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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泉：民主先声301：请中共南京“国保”警察善待高敬德先生 今天（9月24日），高敬德先生来南京看我。下午3点半，我和他见面不到5分钟，南京“国保”警察就中断了我们的会见，带走了他。
高敬德先生是中国著名的药品打假专业人士，被各大媒体誉为“中国药品打假第一人”。 2007年5月16日11:40的央视《大家看法》曾对高敬德先生有过访谈。
我认识两位药品打假的专业人士，两位先生都姓高，一位是高纯先生，一位是高敬德先生。
高纯先生，我想大家都熟悉，他历时12年状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最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落马被判死刑，于2007年7月10日上午在北京被执行死刑。
高纯先生举报自己单位湖南岳阳中湘康神药业负责人罗永清指使、逼迫技术人员在特拉唑嗪等多个新药的申报中大规模作假，从岳阳市、湖南省一路告到北京，在局长接待日见到了郑筱萸。
郑筱萸对高纯先生咆哮：“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斗？我代表国家行使职权!”
从95年开始举报的11年里，高纯先生不停地写信、上访，至少向国家药监局寄了100多封挂号信、特快专递42件、电子邮件400多封、电报2封，电话打了500多次，去了21次。
高纯先生有句话，我想与全国一切热爱真理、热爱民主的朋友分享。
他说： “说真话真的很深刻吗？其实，说真话不需要学历知识经验。”
是的，高纯先生说的对，说真话不需要学历，但是需要勇气。
高敬德先生，今年48岁，毕业于安徽中医学院。长期以来，他一直在药界从事经销工作，2003年初，受聘于上海丽天药业有限公司，从事药品采购工作。高敬德先生有多年的脂肪肝病史，经同行介绍，服用由浙江金华泰来医药公司总代理的“云仙牌天胡荽愈肝片”。但是，高先生吃了半瓶药后，分别出现了恶心呕吐、皮肤红疹瘙痒等症状。凭着多年接触药品的经验，高先生意识到可能遭遇了假药。于是，他开始了他的药品打假生涯。
高敬德先生称他的药品打假工作为“一个人的战争”。
高敬德先生就像药品行业里的一只啄木鸟，见了假药就一定要将它“啄”出来。4年来，高敬德先生转战上海、浙江、江苏等地的十个城市，成功举报108起假药制售。
高敬德先生至今仍是单身，不嗜烟酒，为人耿直。他为举报假药丢掉了工作。当我们为此感到愤慨的时候，高敬德倒是蛮乐观，他说：“等我的老本全部用光了的时候，或假药彻底消失了，我也会找到工作的。好在我没有家室，少了后顾之忧。”
当高敬德先生一次次发现假药向药监局举报，等不到药监局的驰援，却等来了假药销售者的一次次殴打之后，高敬德先生开始到法院起诉药监局对假药监管的“不作为”了。
高先生认为，中国的假药盛行，除了有假药生产单位和销售单位的违反犯罪外，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高先生是对的。成本只有3元的药，市面上可以卖到300元。药品的利润之大，足以让卖药的人付得起行贿的成本，而现行药品审批的权力之大，又难以让药监官员抵抗如此巨大的诱惑。
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简称FDA)所面对的不过是200多家企业，每年只审批几十种新药。而在中国负责注册审批的几个人要面对几千家制药企业的上千次诱惑，在缺乏必要监督的情况下，不腐败才怪。
中国所有的社会问题，其实都出在一个根子上，这个根子就是一党独裁，没有多党监督
一党独裁为其统治，也搞“监管”。例如，凡是问题丛生的地方，中共都认为是监管不力，于是在权力部门之上，设立一个监管部门，于是就有了银监、保监、证监、安监、药监、土(地)监(察)等等，这还不算审计、纪检、反贪部门。估计很快要有社保监、住房公积金监、医药费监等部门。
监来监去，“谁来监督监督者”就成了最终需要解决而又必须解决的难题。监督者没有人监督，就像药监局一样，同样面临腐败的风险。
所以，只有多党竞选，才能监督执政党。
人民必须有权选择执政党，这个国家才是人民的。否则，就是“党国”，而不是人民共和国。
高敬德先生被南京“国保”警察带走到现在，还没有消息。
请南京“国保”警察善待高敬德先生。虐待这样的好人，是缺德的。
“国保”警察也是人，你们也要吃药。
我相信，居住在北京的中共“国保”总头目的药品是“特供”的，不会有假，但是，南京“国保”警察，你们的药你能保证不假吗？
善待高敬德先生，就是善待人民，因为高敬德先生在为人民打假药。
虐待高敬德先生，就是虐待人民。人民不答应！
现公布高敬德先生的手机，请大家表示声援和慰问，另外有律师朋友也请为高先生的打假事业提供法律援助。高敬德先生的手机是：13913873054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代主席、中国在野党联盟轮值主席 郭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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