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劼 文章来源：新世纪新闻网
   
   相信任何一个因《08宪章》而感到振奋的读者，不是因为其内容的新奇，而是缘自这份文献终于公之于众的欣喜。这份文献的基本精神，早在二百多年前的美国《独立宣言》中就已经确立。这份文献的主要内容甚至命名方式，则见诸上个世纪东欧异见知识分子的《七七宪章》。这份文献绝对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异想天开，而是当今整个人类毋庸置疑的普世共识。
   
   假如说，中华民族无法跟充满活力的美利坚相比，也无法跟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人相比，那么比之于自己的近邻日本民族，我们这个民族也是相当老迈的。要不是那样的老迈，要不是几千年的专制重荷，这份文献早在将近一百年前清室逊位之际，就应该成为中国社会的现实。可惜的是，由孙中山引进的那场列宁主义加上秦始皇大一统争霸的战争，中断了曾经发生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的民主联邦进程。

   
   这份文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也曾有过难得的历史机遇。但中华民族又一次与民主联邦中国失之交臂。取而代之的，是一场刘邦和项羽那样的逐鹿，一场朱元璋和陈友谅那样的争霸。结果是，中华民族一跤跌入经由乌托邦包装的历史黑暗里，匍伏在由斯大林和秦始皇杂交而成的那个叫做毛泽东的独裁者脚下，历经半个多世纪的专制而难以解脱。在那样的黑暗里，不要说平民百姓，即便是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都被毛式专制话语的蒙汗药放倒在地。唯有基督般的圣女林昭及其《星火》同仁们，以其生命的代价，划亮过自由的火柴。在阴暗的牢房里，林昭曾经以自己的鲜血，一笔一划地写就过这份文献的基本精神。
   
   在二十年前那场席卷全国的六四民主运动中，这份文献再度与中华民族失之交臂。那次机遇的丧失，与其归咎专制的因袭过于沉重，不如反省改革精英自身的心理准备，过于欠缺。假如知识精英具有林昭那样的彻底和绝决，假如改革领袖具有杨佳那样的大无畏气概，历史也许不会停格在一个政治老人的屠刀底下。改革是和平的，理性的，但历史的紧要关头，却需要领袖人物拿出一往无前的气概。可是，领袖太沉重。领袖不像杨佳那样一无所有。领袖有身家性命的拖累。于是领袖后退一步，于是，历史停滞了二十年。
   
   经过二十年的磨难，中华民族终于获得了这份历史文献。比起二十年前的空洞口号，这份文献无疑相当成熟。中国一批良知良心尚存的知识分子，在杨佳气概的激励之下，终于向专制当局摊牌。这不是灵感突发，而是这个民族憋了几十年、乃至可说憋了一百多年的心里话。这些话在清末民初之际，曾经见诸当时的报章。这些话在四十年代，曾经由当今已执政、当年却在野的中国共产党人亲口说出亲笔写出过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话不过是将当年共产党向当政的国民党所言，向当今执政的共产党重复一遍罢了。假如共产党记忆尚存，那么执政者不会感到突兀。只消把当年的报纸拿出来对照一下就可以发现，这全都是你们当年讲过的。
   
   这份历史文献虽然迟到，却依然激动人心。大好的国运当头，唯一的缺憾就是迟迟不见政治体制改革启动。当政者只消有点政治智慧，就可以将这份文献的公开，看作一个天赐良机。既可以籍这份文献推动裹足不前的改革事业，又可以籍此平息一下由一系列天灾人祸造成的民众怨气。经由政治改革，走向民主联邦的历史前景，从而官府民众获得双赢，这样的可能依然存在。但是，再度错失的可能，也同样存在。
   
   一九八九年的历史，留给中国人的一个重大教训，即是凡事都不能不给对方留余地。这份文献的公开，给当政者留足了进退的余地。除非当政者死心塌地学习古巴朝鲜。这份文献的公开，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是相当温和，相当理性的。正是这样的理性特征，能够吸引数百名知识分子签署。他们当中有老年共产党人，有年轻的自由写作者。年龄跨度很大，职业范围甚广。这样的理性表明，虽然官府硬生生逼出了一个杨佳，但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全都杨佳了。至少知识分子还不想成为杨佳，一如鲜有知识分子能够成为林昭。林昭般的圣人是罕见的，但被逼上杨佳式的反抗之路，却不是没有可能的。
   
   这份文献的温和理性，还见诸其既没有将矛头指向任何一个当政者，也没有涉及中国民众具体的当下的切身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份文献具有一种向当政者建言的传统品质。只是比起当年康有为式的公车上书，这份文献立足于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尽管其中的签署者有不少依然在体制内谋生。这种立场，是当政者理当尊重的。就算以前不懂得尊重，那么看了这份文献后，也应该学会尊重。一旦当朝的执政者和在野的异议者之间，彼此产生尊重，那么改革的涵义也就自然而然地呈现了。可是，当政者假如连这一步都跨不出去，那样的落伍就可能引发谁都不想看到的灾难。将会是什么样的灾难？难以预料。但也并非没有前车之鉴。明末清初的那段历史，应该是面镜子。
   
   一九八九年以后的二十年来，整个民族被全体推入物欲相逐的泥潭。这个民族已经习惯了对任何具有精神涵义的事情置若罔闻。这样的现实，不是这份迟到的历史文献所能改变的。不涉任何人切身利益，既是这份文献所长，也是这份文献所短。政治通常是因为利益诉求而得以推动。没有具体的利益诉求，在操作层面上就等同于一纸空文。这给当政者装聋作哑，留足了余地。大不了以后再也不说普世价值。
   
   这份文献展示的图景，不要说在欧洲在美国，即便在日本，在韩国，包括在印度，都已成为历史。但这在中国，却还只是前景。中国的落后，不是落后在有没有原子弹，不是落后在卫星能不能上天，而是落后在制度的专制，落后在人心的黑暗。正是这种制度和人心的双重黑暗，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劫难。就此而言，《08》宪章既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出这种黑暗的努力，也应该成为包括当政者在内的整个民族，走出这种双重黑暗的历史机遇。
   
   2008年12月12日星期五写于纽约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