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10月5日），我读到何清涟女士的一篇文章《谁是“中国制造”的真正杀手？》。

   首先，她介绍了“三鹿”毒奶粉事件在海外的滥觞。她说：“‘中国制造’最近再次陷入信誉危机，这次的祸首是国内正在讨伐的三鹿毒奶粉及制奶行业。不幸的是，那几万名结石婴儿的痛苦却唤起了美、欧等国对‘中国制造’的不良回忆。目前，全球都加强检验来自中国的进口食品，已经有30多个国家纷纷采取禁止进口、召回和加强检疫等措施。”

   其次，她认为真正的祸首并不是三鹿毒奶粉及制奶行业。

   读到这里，我不禁点头称是。但是，随后看到她所寻找出的“中国制造”的“真正杀手”的时候，我不禁大跌眼镜。

   何清涟女士认为，“中国制造”的真正杀手“是中国政府那自欺欺人、完全流于形式的质量检测、以及厂商们那种丧失商业伦理、毫不顾及消费者健康与生命安全的生产方式”。

   随后，何清涟女士为中共政府出谋划策，请中共政府从三方面着手建立“中国制造”的信誉。

   何清涟女士帮中共出的三个“金点子”是：

   第一、要放弃中国食品安全的双重标准。包括两点：1、立刻撤销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2、取消出口产品与国内消费品的双重标准。

   第二，治乱邦用重典，将食品生产提升到有关“国家安全”的高度。

   第三，撤销专事制造谎言的国家机器中宣部，将政府与厂商置于公共舆论的监督之下。

   文章最后，何清涟女士对中共说：“如此，则多少可向本国人民及国际社会展示痛改前非的诚意，食品安全引起的民怨可望平息，‘中国制造’的质量亦有望提高”。

   读完何清涟女士的《谁是“中国制造”的真正杀手？》全文，我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何清涟女士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政治评论家。她比我大12岁，是湖南邵阳市人，1956年生。1983年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赴湖南财经学院任教，后考入复旦大学经济系，1988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获硕士学位后，赴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法制报》工作，并兼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现旅居海外。其代表作《现代化的陷阱》为人熟读。1999年6月14日何清涟女士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亚洲之星”。1999年11月28日被《三联生活周刊》列为25位时代人物之一。

   我1993年到1996年在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硕士的时候，教授们在课上经常谈论到何清涟女士。96年到99年在南大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在宿舍里我也多次和其他博士讨论何清涟女士的文章。后读博士后，并担任副教授和研究生导师，我带领我的学生们也多次研读何清涟女士的文章。

   我承认在何清涟女士的文章里，能看到很多真实的中国社会现实。但是，一个很好的社会学调查报告，其实分为三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原始数据（事件）”，第二个部分是“原因分析”，第三个部分是“对策研究”。

   而何清涟女士的文章作为“原始数据（事件）”来阅读是很不错的。在纯粹的经济事件问题上，何清涟女士的“原因分析”和“对策研究”也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今天，何清涟女士在“中国制造”的“真正杀手”的找寻上，其“原因分析”和“对策研究”都忽略了政治因素。对此，我很惊讶。

   究其原因，我认为何清涟女士把这次“食品安全”问题，只当成了一个“经济事件”，而不知其实此事件早已不只是“经济事件”这么简单的事情了。其实，何清涟女士在只关注了这个“经济管理原因”之外，似乎对“缺乏多党监督”这样的政治原因置若罔闻。

   2008年9月13日，中国新民党发表致全国人民及海外同胞的中国新民党食品安全宣言，宣言的标题是《食品安全是一个基本的人权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参见《民主先声》290）

   宣言指出：

   中共的独裁体制根本无法有效地实施监管职能。反对党存在和多党竞选的意义，就是代表民众对执政党的各项工作进行监督和攻辩。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才能使得一切食品安全的监管权实际在人民手里。而一党独裁的“本党监督”的最终结果，一定是“无法监督”。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就根源于此。

   只有民主制度，中国人民才能把一切监管权力真正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当“人民有权用手里的选票选择最能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党，人民有权用手里的选票弹劾不能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党”的时候，中国人民才敢于放心大胆地吃自己心爱的食物。

   随后在《民主先声》294里我认为，“为了民族的生存和未来，中共必须立即终结独裁体制、实现民主制度”。

   因为中国不是没有法律，中国不是没有监管部门，中国不是没有食品标准，中国惟独缺乏的是“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政治制度。

   一切要想绕开政治体制改革而解决食品之毒、环境之毒，实在是缘木求鱼式的妄想。中国之病，病入膏肓。中国人民的一切苦难的总根源，就在一党独裁。

    以上文字，请有条件的朋友转给何清涟女士阅。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代主席、中国在野党联盟轮值主席 郭泉

   QQ：115659144　　 Skype：gwnguoquan

   Msn：duidui63900@hotmail.com

   手机：13151423196 邮箱：duidui6390@sina.com

   通信地址：（210097）南京宁海路122号南师大文学院郭泉

   另附中国新民党人、时政评论家楚天先生的一篇长文，供何清涟女士和其他同志阅。

   楚天：政治改革 势在必行

   ——从“瓮安民变”与“杨佳袭警事件”谈中共必须立即终结独裁统治

   2008年6月28日,贵州省瓮安县爆发了上万民众围攻该县公安局、县委、县政府的特大民变事件。在事发过程中，愤怒的人群焚烧了上述机关的办公大楼，砸毁了大楼内的办公设置，并焚烧砸毁了该县公安局的47部公务车辆。事后确定事发原因，证实是由于该县一位名叫李树芬的女中学生突然死亡事件而引发的。

   无独有偶，距此次事件发生仅隔三天，2008年7月1日，一名男青年手持单刀冲进上海市闸北区公安分局办公大楼，以势不可挡之势，从一层直杀到21层，杀死6名警察，另重创并杀伤四名警察及一名大楼保安，酿成了震动中外的惊天血案。从事后的媒体披露所知，这位来自北京的28岁青年名叫杨佳，大专文化程度；并获悉，其在作案过程中，几次碰到女性警察并未加以伤害。

   这两起事件通过媒体的报导后，引发了海内外和中共高层的高度关注。

   同时，我们也清楚的知道，这两起事件只不过是今年中国诸多暴力性冲突的代表性事件而已，而就在这两个月内中国大陆发生的暴力事件还有很多，其发生的模式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两类：

   第一类是以个人极端性行为模式表现出来的，这样的案例和杨佳案很相似，例如今年7月9日发生的河北省广宗县公安局大楼被炸事件；7月2日发生的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西溪坪街道办事处政府大楼被炸事件；发生在7月21日的昆明两起公汽爆炸事件。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个案，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第二类是以群体性事件为行为模式表现出来的，如7月17日在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圆洲镇发生的湖南籍民工焚烧警车并同警察对峙的突发性事件；7月11日至13日，浙江省玉环县连续三天爆发上千外地民工围攻当地派出所的示威行为；7月19日爆发的云南孟连胶农同警方的严重冲突事件，该事件最终是以警方开枪打死两名抗议农民而告结束的。

   在今年近几个月发生的诸多群体性和个体性暴力事件的案例中，瓮安民变和杨佳袭警事件在海内外所引起的反响尤为激烈！下面将这两起事件作为诸多事件的代表性案例来加以分析和说明，以期达到窥一豹而及全身的效果！

   那么这两起事件的发生说明了什么呢？它对我们的启示又是什么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来认真分析一下其中的深层次的原因，不仅是非常有必要，同时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一件事情。下面是事件发生后政府官方和民间舆论分别对这两件事情的看法：

   在瓮安事件发生后，贵州省政府召开了关于该次事件的新闻发布会，同以往的各种群体性事件的定性很相似的是，这一次震动中央的民众抗暴示威活动、再一次被当地政府简单定性为具有黑社会势力在内操纵指挥的暴力行为。然而，就是这个政府定性的结果，在社会上并不能让人们信服。而在最能体现中国民意的互联网网络里面、却到处都是要求调查弄清李树芬真实死因的呼声。而杨佳事件也很相似，在该事件在媒体报导和披露之后，在互联网各大论坛网友评论的贴子几乎是一边倒的支持和同情杨佳的。

   这种现象初看上去，确实感觉到不大正常，一个杀死杀伤那么多人的杀人犯，怎么不仅听不到批判的声音，反而在网上到处都是支持和同情的语言呢？与贵州省政府新闻发布会发布的信息相互矛盾的是，贵州省委书记石广源先生在总结瓮安事件时说了一点实话，他的一席发自肺腑的话语，也许能给予我们某些启发和帮助。他说：“一些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多种纠纷相互交织，一些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矿群纠纷、移民纠纷、拆迁纠纷突出，干群关系紧张，治安环境不够好。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在思想意识上，干部作风上，工作方式方法上，还存在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群众对我们的工作还不满意。”

   而上海袭警案的杨佳，却在互联网上被广大的网友们称之为当代武松、杨少侠！并且还在网上看到了有人以史记的形式给他作的《游侠杨佳列传》。他的行为被人们认为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正义之举。与此同时，不仅在国内有许多法律工作者要求做他的辩护律师，而且还有很多民众都希望政府能够面向社会公开审理此案。

   自从这两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事件发生之后，社会的舆论又一次把中共政府推到了风口浪尖的位置上，全世界都在关注着这两起事件的结局和审理结果!

   由于在中国现行体制下的制约,信息流通渠道的不畅,政府对一些敏感社会问题的严密封锁，加之中共政府在一些利益矛盾的处理过程中的表现极不如人意。而且还在许多涉及民众利益冲突的事件中，充当了相关既得利益集团的保护伞和帮凶的角色，在面对各种尖锐突出的社会问题时、在涉及到官商私利和民众根本利益面前，没有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承诺。相反的是，他们的行为完全倒向了官商私利的那一边，利用手中掌握的政治公权力，随意的出动警力粗暴的对群众实行打压和拘捕。

   因此导致国内民众跟政府形成激烈的对立情绪，致使政府公信力严重受损。加之民间的舆论、各种相关信息通过网络为主要传播方式却流传着同政府说法完全不一样的信息时，国内民众对政府所公布的各种突发性事件的发生原因等内容普遍持怀疑态度。对于政府的事件处理方式和案件审理结果，国内民众更是抱有严重的抵触情绪，对于这一点，通过互联网上的舆论我们是不难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