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八九·六四”（之七） /薛宗翰看中国

（3）在他们的煽动下，首都及地方一些高校的学生大批涌上街头举行游行活动，西安、长沙等地的一些不法分子趁机进行了打、砸、抢、烧，学潮迅速发展成为动乱。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指出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从根本上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社论号召大家紧急行动起来，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制止动乱。

（4）但是，形势并没有好转。5月19日晚，中共中央决定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但少数暴乱分子煽动一些人与戒严部队对抗。同时，上海、广州等地也接连发生暴徒冲击党政机关、破坏交通设施等严重事件。对此，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暴乱。

（5）这场政治风波破坏了中国正常的社会秩序，扰乱了正常的经济建设进程，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平息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胜利，巩固了社会主义阵地和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也给党和人民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

以上结论明显歪曲了事实。我认为：

（1）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实际上是一些精英知识分子，他们认识到了中共建立政权之后，从“反右”、“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不断祸害国家、坑害百姓，其根源就在于一党专政，没有民主的政治制度，所以他们提出了应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这是完全正当的，是爱国行动。

（2）每个人悼念胡耀邦都是出于真心，因为他是中共开明的政治领袖，他有正义感，作风民主，他不愿打压主张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知识分子。胡耀邦正是因为对人宽容而受到保守僵化的“老人帮”的打压，以致不得不下台，后含冤离世。

（3）学生在悼念胡耀邦的同时，还提出了反官倒、反腐败和要民主、不要独裁的主张。其目的在于促请中共当局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使中国能够长治久安。但《人民日报》4月26日的社论，却污蔑学生是制造动乱。这自然会引起反弹。

（4）很显然，所谓的“暴乱”是由“戒严”引起的，没有“戒严”就没有所谓的“暴乱”。事实是，中共以老大自居，不认真对待学生的主张，只打算以“戒严”来解决问题。没想到会有如此多的民众自发地来到大街上，阻挡戒严部队，使戒严无法实施。这使得中共当局恼羞成怒，于是下达了暴力镇压的命令。

（5）由于中共当局野蛮屠杀爱国学生和平民，以致受到了全世界的谴责，破坏了中国正常的社会秩序，扰乱了正常的经济建设进程，给中共、国家和人民都造成了重大损失。

所以，我给“八九•六四”所下的结论如下：

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有一些精英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共自建政以来做了很多祸国殃民的事情，就在当时也是“官倒”盛行，贪污受贿比比皆是，腐败现象触目惊心。究其根源，在于其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没有真正的民主，没有权力制衡的机制，也没有舆论监督。所以，没有政治体制的根本变革就没有中国的长治久安。他们完全是出于爱国的动机，但也是十分克制地、如履薄冰般地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中共保守势力则将其行为称为“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主张对其进行严厉打击。

胡耀邦就是因为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打击不力，而被迫辞去中共总书记职务的。正是由于他“打击不力”，他才深受知识分子的拥护和爱戴。所以，当胡耀邦含冤去世之后，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从4月17日开始，北京高校的大学生开始在天安门广场静坐，提出了重新评价胡耀邦，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以及要求中共当局反贪官、反腐败和保障公民言论自由等合理诉求。但中共当局不仅没有给予合理的回应，反而发表了《四二六社论》，把爱国学生运动定性为搞动乱。

5月13日，数百名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抗议政府拖延对话，要求政府肯定学生运动是爱国行动、推翻《四二六社论》。绝大部分民众都十分支持学生，并采用各种方式督促中共当局与学生展开对话来结束危机。5月17日，首都各界有一百多万人上街，声援学生，督促中共当局要善待学生。

但当局并无诚意，不顾民意，一意孤行。5月20日宣布戒严，打算以强硬手段对付学生和市民。但戒严不得民心，受到了民众的顽强抵制，以致无法落实。在这种情况下，本可设法寻求另外的、和平的解决办法，但中共当局却根据其一贯的独裁专制的逻辑，于6月4日采取了惨无人道地大肆屠杀爱国学生和民众的方法，来清除在天安门广场上静坐绝食的大学生。

事后，中共当局还百般为自己的罪恶行径辩护，在全世界的一片谴责声中，竟厚颜无耻地以谎言遮盖真相，不思悔改，颠倒黑白，罔顾民意，一意孤行。

1989年爱国学生运动被中共当局血腥镇压快20年了，我们要求中共当局尽快认罪悔改，为“八九•六四”正名，尽快把真相和公道还给所有受害者和他们的亲属，尽快把真相和正义还给全中国人民。

2009年4月17日（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