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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何和解何以宽容？/刘水.676. 和解与宽容，是有前提条件的，都建基于对施害者迟来的审判以及他们的忏悔，同时最为基本的公民言论自由权切实得到保障。舍此，则是对恶的纵容和对社会正义的羞辱。
二战后，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人幸存者曾说：比起纳粹的罪恶，更让他们绝望的是整个社会的冷漠。这有两方面的意义：社会对犹太人遭遇灭绝时的冷漠，和对纳粹清算的不彻底。纳粹占领整个欧洲后，只有一个国家丹麦，拒绝了希特勒隔离犹太人的命令，其它国家都表示顺从，将本国犹太人送进集中营和焚尸炉。
人类对于罪与非罪、罪与罚的难题，从来都是无能为力的。对遭受的罪恶、屈辱和伤害，非常容易健忘。法律和良心也是无力解决的，唯有倚靠时间，用遗忘来修复、完成和解和宽容，不能像人体器官进化得那样完美和电脑程序那样精准。再明确一点说，对罪恶和罪人的宽容，与其说是由人完成的，不如说是由时间完成的。
人组成的集体，不管是一个国家、政府、种族，总有许多致命盲点。往往无法解释和解决自己曾经的行为，也常常无法解决同类给出的难题，这是一个充满苦难、奇妙和荒诞的肉体与心灵的双重体验过程。
政治和权力，是人类给自己制造并赐予的春药，让社会大众晕眩、迷失、亢奋、销蚀自我、失去判断、纵欲而残杀。政治和权力，也从来都是肮脏、丑恶和血腥的，尤其在我们这个国度。灭绝犹太人，纳粹固然是首恶，其实欧洲的非犹太人都参与了这个作恶的过程。
电影《朗读者》（包括另一个译名“生死朗读”，都不甚与剧情吻合，不如片名改叫女主角名字“汉娜”准确）给出了这个难题：为了国家利益、忠实执行政府命令，却被判终身监禁。如果一直追问下去，有罪的恰恰是纳粹政府，但是政治的罪恶，却让执行者承担，似乎很不公平。实则不然，在一个罪恶政府系统中的每个人，其实都有选择不服从、不作恶、甚至抗拒的机会，完全可以做到让良知做主。实质上这关涉个人私利与公众利益的边界。在法制公正、政治透明的社会，个人私利总是趋向并让步于公共利益。这里所说趋从与让步，是以尊重个人的自由选择权为前提，并非我们习以为常的行政命令、政治动员强制等等。
如果说纳粹政治的恶，通过美英等占领西德得以清算，那么苏联占领下的东德并没有得到清算。BBC拍摄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六集纪录片，给出一个数据：先后在欧洲各个纳粹集中营服役的党卫军看守共有8000人，二战结束之后，受到调查的纳粹看守仅有7、800人，而受到绞刑、关押等法律制裁者只有区区1、200名看守。而在纳粹集中营关押人数最多的依次是犹太人、苏联战俘和吉普赛人，犹太人死亡高达600万人。仅仅简单类比一下数字，死亡人数与受制裁看守，多么不成比例，不要说展开其它追责。
同样，章诒和女士最近连续两期在南方周末刊载文章，揭露曾经的告密者、文化名人黄苗子和冯亦代。黄苗子在文革中告密将诗人作家聂绀弩送进了监狱；冯亦代在“反右”中直接参与对大右派、章诒和父亲章伯钧的迫害。章诒和对冯亦代用“卧底”一词，我从惊讶中平静下来，这算客气的叫法。猜想“卧底”叫法章女士斟酌再三，但远不足平复她心中的恨。黄苗子仍在世，冯亦代2005年离世。倒不是两篇文章内容吸引我，而是章诒和女士的决绝姿态让人称奇。我在心里默想，章女士命真硬。她在文革中以反革命罪入狱10年，舔舐自己的伤口，也乐意让别人的伤口流血。在中国历次政治运动中残存下来的受害者成千上万，但是，居于中国大陆、敢于直呼其名、说出真相者，作为“受害者”的章诒和是其一。
为什么是章诒和？从章女士已公开出版著作《往事并不如烟》等不难发现，她的视角往往从自己父母、家庭的见识和遭遇着笔，延伸至文化圈和艺人圈。文字颇具纪实色彩，可信度非常高。远离政治，但记录的却都关乎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作家诗人、艺人等群体的残酷迫害。我要说，章女士除了超越的勇气和良知，更为称道的是她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证据。
章女士“豁出去”的勇气来自哪里？首在高干家庭出身，其父曾留学德国、建国初期曾先后任交通部部长、光明日报社社长、中国农工党主席，这让章女士自小耳濡目染看透政治；其次，她又是这个政权的反叛者和受害者；再次，历次政治运动罪错，并没有从意识形态得到改正，作恶者也没有从法律上得到惩治。冯亦代自传《悔余日记》轻描淡写、畏缩含蓄的所谓忏悔算得了什么。章女士心中有气有恨，许多人也有，都堵在心口，无以释怀。正是堵在心口的恨和气，化作章诒和女士揭穿恶人的勇气。章女士的凌厉、硬气，让绝大多数所谓史学家、教授、学者和作家，无地自容。
历史经不起追问，但我们不能放弃追问的权利。
北京及海外一伙政治投机者和野心家，搞了一个“中国和解智库”，这如同二鬼子“翻译官”让镣铐加身、跪在地上的奴隶向挥舞皮鞭的奴隶主请求：我们和解吧！这帮人除了藐视历史的无知和恶毒，无底线的和稀泥，巧妙地将自己置身无涉利害第三者、自我保护之外，很是欺骗了一些人。
最后再次重申：对未受到惩治的恶毫无底线的宽容，那不叫宽容，而是纵容，等同于犯罪。
2009年4月6日
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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