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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百姓说话、做事”才是最大的政治
“为百姓说话、做事”才是最大的政治
2000年2月15日
《路加福音》第四章第18节、第19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谴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僖年。”。中国古人写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在人类历史上,这种思想存在了几千年,我们每一个人都受着这种思想的影响。
王丹说过这么几句话:“我们的目的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我们普通老百姓说话、做事,这就是我们的目的。”,“谁敢于站出来为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说话,谁就会得到人民的赞同,谁就能成为人民信赖的代言人”,“应该把工作重点放在维护人民权益这个问题上”。
王丹的这些话,我听起来非常有共鸣。“让受苦人不再受苦,让全人类都过上幸福生活。”这种思想一直是我的人生观。几年来,我写过几篇所谓“政治性”的文章,其实这些文章写的全是关于工人、农民、老百姓的事情,而且大多写的还是具体事情。
这些文章是:
1《为百姓说话最光荣》、
2《为贫困的百姓说句话》、
3《再为贫困的百姓说句话》、
4《耶稣说:让受压制者得自由》、
5《王丹说:百姓的利益,就是我们的目的》、
6《不忘“六•四”死难者,多为百姓说话做事》、
7《中国民主运动的新阶段》、
8《走百姓路线》、
9《让所有的好人、老实人、受苦的人都能过上不着急的日子》。
在我的这些文章中,我谈到中国老百姓的艰难。中国农民日出而做、日落而息、辛苦劳作,可是还有很多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中国工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任劳任怨为国家工作,他们的工资中没有住房、养老、医疗、子女教育等等金额,他们没有怨言,因为他们相信国家会保障他们的一切,可是现在他们却面临着下岗、失业,面临着一无所有。
在我的这些文章中,我谈到国家应该把我们老百姓的财产还给我们老百姓。在过去的几十多年里,我们的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及我们本人,本本分分地生活,辛辛苦苦地工作,不求享受,不求索取。社会的每一点财富都是我们创造的,现在应该在腐败分子还没有将所有财富变成他们的私产之前,把这些财富还给我们劳动人民。
在我的这些文章中,我谈到如果国家把我们老百姓的财产还给我们老百姓,对国家、对新兴的中产阶级也有益处。国家把截留的住房、子女教育等等金额还给老百姓,老百姓用这些钱来消费,经济就会发展。真正地减轻农民负担,真正地对农民实行公平交易,真正地使农民富起来,真正地使农民具有消费能力,经济就会发展。经济发展了,对国家、对新兴的中产阶级最有益处。
在我的这些文章中,我还谈到,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有各种规章制度,工资由国家决定,企业的管理者和工人一样都是在为国家打工。可是现在,很多企业的管理者就是企业的所有者,这时工人是在给企业的管理者、企业的所有者打工。在这样社会中工人的利益需要工会来保护,现在在一些企业出现了“谈判工资”,这个现象如果推广为“集体谈判工资”,这就是未来工会的雏形。
在中国,一些朋友非常愿意为百姓说话、做事,1999年初高洪明先生曾设想筹建中国自由劳动者工会。当我知道高洪明先生的想法后,非常高兴,当时就帮助策划了“劳动者心理健康与权益保障研究所”这一部分。谁为百姓说话、做事,谁就会得到人民的支持;谁不为百姓说话、做事,谁就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为百姓说话、做事”才是最大的政治。
徐永海
2000年2月15日
徐永海 北京市西城区平安医院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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