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国寨大幼儿》系列
   
   当教授要有良知。这就需要有钻研理论的沉静精神，少有焦虑。在广东、上海等沿海地区，许多教师、记者、作家的生活水平早已脱贫，心中焦虑却更大：为什么钱不能更多？很少有人为生命之树难绿，为学问良知不坚实而着急。

   
   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有良心的庶民一定不会少，要不然这个国家早已不存在。由此可推论，任何一个发达国家有良知的教授也一定不少。不然这个国家何以发达？国寨读书人做政治人质而不自知，或虽然心知肚明却不敢正视、不敢触及、不敢承认，更不敢积极主动地去寻求解体共产党以改变自己被绑了心的奴役处境。士大夫不能做了，做知识分子——追真理而求知识，做学问而致良知——又做不了，高收入的刺激将会导致读书群体的腐败焦虑。国寨良知基石正在坍塌。
   
   越来越多的受教育者进入国寨政府的权力部门，这一方面国寨有更加现代化的外观；另一方面也潜藏着更大的危机――学历和职称官员，由知识生意人堕落为腐败分子。最为典型的事例出现在沈阳市：知名教授、中级法院副院长焦玫瑰，在恶浊世风――“赠送”雷达表、别克车、名贵手机、高档家具――的污染下，当了四年半法院副院长，前两年零三个月守住了权力贞洁，后两年零三个月跟刘全、刘涌等人开始了权力卖淫，充当权力妓女，换来了十三年零六个月的徒刑。女教授焦玫瑰没守住权力贞洁，男教授季广茂如果做了检察长能守住吗？
   
   差不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腐败官员案发后都说，开始掌权时拒绝过礼金，得到过赞美声，为百姓干过善事，但由于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价值观出了问题，做了贪欲的俘虏，最后上了腐败航船，并驶向了腐败海洋的深处。“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价值观出了问题“、“做了贪欲的俘虏”，这便是国寨读书人的良知出了问题：真诚品质和求实精神极为匮乏。抵御社会腐败世风，不可缺少社会法律政治机制构筑的盾牌，道德品质给个人贴身制造的防弹衣更不可匮乏。
   
   良知问题在中国并非国寨时代才开始。私利追逐与诡诈施展都出自人心。汉武帝时代像司马迁那样仗智直言为李陵战败投降匈奴辩护的人就很少。明朝王守仁更是另类，身体力行地把明辨是非的智德带进仁心，在太监刘瑾制造要置20几人于死地的冤案之际，上奏皇帝陈述冤情，被光腚打了40几棍贬到贵州不毛之地当招待所所长，依然耿直向善创建致良知的心学。王守仁可谓古代读书人中少有的知识分子人种。可惜五百多年追随者如熊猫。从汉代到清代，为什么冤假错案从没断过朝代？因为每逢冤假错案之际，家人社会多数士大夫心里明白，却一个个宁为瓦全、不为玉碎地明哲保身：脑袋割了不能再生，血浓于水为了家人只好亏了苍生。尽管如此，古代的保身明哲还是有羞愧感的，没有今日国寨教授的厚颜。国寨今日从学生到教授，面对中共的邪恶，道德是非感差不多都喂了狗。
   
   中国古代读书人虽然热衷于做官，却学的是伦理道德，做的是道德官。也就是说，儒生的良知并不匮乏，主要是私心和软弱的人性问题，没有公然要做畜牲的儒士和儒官。钱穆所著《中国思想通俗讲话》概括古人的思想主要为：1、讲道德之理；2、重人性天命；3、重德知履行；4、讲气数命运。“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之类功利意识，是宋朝以后儒生平民化过程中才日渐滋长，真正成为社会主流思想还是国寨大幼儿捞钱的经济建设时期。
   
    2009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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