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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畜的“四个创造”
毛畜的“四个创造”
社会主义思潮在资本主义早期的出现，代表了人类对社会正义和公平的追求，对社会进步有积极价值。那么，为什么在苏联、东欧和中国， 以及所有按照马克思列畜主义推行社会主义的国度，不仅未能走向现代化，反而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历史大倒退，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呢？
1、中国为什么要改革？
从列畜开始到斯贼再到毛畜，无一例外地在掌权后即抛弃了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以“人的解放”、“人的自由”为前提的民主主义精华，而不顾一切地制造“阶级斗争”并强力推行“全盘公有”，使自己的国家远远地背离了国际社会的主流价值，出现了历史性的反动。
在1949年至1978年中共执政的前30年中，毛畜发动和制造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一次比一次残酷，使中华大地经历了亙古未有的浩劫，成了一座“人间地狱”。那时，居住在古称“神州大地”、“礼仪之邦”土地上的人们，几乎日日心惊胆颤地生活在恐惧之中，不知何时自己的家人或亲友就有飞来横祸。各界精英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先后受到各种冲击、批判、凌辱和斗争，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30年间，毛畜制造了⑧亿③千万冤魂、3亿件冤案、10多亿人受批斗。可以说，毛畜视人命为草芥、造冤狱遍寰中的罪行，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所有暴君恶行的总和。国际社会普遍将希特勒、斯贼当作20世纪暴君的代表，希魔造成了6百万犹太人的死亡，斯贼则造成了①亿2千万苏联人的死亡，他们所犯的反人类罪和毛畜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至于那令农民食不果腹、国弊民穷的“全盘公有”和把人变成兽的“一党文化”对人性的戕害，此处暂不赘述。总之，当毛畜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魔君离开人世时，中国已到了不改弦更张便难以为继的崩溃边缘。
1978年底，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理论务虚会”上我说过，“现在大家评价毛畜的过和功三七开，30年后恐怕倒三七也不止”。1986年中，我在中共高级党校的一个报告中说：我们国家现在建立的“体制模式”，源于“三个因素，一个是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延续；第二是战争年代军事共产主义的继承；第三是斯贼模式的移植”；“三个因素加在一起，使我们建立了一个党、政、经合一的、中央高度集权的、按行政层次、行政区划、行政命令管理的体制模式，这种模式不能不带有强烈的封建宗法的特点”。1988年我又指出，毛畜实行的“以党治国”、“全面专政”和“等级身份”、“等级产权”，严重束缚着中国的进步。可惜这些说法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笔者认为，不彻底批判毛畜在中国的一系列祸国殃民、倒行逆施的恶行，不彻底解除毛畜强加给中华民族的重重枷锁，要把中国建成一个现代化强国的梦想是难以实现的。如果说改革是为了消解那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那么，毛畜那一系列反人性、逆潮流的“创造”则必须从根本上革除，否则中国一直会被摈除在现代化国家之外，难以汇入人类社会的主流。
2、毛畜祸国殃民的“四个创造”
我在研究中发现，毛畜实在是一个古今中外专制暴君之集大成者。我将他那搅得天翻地覆、民不聊生的驭民手段归纳为“四个创造”，这“四个创造”至今仍被中共的掌权者奉为圭皋。生活在中国以外而没有亲身经历过毛畜“四个创造”带来灾难的人们，则很难体会其危害。
首先，毛畜创造了以“政治歧视”和“阶级歧视”为特征的“等级身份制”。
自1949年毛畜掌权之始，当局便给每个人、每个家庭定了终其一生的“阶级成分”。其“依靠对象”名义上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出身和“工人”、“贫民”、“贫农”、“下中农”出身的人，这些人无论在居住、读书、就业还是升迁方面都有优先权。实际上，真正能享受到特权的是“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出身的人，而后者虽也会受到照顾，但大多只是陪衬。至于被划为“专政对象”的人，其命运就十分悲惨了，不仅本人、家庭、子女难有出头之日，而且每次运动都要挨整。结果，“人生而平等”变成了生而不平等，人们失去了“自由选择”的可能。这种人为制造的“阶级歧视”在不断推行的“阶级斗争”过程中持续扩大，“专政对象”最初是“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后来增加了“右派”，“文革”中又增加了“叛徒、特务、走资派、臭老九”。当然，“阶级歧视”又服从于“政治歧视”，在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中，“表现好的”（一般是党的“驯服工具”），即使出身不好也可能被重用；“表现差的”，即使出身好也可能遭排斥。于是，耿介不阿之士屡受打击，看风使舵、落井下石之人则受宠重用。人们的“政治表现”被记入“个人档案”，这样的“政治档案”左右着每个人的地位和前途。这种将人分成三六九等的“等级身份制”既奠定了“依靠对象”的特权地位，又使“专政对象”和他们的亲人不断受到迫害，不同的等级身份带给人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待遇。这种做法人为地制造了人类社会最惨无人道的不公平。人类社会尚未发展出“民主政治”之前，出现过各种“等级制”。但长期将一部分民众当作“专政对象”，特别是将“有产者”和“知识人”作为“敌人”实行“专政”，却是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才出现的一种前所未有的历史现象。而毛畜创造的 “等级身份制”集“政治歧视”和“阶级歧视”之最，在社会主义诸国中堪称独一无二。至今这样的“等级身份制”仍然隐存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中，从未被摈弃，更未被清算。
其次，毛畜创造了以“全盘公有”和“统制经济”为特征的“等级产权制”。
从1949年到1959年，毛畜用10年时间“消灭私有制”，实现了“全盘公有”，建立了“统制经济”。在农村，从“流血土改”到“清匪反霸”，不仅消灭了乡村士绅，而且将所有民间的社会、宗亲、行业组织统统摧毁，美其名曰“彻底消灭农村封建势力”；再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剥夺了农民的土地、耕畜和生产工具，使他们只能生活在奴隶劳动加平均分配的生产队里。在城市，从“三反五反”到“公私合营”，再到“工业、商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实行“统购统销”，不仅将经济资源和命脉通通掌控到了政府手中，而且还用各种票证严格控制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必需品之消费。接着实行的“户籍制度”则使8亿农民沦为“贱民”，中国从此用国际上少见的“户籍身份管制”构造了畸形的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而且，所有工矿企业、机关、事业都逐步建立起了“军事共产主义”的那种具有“全能”和“依附”特点的“单位所有制”。在这些单位里，一个人的生老病死乃至于日常居住，一切依赖于“全能”的“单位”，而每个“单位”又“依附”于上一级的“单位”。如此，“单位”就如同其成员的“大家长”，通过控制成员的生存需要而支配他们及其家庭。不仅如此，在实行“全盘公有”和“统制经济”的过程中，企事业单位又被划分为三六九等，国营企事业分为部级、副部级、正局级、副局级、正处级、副处级，集体企事业则分为大集体和小集体，农村则分为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三级。不同等级的产权单位获得一系列按等级区分的不同待遇，例如人员的级别、工资和福利不同，甚至资金、物资的供给也分等级。处于“等级产权制”上端受优惠的当然是国营大中型企事业单位，而下端被歧视的自然是农村的经济单位。不同的等级产权伴随着严重的“产权歧视”，自然不存在公平发展的机会，农村的8亿农民处于悲惨境地的原因也就不言而喻了。这种“等级产权制”当然是和现代化国家的“自由产权制”背道而驰的。
第三，毛畜创造了以“思想清洗”和“文化灭绝” 为特征的“一党文化专政”。
从掌权伊始，毛畜就运用其“笔杆子”制造的“革命文化”、“斗争文化”、“痞子文化”、“奴性文化”、“造神文化”和“假大空文化”（实质上是“帮派专政文化”），来整肃中国知识界、文化界、新闻界、教育界各种代表性人物。通过不断的民粹主义的“政治运动”和扣各种吓人帽子的“思想改造”，藉各种类型的“文字狱”，形成了政治恐怖和愚民效应，并达到实行“思想清洗”和“文化灭绝”的目的。我曾和余英时教授说：中国的历史传统是“士可杀而不可辱”，毛则是“士尽辱而不杀”，使之受尽人间炼狱之苦。毛畜1957年用“反右派”的方式将国内有自由、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几乎一网打尽，从此建立起了“一党文化专政”的基础；1966年又用“文化革命”的方式“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对不满其胡作非为的各级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残酷的斗争和迫害，使“红色恐怖”席卷全国。偌大一个中国只见一本“红宝书”和八个“样板戏”，其他文化都被恐怖手段“灭绝”了。中国传统、中国文化、中国人伦中一切优秀的东西几乎被摧毁殆尽，而中国传统中的恶质文化和人性中的“假、恶、丑”却被极端地煽动出来。告密、攻讦、栽赃、陷害随处可见，六亲不认、草菅人命时时发生。只要一个人被指为“敌人”，随时都会被羞辱、批斗甚至打死。被煽动起来迫害他人的“革命群众”似乎都变成了疯子，真应了泰戈尔“人一旦变成兽，一定比兽更凶残”的箴言。毛畜实行的“一党文化专政”，不仅远远超越了斯贼的创造，连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期也难比拟。人们会问：难道晚清、民国的北洋时期比中共还开明吗？是的！那时人们拥有的言论、新闻、出版自由要多的多。例如，“戊戌政变”刚发生，以《申报》为首的三百多家报刊、四百多个政党就独立地发表了不同于政府的各种声音。毛畜实行的思想和文化专政，不仅使中国人失去了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等一切基本权利，而且连人们私下的交谈、日记、通信都可能成为构人入罪的证据。回想那时的情景，至今令人悚然骨寒。
第四，毛畜创造了以“党管一切”和“党国一体” 为特征的“全能极权体制”。
毛畜说过，“工农商学兵政党，党是领导一切的”，又说“东西南北中，党管一切”。党君临天下，毛畜则成了“皇上”；各级党的书记则是各自地盘里的“家长”。毛畜创造的这种体制不仅仅是极权的，而且是全能的：党管立法，宪法成为虚设，人大成为各界代表三呼万岁的场所和党的橡皮图章；党管行政，政府成了党的“经济内阁”，只负责完成党确定的经济工作任务；党管司法，公检法变成了党的专政工具，任由党“无法无天”，制造冤假错案（如每次实行“党委联合办案”时，冤假错案都在70%以上！）；党管安全，便在各单位布置密探线人，探查任何令党不安的言行；党管军队，就把军队变成党的“党卫军”和“御林军”，只维护党和领袖的利益；党管教育，教育就成了为党培养“接班人”和“驯服工具”的手段；党管文化，只准维护“一党文化专政”的作品发表；党管新闻，只许报道党的伟大、光荣、正确，所有媒体皆被规定为喉舌；党管宗教，正式的宗教团体全部被纳入党从人事到财务的严密控制下，成为党的“宗教政策”的门面；党管工会、共青团、妇联，这些机构就成为党的“臂膀”，成了控制工人、青年、妇女的工具；党管社会团体，各社会团体便只能秉承党的意志，不能越雷池半步。试问：历史上可曾有过一个独裁者或独裁党，如此地垄断一个国家方方面面的各种权力，又如此全面地剥夺社会成员的各项权利？没有，从来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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