴：《史学研究法》(1938)

   杨鸿烈：《历史研究法》(1939)

   蔡尚思：《中国历史新研究法》(1940)

   吴泽：《中国历史研究法》(1942)

   吕思勉：《历史研究法》(1945)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1969)。

   李家祺：《历史纂述的方法》（1970）

   王尔敏：《史学方法》（1977）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1979)

   严耕望：《治史经验谈》(1981)

   乔默等：《怎样学习和研究历史》(1985)

   项观奇：《历史比较研究法》(1986)

   赵吉惠：《历史学方法论》(1987)

   赵光贤：《中国历史研究法》(1988)

   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1989)

   苏双碧：《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1990)

   宁可、汪征鲁：《史学理论与方法》(1991)

   何世芬：《中国现代历史研究法纲要》(1991)

   简后聪等：《历史编纂法》(1992)

   综观这些“历史研究法”，其中最基本、最核心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史料的搜集、整理和鉴别。为什么历史学家这么重视史料呢？这当然是因为史料是建筑史学大厦的砖石，没有史料，就不会有史学。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史料不仅庞杂繁芜，而且真伪难辨。首先，史料分为文字史料、实物史料、口传史料等几大类，其中当然以文字史料运用得最广。而文字史料又分为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不论直接和间接，其中都可能有虚假的成分。为什么会有虚假的史料呢？原因至少有两个。第一是由于无心之误，比如由于人的认识能力的限制，如盲人摸象，只能了解或者理解一个事物的某个侧面；又如抄录、刻板、印刷之误，也可能造成史料的失真。第二个原因是由于故意作伪。故意最伪的动机很多，但中国人的家族观念和门第观念，以及对历史的偏好，肯定起了相当的作用。

   那么，如何辨别史料的真伪呢？傅斯年在三十年代曾给北京大学学生讲授《史学方法导论》，他说：

   “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见《傅斯年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308页)。

   所谓“比较不同的史料”，就是要博采，博采之后要辨讹，而辨讹的主要手段就是要“知人”——知道制造这些材料的那些人是谁，然后再根据他们的品德、才学、以及与被记叙之人的关系等等因素来判断这些史料的可信程度以及使用价值。显然，根据虚假的史料、或者没有辨别真伪的史料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任何学术价值的。

   3、历史研究之人

   就象并不是谁想当诗人就能够成为诗人一样，历史学家也不是谁想当就能够当得成的。胡适曾说：

   “历史不是一件人人能做的事；历史家须要有两种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远的想象。没有精密的功力，不能做搜求和评判史料的工夫；没有高远的想象力，不能构造历史的系统。”(《〈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胡适所说的这两种能力，显然是针对考据派和史观派的研究而言。但实际上，仅有“功力”和“想象”也还是远远不够的。《旧唐书•刘知几传》有这样一段文字：

   “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子玄曰：‘自古已來，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對曰：‘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学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脫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敻古已來，能應斯目者，罕見其人。’”(《旧唐书•卷一百零二•列传第五十二》)。

   刘知几所说的“史才三长”，虽然适用于所有学科，但于史学尤其重要。所谓才，就是治史的才能，如搜集、组织史料、将它们融会贯通地加以运用、以及简练、清楚、流畅地叙述、描写、和评论。所谓史学，就是对于历史和一切与历史有关的知识的积累和掌握。而史识就是今天所谓见识，能够见别人所不见，识别人所不识。显然，没有这“三长”的人治史，其结果或者是干瘪苦涩读之乏味，或者是东鳞西爪不成片段，或者是拾人牙慧人云亦云。

   到了清代，章学诚在刘知几的三才之上，又增加了一项“史德”。什么是史德呢？章学诚说：

   “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魏收之矫诬，沈约之阴恶，读其书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於甚也。所患夫心术者，谓其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底於粹也。夫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粹，大贤以下，所不能免也。此而犹患於心术，自非夫子之《春秋》，不足当也。”（《文史通义•史德》）。

   所谓“魏收之矫诬”，是这么一个典故。魏收是《魏书》的作者。他好色贪财，轻薄狂妄，作《魏书》时明目张胆地扬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北史•卷五十六•魏收列传》)，因此，在二十四史中《魏书》最为臭名昭著，号称“秽史”。刘知几说：“夫史之曲笔诬书不过一二，语其罪负为失已多，而魏收杂以寓言，殆将过半，固知仓颉已降，罕见其流。”(《史通•外篇•古今正史》)。

   沈约是南朝人，著有《晋书》和《宋书》。刘知几说：“沈氏著书，好诬先代，于晋则故造奇说，在宋则多出谤言。”(《史通•内篇•采撰》)。

   由此可见，历史既可以用来谋财获利，还可以公报私仇，因此作史而心术不正，遗害无穷。

   三、 货真价实的“乱侃明史”

   本来，既然方舟子本人已经承认，他作《大明小史》不过就是在干文抄公“东抄西凑”的活计，并且最后还要销尸灭迹，我们似乎不该再把它捡回来当作研究的对象。但是，那样一来，我们的方学研究就会失去一份极为珍贵的史料。这份史料珍贵在哪儿呢？第一，明史是方舟子的成名之本。即使是对方舟子心怀不屑的人，也说他“认真读了明史，按步就班从文言翻成白话”，并且把这个作品称为“还算个东西”。所以，我们就要看看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第二，明史是方舟子打人的拿手棍棒之一。他与《华夏文摘》决裂，并且最终创建《新语丝》，都与他的明史研究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他后来攻击《河殇》和苏晓康，就是从明史下手的。因此，我们必须要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看看方舟子的棍棒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第三，方舟子明言，作这样的文章“看重的是搜集资料、归纳整理的功夫”，因此我们就不妨看看方舟子的这些功夫到底如何。总之，从这些文字中，我们能够对方舟子的史学“四长”——才、学、识、德——有个初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