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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泉：民主先声300：就中华民族的未来，与胡锦涛总书记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尊敬的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先生：
您好！我是中国新民党代主席郭泉。2007年11月14日，我曾发表致您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先生的一份公开信，题目是《探讨“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在那封信里，本人就“科学发展”、“和谐社会”两个主要的方面，从十八个角度与两位领袖探讨了在中国建立“全民福利条件下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的可能性。其中，第十八条的标题是《民主体制可以警惕并阻止权贵者用眼前利益劫持我们民族的未来》。
今天（9月23日），我得到一组数据，令我震惊。数据如下：
河北目前检出肾结石儿童占全部已检查的3.6％，广东是2.2％。而全国有3亿儿童，按这个比例计算的话，我国将出现500至1000万肾结石儿童。有的小孩现在还没出现肾结石症状，但肾脏受损有镜下血尿的儿童数还没报上去。
我读到这组数据，不禁仰天长叹。
这是不是一场民族灾难？还有什么灾难能一次性伤害这么多儿童？
我们知道罹患肾结石和尿道结石的成人疼痛起来呼天喊地、满床打滚。而不会说话的孩子有苦说不出，这是一种怎样的冤屈啊。真是人神共愤！
任何一场灾难都没有这个事件对我们民族的未来伤害大。这个事件里，突显出来的问题很多，有“眼前利益”问题，有“民心公心”问题，但是，最根本的问题，却是“制度问题”。
现在，我想就2007年上书给您的公开信里谈到的“眼前利益与民族未来”问题，再与您作进一步的探讨。
我在2007年公开信的第十八节中认为：
没有监督的体制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它关注眼前利益而无视民族的未来。对此人民看在眼里却由于没有民主体制而一筹莫展。没有监督的权贵统治者根本不考虑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也不管后代的身体健康，更不管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他们只考虑攫取暴利，而把人民抛在脑后。
他们的这种短视态度，其实是一种蔑视民族未来的可怕思想。他们只关注他们的当前利益，并用这一当前利益来劫持了本民族的未来。
人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却没有民主体制进行反对。
所以，民主体制可以警惕并阻止权贵者用眼前利益劫持我们民族的未来。
时隔一年，我在2007年最担心的问题终于不可避免的发生了。究其原因，就是没有民主制度。
下面，我想和胡锦涛先生谈谈“制度”问题。
1980年8月18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18日，邓小平在会上作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讲话指出：“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同时，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
8月31日，政治局讨论通过了邓小平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成为我国早期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
我注意到，为了“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胡锦涛总书记主政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大力倡导提高中共干部思想作风。
例如，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勤奋好学、学以致用”，“心系群众、服务人民”，“真抓实干、务求实效”，“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顾全大局、令行禁止”，“发扬民主、团结共事”，“秉公用权、廉洁从政”，“生活正派、情趣健康”八个方面的思想作风。
但是，我也更注意到，邓小平同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
无疑，小平同志是正确的。制度建设是党风廉政建设的根本。
邓小平同志曾极其精辟地指出：“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当然，胡锦涛总书记也强调制度建设对党风廉政建设的这种根本性作用。例如，胡锦涛先生指出：“加强制度建设和创新，形成完善有效的体制机制，是反腐倡廉的治本之策”。
十六大以来，中共先后制定颁布了《党内监督条例》、《纪律处分条例》、《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等十几部规章和纲要，建立健全了党委议事和决策机制、质询和罢免机制、诫勉谈话、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等一系列重要制度，国家颁布和实施了《人大常委会监督法》、《公务员法》、《行政许可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
但是，腐败势头不减，人民不满情绪增强、群体事件年年递增。
这次的奶粉事件也是如此。
中国有涉及食品安全的近20部法律和近40部相关行政法规，还有近150部规章；中国还有可以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管的10个部门（农业、质监、工商、卫生等）。中国还有关于食品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但是，中国的食品安全仍然“恶报频传”呢？
很显然，以上两个例子里的制订“制度”，并不是小平同志所说的“制度”问题。
那么，小平同志所说的“制度”到底是指什么呢？
我想，我们先来看看小平同志主要是在哪些方面思考制度问题的，就会知道小平同志所说的“制度”到底是什么制度了。
第一，在对待重大历史遗留问题时，小平同志从制度的角度去分析和认识问题。
改革开放之初，反思和批判“文革”错误，是我国实现从阶级斗争到经济建设的伟大转折的历史前提。“文革”为什么会发生？我们如何才能真正避免“文革”再次发生？不少人多从个人作用的角度考虑问题，认为是毛泽东的个人错误。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这样思考。而邓小平则侧重从制度这一更深的层次去看问题。他明确提出，对过去、特别是“文革”的反思与“清算”，“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
第二，在理论思考（是什么）与实践考虑（怎么做）之间，邓小平总把实践考虑放在优先位置。邓小平将思考重心位移到“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就意味着他把实践的重心移到了“制度建设”之上。在他看来，回答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就是回答我们在什么样的制度和体制下、遵循什么样的规章制度、运用什么样的规则与机制，去推动生产力发展、实现四个现代化；对制度优越性的评价，小平同志以“人民幸福”作为指标。
第三，在分析和思考中国社会发展机制问题时，邓小平虽然重视人格化机制的作用，但他更看重制度的优先性。社会发展机制不外乎两种类型：一类是人格化的机制，另一类是非人格化的机制。人格化机制的典型代表是“人治”，非人格化机制的典型代表是“法治”。
人格化机制与非人格化机制的区别，不在于重人与重制度的对立，也不是在人重要与制度重要之间做排他的选择；而是在于：社会发展的推动机制是什么？是人格化的意志、感情、个人魅力、高尚人格，还是尽可能排除这些私人情况的公共规章、普适规则、共同规范？
小平同志说：“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第四、在对制度优越性的评价方面，小平同志强调“人民幸福”才是评价制度的优劣唯一标准。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改革开放如果导致两极分化，那就说明我们走上了邪路。邪路，无非就是错误、邪恶之路。随便你说你的制度怎么优越，只要两极分化，你就是罪恶的制度。
由以上四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小平同志所说的制度，其实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制度。只是，小平同志在有生之年，囿于当时复杂的国内国际政治局势而无法实现他的这一政治制度改革目标。
“民主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反对贫富不公，反对两极分化，提倡全民福利、按劳分配。“民主社会主义”制度在政治上反对独断专行，反对个人权威，提倡民主监督、多党竞选。
2007年，我的公开信所提出的“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其实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制度。
我提出这样一个政治模式，其目的在于，在确保人民的福利不受侵犯并不断提高的前提下，人民能够根据各自对幸福手段的思考而组织成各自的政党，然后，公开各党的施政纲领，在更大规模的范围内，让全体人民进行选择。所有各党必须是以促进国家发展、提升人民幸福为己任的。各党的宗旨只能是为人民服务，但是服务手段却可以多样。至于哪种服务手段好，最终的裁决权在人民的选票。
最后，我承认胡锦涛先生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意愿是为了人民的幸福，对此，我不持疑议。
但是，在一党执政是否能治理好中国的问题上，中国新民党与贵党持不同政见。
我认为，中国人民能否有权用手里的选票选择最能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党，和人民是否有权用手里的选票弹劾不能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党，这是衡量中国是否有民主的唯一标准。
多党竞选，不只是谁执政“一届四年或两届八年”的位置问题，而是一种源自对国家对民族负责的历史使命感，和源于对人民手中的选票的畏惧。
这种对选票的畏惧和历史使命感，才是为人民服务的真正保证。
中国新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总路线方面完全一致，但是在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方面，中国新民党坚持走人民组党、多党竞选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缘，与贵党才俊在“民主社会主义”这方面进行对话。
另外，胡锦涛主席，我注意到中国现行法律里没有《政党注册法》。也就是说中国目前所有的政党，包括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由人民自发组建的中国新民党，都未经注册。这是极不正常的。
中国新民党愿意与中国共产党共同依法注册，接受人民的选择，为人民服务。
请胡锦涛总书记衡量中国的实际情况，客观地分析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作出贵党神圣的抉择。历史会对胡锦涛先生及贵党的抉择作出公允的评价的。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代主席、中国在野党联盟轮值主席 郭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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