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国寨大幼儿》系列
   
   好人撒谎让好坏难辨：好人撒谎动机通常是善意的，于个人有利；但撒谎本身却是危害社会的坏行为，为世风败坏推波助澜。前面所说宫母撒谎示爱，她女儿也确实考上大学了。但如果她实话实说女儿也许依然可以考上大学，化悲痛为力量可能还会考得更好。宫母却没这样想过，她撒谎是从众心理，是一种习惯；其不良后果于己于社会，比女儿考上大学的益处要多得多：让女儿受良心谴责，更难过更伤心，产生负疚心理，给女儿作了仿效撒谎、欺瞒的非道德示范。

   
   撒谎成性的人会被自恋困住长不大，包括好人，无论他（她）长多大都如同《狼来了》故事中的放羊娃，地位多高都如同2800年前的周幽王。人心逻辑是幼稚儿童和乡村农民的生活心理情感，没有哲学和科学的理论功能。所以儒家一旦国学礼教化后，就很难走下以权势维护等级秩序的乡村文明马拉车，长期陷在人心逻辑“好坏、人情、私心、良心”之思维迷宫里，自我陶醉并互相折腾。
   人心逻辑直到西方携科技工业文明成果东进时，才开始难挡形式逻辑的强力。两种不同的逻辑，所致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世界和全然相反的社会管理。
   
   形式逻辑是成年人和城市公民的思维逻辑。早在两千多年前，古代希腊和罗马城市的文明足迹就是：“以人为本，以知为路，以律为绳”。希腊神话中宙斯、赫拉、雅典娜等神的故事中，显见信奉者的人本特征：名利色情等；哲学思辨世界的本原、变化的形式、运动的规律、联系的方式，科学分科论述数学、物理、天文、生物、艺术、政治、伦理等学问，明显就是知识路径；从宙斯确定法令到提克（正义）女神辅佐开创城邦内部与之间的秩序，那就是公民权利的绳索。罗马帝国实施市民•公民法日渐背离习惯法传统不搞圈子化和特殊化，使守法具有自律性质。亚里士多德提出“我爱老师但我更爱真理”，离开柏拉图学园创逍遥学园，才有形式逻辑。更有培根离开剑桥大学创归纳法，直到牛顿使形式逻辑跟实验研究相结合，科学技术才挣脱哲学缰绳成为现代工业文明列车的发动机。
   
   与古希腊与古罗马不同，中国古代的文明足迹就是：“以家为本，以礼为路，以刑为绳”。“父道•师道尊严”下儿女和学生们虽然也“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但更“子女不言父母过”、“我爱知识但我更爱我师”。“天人合一”调和传统下，历朝历代都只有臣民而没有公民，在尊卑有序道上讲仁爱孝道礼制美德，而非在自由平等路上讲法制权利。天道与天理、天命与性命的文化传统下，个人幸福不如家和国富。两千多年人心逻辑的生活思维，中国人一直将解决实际问题的科学技术（道学科术）的缰绳交给老师或师父。先辈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就这样世代相传，引领后辈的心智。天不变道亦不变，田野、炊烟与大院、深井的农业文化与文明也世代不变。与人为善根植于人心和人性，做好人的传统永不抛弃。但光做性情好人还不够，因为欺瞒、嫉妒也同样根植于人心和人性。
   
   历史发展规律总是智进德退。儒家传承尊卑有序等级伦理的背面是绝对平均主义，从孟子主张置恒产到王莽下令复井田，再到隋唐均田、北宋均税，宋朝王小波、李顺均贫富与钟相、杨么等贵贱，都在人心败坏之际力图以平均主义缓和人的冲突。官民失德背景之下，人心逻辑将社会问题复杂化，西方文明东进的宪政化问题因中国各阶层的私心而不能达成立宪共识。因立宪既得利益受损者嫉妒立宪将得利者，以抵制邪恶借口而打击。相互斗争的人也许都是仁父、孝子、贤夫，却好人戏弄好人、好人甘于做小人。因此，好人坐视坏人折磨好人的邪恶现象永难遏制，“一粒老鼠屎坏掉一锅汤”的情利社会转化不成权利社会。中共国寨能生存60年，就是因为中共用暴力和谎言成功地操控了人心逻辑思维的好人。
   
   
    2009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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