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重阳节，一早我就登上了南京紫金山顶北望。和我一起登山的一个学生问我：“郭教授，重阳节为什么要登高北望呢？为什么不是南或东或西呢？”

   我说：中国南北朝时期北方多个少数民族大规模南下而造成与汉族政权对峙，史称永嘉之乱或五胡乱华。五胡是指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民族，其他还有丁零、乌桓、吐谷浑等等。

   这些北方民族在中原大地上任意宰杀汉人，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长达130多年的外族统治。其中有多个政权是标准的“金发碧眼的白种人”建立的。

   例如羯、白匈奴、丁零、铁弗、卢水胡、鲜卑等部落主体都是金发碧眼的白种人。这些来自蛮荒之域的野蛮胡族还保留着原始的食人兽性，其中，羯族，白匈奴，鲜卑族三族煮食我汉族子女人数最多。

   公元304年，段部鲜卑大掠中原，抢劫了无数财富，还掳掠了数万名汉族少女，供随军奸淫、煮食。幽州刺史王浚不让他们带人走，他们不想放掉这些少女，于是将八千名少女全部淹死在易水中。

   在羯族建立的羯赵政权统治下，曾经建立了雄秦盛汉的汉民族已经到了灭族的边缘。 到冉闵灭羯赵的时候，中原汉人大概只剩下400万。冉闵解放邺都后一次解救被掳掠的汉族女子就达二十万。

   永嘉之乱以后，中国北方长期陷于战乱，晋室政权流亡南方，建立了东晋。原先在中原地区的知识分子、农民、手工业者、商贾等也纷纷逃亡到南方，他们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发掌，使江南地区日渐富庶和繁华，最终取代中原而成为全国的中心。

   为了缅怀中原大地的土地和死去的亲人，逃到南方的汉人从此登高北望。

   下山后，回到家里，一开电脑就看到一个消息：

   10月5日，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阎崇年先生（1934年生）在江苏省无锡市新华书店签名售书。13点30分，阎崇年先生与读者交流。14点30分左右，签名售书活动开始。轮到阎先生给一位青年男子签名时，被该年轻人当场扇了两个耳光。

   当然，任何人反对阎崇年先生的学术观点都是可以的，但是扇阎崇年先生的耳光至少不符合我们汉民族尊重老人的传统了。

   根据我掌握的情况，该年轻人扇阎崇年先生的耳光，是由于认为阎崇年先生的言论伤害了汉民族的感情。

   那么，阎崇年先生说了些什么伤害汉民族感情的话呢？

   现列举阎崇年先生近年来的一些言论，给大家分析判断：

   阎崇年先生说：

   1、满人入关后对汉人的“剃发易服”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交流形式，不能上纲上线。

   2、清文字狱，虽然制约了一定的思想灵性，但起码维持了社会稳定。

   3、清军入关更多的是促进了民族融合，其中造成的某些局部的破坏当然是不可避免的。”

   4、我刚录完的一讲《明亡清兴六十年》里谈到皇太极五次带兵杀入关内。其中有一次就掳掠“人牲97万头”，这对于当时新兴的清政权来说当然是喜剧：扩大了影响，为入关增加了经济基础；对中原百姓来说肯定是悲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历史是在多维中发展的，很难说悲，也很难说喜。

   5、玄烨是刘彻和李世民加起来都没法比的，因为他面临的环境比两人更艰巨。并且，比起汉武帝，康熙更有开拓之业，让中国人扬眉吐气；比起唐太宗，康熙更有包容之心，让中国人普天同庆。禁海策和闭关令是有明显的进步意义的，因为这维持了意识形态的稳定。

   6、为什么我们不为曾经给我们作出如此巨大贡献的清十二帝表示出最起码的感恩之心呢？人是需要感恩的，不然就泯灭了人性的底线。

   我想，阎崇年先生的第一条观点就是错的。

   其实，中国老百姓自古以来对亡国是不太在意的，因为“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但是对“亡天下”那是必须“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我以上的思考出自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三“正始”条云：“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后梁启超把顾炎武的这段文字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历史上对顾炎武的“亡国”和“亡天下”的理解诸说纷纭，莫一而衷。而我认为这个“天下”特指华夏风俗文化。亡国只是朝代更迭而已，而亡风俗文化却使一个民族万劫不复。

   顾炎武《文集》四里的《与人书九》这样说：“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

   据我考证，清军于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入关时曾颁发“剃发令”，因引起汉人的不满和反抗，于是公开废除此令。此后，汉人苦于明宦压榨久矣，只盼换王治理，故并无甚力抵抗。然而，1645年清兵进军江南后，汉臣孙之獬向摄政王多尔衮提出重新颁发“剃发令”。于是，多尔衮下令再次颁发“剃发令”，规定清军所到之处，无论官民，限十日内尽行剃头，削发垂辫，不从者斩。其文书里公然写着：“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中国自古有“衣冠古国”的美誉，蓄发、衣冠为中国文化的外在象征。“五胡乱华”时代，汉人大规模南渡撤退，史称“衣冠南渡”。所以，汉人发现清人不只是要换王而治，甚至还要换文化的时候，汉族人民为保护世代相承的文物衣冠，开始全力抵抗了。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后来的一系列事件都与“剃发易服”有直接关系。当然，在强权下，最终结果是满族封建统治者取得胜利，汉族大部分生者都剃发结辫，改穿满族衣冠；坚持不愿改换衣冠者要么被杀，要么逃到海外，要么遁入空门，带发修行。

   “剃发易服”是清初主要的社会矛盾之一。针对当时各地汉人的抗争此起彼伏的情况，当时的陈名夏曾说过：“免剃头复衣冠，天下即可太平”。然而不久他就因为说了这句话而被满门抄斩。

   清朝满族统治者推行“剃发易服”的原因：一般认为，满族统治者希望通过剃发易服来打击、摧垮广大汉族人民尤其是上层人士的民族精神；保持满族的统治地位，保持满族不被汉族同化。后来的历史表明，满族统治者的这一措施基本达到了预期效果。汉人逐渐淡忘本民族服饰，习惯了满族的发式和服装。到辛亥革命推翻清帝国，号召民众剪去辫子时，仍然有许多人不愿意剪，例如，著名学者王国维始终不肯剪去辫子，不仅自称“亡国之民”，而且其著作及书信对清室始终以“我朝”、“本朝”、“国朝”、“大清”相称，无一例外。可见，他始终以遗民自居，其忠于亡清的态度极为鲜明。最后，王国维竟然遗书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后投湖殉清，为清朝尽节、殉节。

   可见“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发易服”政策对汉族影响极深、极坏。

   所以，阎崇年先生说满人入关后对汉人的“剃发易服”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交流形式，不能上纲上线，我认为阎崇年先生的史学观是根本错误的。

   其他各条我就不一一批判他了。

   其实，类似阎崇年先生的教授学者不少。我再举几个例子：

   嘉靖年间数十年，中国国内的海盗与日本倭寇勾结。中国海盗头目安徽歙县人士王直与日本倭寇联合组建了庞大的倭寇海盗战舰队伍，此时的倭寇头目为王直。

   成祖三十四年，倭寇“犯乍浦、海宁，攻陷崇德，转掠西塘、双林、乌镇、菱湖诸镇、杭城数十里外流血成川，巡抚李天龙束手无策”。成祖四十一年春，“倭馅福建永宁卫，大掠数日而去。复攻永宁城，破之，大杀城中军民，焚毁几尽”。总计沿海倭寇肆虐达七十八年之久，明朝天下骚动，耗费国库巨额经费，军队死伤数十万。后经俞大猷、戚继先等与之苦斗多年，才告平息，但中国也因此元气大伤。而倭寇屠杀中国居民数十万之众，抢劫财产难以计数，更从此开始轻视中国。

   1556年就任浙、直(徽州)总督的胡宗宪，以“攻谋为上，角力为下”的策略，派遣间谍，将藏身日本的王直诱捕回国，在杭州处决。三司集议（明代平行的三个最高权力机构，系掌管军事的“都指挥使司”、掌管行政的“承宣布政使司”、掌管司法的“提刑按察使司”的合称）时，对王直是这样评价的：“王直始以射利之心，违明禁而下海，继忘中华之义，入番国以为奸。勾引倭寇，比年攻劫，海宇震动，东南绎骚。上有干乎国策，下遗毒于生灵。恶贯滔天，神人共怒。”(据《倭变事略》)

   但是，王直却在日本被奉为“海神”，日本人每年在王直生日这天都祭奠这个“海神”。

   2000年，日本人觉得在日本祭奠这个“海神”不过瘾了，于是就来到王直的中国老家安徽歙县楚雄乡柘林村违章搭建了“王直墓”和“芳名塔”。随后，日本福江市政府每年派人到中国土地上“参拜”倭寇首领王直。

   数年来，我对日本人到中国土地上“参拜”王直的行为实在无法忍耐。在多方投诉中共各级政府无果的情况下，2005年1月31日晚我携带斧头和榔头，和浙江丽水学院的邬伟民老师，“夜袭”了这个倭寇首领的墓地，砸毁了“王直墓碑”和“芳名塔”。

   由于这个墓是典型的“违章建筑”，所以我砸这个墓没有任何法律问题，但是，中共政府的警察特务们一直对我怀恨在心。

   详细情况参见新浪新闻：http://news.sina.com.cn/z/jpwzlb/index.shtml

   不料，就在我砸了这个墓之后不久，两位著名的历史学教授为王直鸣冤了。一个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樊树志教授（1937生），还有一个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薛国中教授（1929年生）。

   首先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樊树志教授对我的砸墓感到十分愤慨。他说：“这件事是一种无知的表现，是狭隘民族主义的表现。”他说，王直是明代武装走私的海盗首领，不应该完全否定他。因为王直的贸易促进了当时日本的经济，所以日本人对他十分感激和崇敬。

   樊树志教授还转引日本学者山根幸夫在《明帝国与日本》一书的话说：“‘嘉靖大倭寇’时，应强调以下两点：一是后期倭寇的主体是中国的中小商人阶层——由于合法的海外贸易遭到禁止，不得不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中国商人；二是倭寇的最高领导者是徽商出身的王直——要求废止‘禁海令’，追求贸易自由化的海上走私贸易集团的首领。”

   于是，在樊树志教授眼里，王直成了中国早期改革开放的急先锋了。

   随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薛国中教授竟然在2005年第6期的《社会科学论坛》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让我笑了几个月。薛国中教授这篇历史学论文的标题是《王直：新时代的骄子》。

   说实在的，反对明嘉靖皇帝的“海禁”政策，没什么不对。但是反海禁，怎么能残害自己同胞？嘉靖以来，从朝廷到沿海乡村，上上下下记载的那么多关于倭寇罪行的历史难道都可以置若罔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