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香港大学生，六四问题的几个澄清/王丹.679. /维权广场

了解事实的人，就会看到，这样的说法完全是颠倒黑白。当年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他们提出的诉求其实只有两条。各位可以看看，这两条是不是激进？第一就是要求修改《人民日报》的「4.26」社论。那篇社论指学生的爱国行动是意图颠覆社会组织制度，是把中国引向动乱，这是对学生的诬衊，也是激化了学生与政府的对立情绪的关键。事后，连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都批评这个社论「把事情搞被动了」。我们要求修改那个社论，难道是很激进的政治主张吗？难道赵紫阳不是中共的代表吗？我们提出与他意见一致的诉求，怎麽就是逼迫政府了呢？第二的要求就是与政府对话。这个更不是什麽激进主张了，因为连中共「十三大」的报告都提出要跟社会各个阶层开展协商对话，我们只不过要求政府把十三大精神落实到实际中。当局自己提出的主张，我们要求落实，这怎麽就是把政府逼到绝路上呢？！相反，看看东欧和台湾后来的政治抗议活动，提出的诉求都比我们激进得多。中国学生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提出的就是这样两条最温和的主张，但是政府不但始终拒绝，最后甚至还用武力血腥镇压。到底是谁激进？到底是谁逼迫了谁呢？！各位可以自己作出判断。

镇压的一方不许别人提

第二，双方发生冲突，双方都应当承担责任。这种说法听起来好像客观公正，好像站在中间人的立场上，但是不分是非的所谓公正，就是最大的不公正。

其实要想分辨当初人民与政府方面的行为的是非曲直，是非常简单的事情，根本不需要说那麽多。我们只要看看双方事后的态度就可以了。作为镇压的一方，中共当局20年来都宣称当初的决定是正确的。问题是，中共当局做了这样的一个正确的决定，保证了中国没有进入动乱，这样的「丰功伟绩」你却从来看不到中共宣扬。是中共自己谦虚吗？当然不是！一个把「伟大光荣正确」的宣扬辞彙写在中南海门口作为大标语的政党，不是一个谦虚的、不宣扬自己的政绩的政党。可是这个政党，对于自己1989年的那个「正确的决策」，20年来不到被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绝口不提，不仅自己不提，也不许别人提。不要说不许批评这件事情，就是表扬政府镇压有理也不行。各位想想，如果当局真的觉得自己做的是正确的，可能这样迴避吗？只有心虚的人，才会迴避。相反，倒是六四受害者的方面，儘管已经被镇压，被剥夺言论自由，甚至儘管已经被当局抹黑压制，但是20年来从来没有放弃发出抗议的声音。对比双方的态度，是非曲直就一目了然了，根本不需要说那麽多别的。如果有谁面对当局这样的态度，在当局自己都不敢提起的前提下，还替当局辩护，那麽显然，他的判断就不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了。

第三。有人说，那麽多市民堵在街头，导致戒严部队不能到达指定的任务地点，部队为了完成清场任务，最后只有用武力的方式，不然学生永远在广场上不撤下来怎麽可以？

首先我们必须要说，学生会不会永远坚持在广场上，这根本就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换句话说，如果政府接受学生前述那两个极为温和的条件，学生早就撤下来了，为什麽为了自己的面子，宁愿用暴力杀人也不肯接受学生合情合理的要求呢？其次，即使我们站在当局的角度，是不是必须用开枪的方式才能解决呢？当然不是。 1976年的四五运动，也是有大批群众集结在广场上，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是毛泽东和「四人帮」，都没有採取调动军队开枪的方式，最后也还是驱散了广场上的民众。

回到1989年的具体情况来看：从事后媒体发表的录影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戒严部队执行清场任务的时候，大批的士兵并不是从长安街上包围过来的，而是从人民大会堂冲出来的。事实是，早在6月4日之前，人民大会堂、劳动人民文化宫以及中山公园里面，就已经驻扎了大批的戒严部队，因为这3个地点，都有宽阔的地下通道直通北京郊外的西山。否则，在各个路口都被市民堵住的情况下，那些从人民大会堂里面冲出来的士兵是从哪里来的呢？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了：我们知道，第一，戒严的主要目的就是驱散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民众，就是所谓「清场」；第二，六四屠杀发生的主要地点，不是天安门广场，而是长安街上。那麽我们的问题就是：明明已经有部队不需要通过长安街就可以控制天安门广场了，为什麽还要在长安街上用机枪坦克进行武力镇压？如果武力是必要的，那麽像方政这样的受害者，被坦克从背后辗过去，又如何解释呢？他们明明是已经撤出广场，走在回学校的路上了，还被坦克追上来辗过，这难道也是必要的吗？到了6月4日的凌晨，也就是当局要清场的时候，整个天安门广场上留下来的学生不到1万人了，而戒严部队有几十万人之众，即使几十个人抬一个人也可以完成清场任务，有什麽理由一定要用开枪的方式呢？显然，开枪绝对不是迫不得已的，而是当局有意做出的选择。至于当局为什麽选择开枪的方式，而不用和平的手段，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