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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公正地评价蒋介石这个歷史人物
武之璋 郑义：客观公正地评价蒋介石这个歷史人物
(首发稿)
文章摘要: 国民政府是蒋一手缔造的，十年建设也是在蒋领导下进行的，可惜当年的地方势力，跟共產党一样以「团结抗日」之名进行破坏捣乱、分裂国家之实，到七七事变，南京政府的建设不得不画下休止符。
作者 : 郑义, 武之璋,
发表时间：2/17/2007
评论一个歷史人物，本就不易，尤其是评论歷史上的政治人物更不易，即使根据中国立德、立言、立功的标準似乎都嫌粗糙，都不精準，因為不少歷史人物如汉武帝、王莽、唐玄宗，甚至清钳聋，其早年、中年、晚年的表现不一，判若两人；又如许多政治人物入错行了，宋徽宗、李后主都是了不起的艺术家，根本不该从政，但是不幸生在帝王家，註定悲剧收场，又如许多政治人物像共酋猫腊肉，其性格集军人、诗人、流氓、土匪、淫棍於一身，评断一个歷史人物之难可见一斑。
虽然如此，我们仍尝试从一些一流史家对歷史人物的评价归纳出几点通则，以建立评论歷史上政治人物的标準：
一、避免泛道德主义：评论政治人物最忌把人物简化成好人、坏人，连孔子都不赞成把歷史人物简化成好人、坏人，所以有人批评管仲品德问题时，孔子就不以為然[1]，而且替管仲说话，又如许多人受了三国演义的影响，把曹操说成万恶不赦的奸臣，但是曹操是中国歷史上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政治、军事、文学以外也是个兵学家，研究曹操要从当时曹操面临的时代背景及曹操的多重面貌切入，万不可受三国演义的影响把曹操简化成「坏人」。又如唐太宗李世民，玄武门之变杀兄弟，逼父亲让位，在中国人的品德标準是站不住脚的，但是李世民的品德问题仅伤及李氏一家一姓，而李世民的功业缔造了初唐盛世，其政绩惠及天下百姓，甚至有功於世界文明，正因李世民不凡的政绩，大家对李世民的私德问题也就曲予优容，或刻意淡化。
二、改朝换代后褒扬可敬的对手：中国史家常常客观公正的讚美他们政治上的对手，这是中国歷史的一个优良传统，司马迁笔下的项羽、陈寿笔下的诸葛亮，都是可敬的对手，因為史家的目的在传承人类高贵的精神价值，这种高贵的精神价值不因政治势力的一时胜负而改变其标準，相反的以政治势力抹黑对手是要被史家及读者谴责的。
三、不以成败论英雄：歷史上很多英雄都是悲剧英雄，东西皆然。失败英雄被人尊敬原因有二：
其一、一时的成败跟日后对歷史文明的影响是两回事，如孔子在现实政治上是失败者，但是其学说影响人类文明至今不衰。
其二、悲剧英雄因其在人格上的吉光片羽受人尊敬而变成人类高贵情操的典范。如郑成功的悲剧、郑成功的遗憾，至今令人敬仰、追怀不已。
四、不能以今日之标準求诸古人：古人身处一个与现代完全不同的社会，其作為应该以当时的社会条件与是非标準来衡量，如广州有个人不甘寂寞的文革时期「大批判笔桿子」袁伟时以法律的、法治社会的标準来批评孙中山先生，指责孙主导之护法战争，成立广州政府之作為乃系目无法纪之叛乱行為[2]。就是以今非古的案例，当时袁世凯拥兵自重撕毁约法，各地军头盘据一方，形成国中之国，当时是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孙中山的抗袁，史称二次革命。至於颁布宪法、民法、刑法等使国家进入法制化，是北伐统一，南京政府成立以后的事，而国家法治化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严格地说国家法治化工作到今天都尚未完成。以「不守法」来批评当时的孙中山先生，大谬也！
五、评论歷史人物要分类比较，不同类不能比：歷史人物粗略可分為政治、学术、军事、艺术等，学术又可细分為文学、哲学、史学等等。每一种歷史人物自有其不同的标準，我们认為评论政治人物第一要件是能力，而能力包括领导统御、胆识、判断力等等，其次是品德、学问。尤其在一个混乱的时代，如民国初年，学问品德比蒋介石好的人很多，但是他们不是没有领导能力，就是欠缺胆识，所以无法成為中国的领导人。而蒋在歷史上的评价应该跟当时的政治人物做比较，以当时的政坛风云大物而论，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等，其格局、见识、魄力皆不能与蒋相提并论，最后不免一一被蒋收服，而当时许多品学兼优的人物如胡适之等，并非政治人物，不能与蒋做比较，假如当年胡适做总统，国事可能更糟(翁文灝是当年一流的学者，他当行政院院长搞出个金银券，弄得天怒人怨，国民政府遂败走台湾)，而从大歷史的角度来看，胡在文化思想上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可能超过蒋，所以评断歷史人物首重分类，不同类不相比，而政治人物的首要条件是治国能力。
六、比较政治人物要在同一时空基础之上：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社会环境，社会环境不同会產生不同的政治人物。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政治人物能突破当时社会环境的困难，能洞悉当时问题之所在，即可成為当时的领袖。其作為对后世的影响及评断其功过是非当然应该以当时的社会文化条件作為评论的要件，如以华盛顿的标準来衡量孙逸仙则谬矣。因為美国早期的移民主要是英国清教徒，美国是当年相对最进步、最民主、素质最高的一群人建立的。也可以说美国是进步文明的「整厂输出」，跟当时中国贫穷落后的中世纪次殖民地社会背景完全不同。如果华盛顿出现在清末的中国（实际上以当时的中国社会环境也產生不出华盛顿），恐怕也会一事无成。所以，评断孙中山先生的功过是非，必须考虑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要跟当时的政治人物如袁世凯等做比较。
我们先用以上的标準评断蒋介石的一生功过及人格特质，然后再用可靠的一手资料来评断蒋介石对二二八应负的责任。
蒋介石的声望在西安事变猛昇，到抗战初期达到了高峰，到了抗战末期，因為史迪威事件中(华民国)美关系交恶，蒋在美国人的心目中的地位开始下降，到大陆易手，蒋在国际间的声望跌入谷底——美国发表对中国白皮书，放弃蒋政权，甚至主张倒蒋者也大有人在。后来韩战爆发，中美关系改善，但是蒋在盟邦以及西方学术界之地位一直没有恢复，当时外人对蒋之批评：独裁、专制、不懂民主法治、刚愎自用、任用私人，蒋的团体贪污腐败、无能，所以把大陆丢失了。西方人对蒋的希望与失望移情到猫腊肉头上，认為毛是土地改革者，毛是劳苦大眾的救星，但是后来韩战爆发，毛搞文化大革命，西方人才发觉毛的专制、独裁、残暴、毛集团的腐化等等，所有当年加诸蒋的罪过，毛都比蒋严重十倍、百倍，在西方人在瞠目不知所以之餘，蒋的声望略有回升。
国共战争末期，中共以其文宣，包装成民主、进步、土地改革者，争取到不少美国政界及自由主义学者的同情，而把蒋归类於独裁、封建、落伍、腐败的代表，蒋在西方已毫无地位可言，大陆沦陷后西方学术界几乎一面倒的把蒋眨成丑角，影响西方人视听的有著作有：
(一)伊萨克之《中国革命的悲剧》：该书初版於一九三八年，再版於一九五一年，作者為一马克思主义的歷史学者，对蒋极力丑化，该书无论作者的史观、立论、资料来源都有问题，并非一严谨的学术著作，但在西方影响颇大。
(二)马罗之《人类命运》：作者同样是马克思的信徒，同样也是一位共產党员，《人类命运》是小说，书中的蒋介石是个「不分是非的恶人」。该书曾经是畅销书，对蒋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印象影响极大。
(三)毕克《两个不同的时代》：毕克是「自由主义」的新闻记者，由於对中国社会不瞭解，对中国政府爱之深、责之切，故用美国民主法制来苛责国民政府。故《两个不同的时代》虽然是一本较有水準的书，但对蒋的评价也是失之偏颇。
(四)斯诺《西行漫记》：极力吹捧猫腊肉，把猫腊肉描写成「土地改革者，劳苦大眾的代言人」，促成了美国亲共风潮，无形中贬抑了蒋的地位。
(五)席格雷夫的《宋氏王朝》：此书名气大，影响力歷久不衰，然其资料来源仅限於情报机关的道听途说之小报告。
(六)费正清的学术著作：费以西方汉学祭酒的地位，以学术理论来支持共產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并称之谓「歷史之必然」，同时以双重标準去评论蒋、毛，但是费的理论到中共文化大革命以后就觉得无法自圆其说[3]。
至於中国人对蒋的批评，可以分為四大类：
(一)国民党御用学者之著作：这些作品最大的问题是溢美、是隐恶，把蒋吹捧成世界伟人、民族救星。但对蒋优柔寡断襄公之仁隐而不记。所以这种作品虽多，但是并无多少学术价值。
(二)客观的学术著作：因為国共斗争时间太久，规模太大，国共意识形态的影响迄今犹存，所以到今天我都认為一本公正的、客观的、严谨的蒋介石传尚未出世。有关蒋的评价黄仁宇的著作[4]、唐德刚的著作，在搜证方面、在史观方面、在排除泛道德主义方面、在重视歷史人物背景方面都有所突破、有所发明。黄仁宇、唐德刚(但是唐对蒋也有许多恶意丑化，其首鼠两端乃学术研究之大弊)认為蒋领导一个中世纪的落后国家对抗世界一流军事强权，达八年之久，仅此一端在中国数千年歷史上仅此一人。但是可惜黄仁宇已故，唐德刚因《李宗仁回忆录》之逢君之恶而遭歷史学界不齿，我们寄望年青一代的史学家能担负此一歷史重任。
(三)左派及共產党的咨意丑化：由於长期敌对，共產党及左派对蒋之丑詆，如背叛革命[5]、专制、独裁、卖国等皆系由中共官方定调，并无史学价值，但是近年来由於官方思想箝制鬆绑，再加上大量遗留在大陆之国民政府档案解密，大陆不少学者遂替国民政府乃至蒋介石做翻案文章，中共当局因忙於贪瀆已无暇干涉，故近年稍见学术自由，此為一可喜之现象。
(四)李敖对蒋之评论：李敖曾经出版《蒋介石研究》、《蒋介石研究一集、二集、三集、四集、五集》等，专书攻击蒋介石。李敖对蒋之研究及批评乃系个人私怨而非严谨之学术著作，李敖对蒋之「研究」有栽赃、有隐晦、有选择性引用资料等等「恶意」与「曲笔」，随处可见，不一而足，兹举两例即知大概矣：
其一、诬蒋是卖国者，捧汪精卫是爱国者。
【蒋卖国证据】：
A.己经抗战四年而不向日本宣战[6]。
B.抗日期间透过德国大使陶德曼与谬斌始终与日人保持接触，祕密和谈。
【汪爱国证据】：以抗日前汪曾致函胡适，谓逞一时之愤做民族英雄易，但是假如中国战败，谁来收拾残局之类的感慨之词，作為汪不是汉奸的证据。
李敖应该知道抗日时期的中国社会是停顿在中世纪，贫穷而且落后，面对世界一流军事强权，蒋介石领导全民奋起抗战，至今思之乃為一场「豪赌」。「不宣战」、「保持接触」，乃系考虑到万一战败，為保留民族生存，预留迴旋空间的权宜措施，事实上绝对有其必要，何况中日為邻之事实既然不可能改变，无论胜败，有祕密接触之管道乃势所必然，岂能以这个理由说蒋卖国、不抗日。例如二次大战中德断交，德国即主动要求保留一个祕密接触代表留在中国[7]。又汪在歷史上的评价早有定论，汪罔顾抗日大局，以党国元勋之尊叛变投敌，对抗日之团结，民心士气都造成大伤害，同时纵容七十六号[8]、李士群等人残杀重庆特工人员等等，可以证明汪是汉奸的证据堆积如山，李敖均视而不见，仅仅拿出一封信来证明汪不是汉奸，岂不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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