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和牺牲都值得验证——有关《潜伏》《团长》 /刘水文集

两部电视剧都分别看了两遍。看《潜伏》第一遍，不挪窝趴在电脑前看了一个通宵。两剧都有突破国共意识形态的企图，或者说挑战更为恰当。脸谱化、标签等政治波普都被故事情节有效消解，这也是编剧导演所期望的，目标基本达到。让观众看到了人——作为军人或作为特务的人。这不同于1949年之后大陆拍摄的非黑即白、单调的战争片、特务片，这是一个进步。

2008年这两部片子集中被官方准许拍摄，非常突兀、蹊跷，这不是说，一夜之间中国的导演都变成人了，懂得把“国民党反动派”当人看待，似乎官方也人性化了。不是这样的。艺术为政治服务，在大陆一元意识形态下并不会改变。改变的只是外部政治环境，即国民党马英九当选台湾总统后，不再寻求与大陆中共对抗。马政府“不统、不战、不独”主张，深得大陆欢喜，两岸的准军事紧张对立化解为兄弟之间和平的“分家而治”。

感谢台湾西方民主制度的魅力和魔幻，终于让我们观赏到中共美女与国民党帅哥的谈情说爱！以及他们各自的忠诚、信仰、牺牲在现实政治中都找到了落脚点，也具备了判断标准。共同利益的最大化，是双方所乐见的。直航、观光是最直观的。也许当代大陆导演从来不愿把意识形态当做要点来考量，但他们并无力挑战官方设置的“敌我”等种种政治禁忌却是事实，其他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制度和意识形态对人性的塑制能量不可小觑。让维护制度的统治者受制于民意和法制，让他们敬畏监狱，才有可能打消内心的邪恶。这两剧对冷酷的意识形态事实上做出了局部瓦解，不管导演是有意无意。

2008年，除了地震、奥运会、拉萨暴乱、雪灾，马英九当选台湾总统，对地缘政治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被人们忽视了。因此，两岸分治的和平图景，才是两剧被批准拍摄的关键。假如马英九象阿扁一般高强度推演“台独”，我们不会看到国民党“远征军”，也不会看到中共美女与国民党帅哥拥抱接吻，或者即使看到这两剧，也是更为“政治正确”的主旋律。另外，比起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等投机取巧、自觉规避历史的导演，我更尊重《潜伏》和《我的团长我的团》两位导演的努力。前面那些导演淘汰得越早越好。

电视剧就是虚构故事，对剧情我不想谈太多，两剧剧情跟历史真实并不完全搭界，这不重要。如同前面所言，唯一值得称道的是编排了具备人的优点和缺点的人——无论是中共还是国民党人——他们都曾有各自的信仰——他们都曾卑劣狠毒，也都曾理想崇高，都曾杀人如麻——他们都曾儿女情长、看重人情家庭，也都曾奉公敬业、不怕牺牲。

通过抗日“中国远征军”和国共内战，两党交集厮杀的这两个巨大舞台，看见背影里的中国现代史。然而，他们的牺牲是可见的，信仰却是可疑的。

他们信仰的都是“成王败寇”的实用主义哲学，靠枪杆子暴力消灭对方，然后遂行自己的所谓“革命理想”。他们革命成功的时候，往往将自己当初喊得山响的“人民”、“民主”忘得干干净净。国民党在大陆22年统治（1927——1949）、中共统治60年，他们所反对的独裁专制、贪腐堕落、滥杀无辜，却正是他们夺得政权后所极力仿效、期望占据的。成长于一个中共军人家庭，我太清楚他们的所谓政治信仰，是如何把一个人锻造成制度机器上的“标准件”，洗脑、挤压、改造、扭曲、服从。

所幸，国民党在其建党将近100年，才被迫在台湾岛兑现当初对人民的承诺，但早已与他们当初的信仰南辕北辙、面目全非。

《潜伏》所遭遇的悖谬，正是去年奥斯卡获奖电影《朗读者》所不懈追问的：个人不问是非，只听命于政府，假如战争胜利了，那么个人就是英雄。英雄就一定是英雄、罪人一定是罪人？那么战争失败了，个人与政府谁更该承担罪责？法律不可能审判一个抽象的制度和政府，只有对参与其中的个人进行惩处以实现社会正义，这公平吗？这也许用人类普遍的愚蠢只有人类自己出代价才能解释得通。

人性的存在具有无限可能性，个人总是弱小无力的、容易被政客蒙骗，对善与恶、是与非，不是个人品质完全能够把持、社会道德伦理能够约束，甚至战争时期的法律也是无能为力。虽然普通民众被邪恶政府裹挟，但是个人还是有选择从善的机会。因此，人类发明了较好的民主制度来加以保障人性的自然，选举、授权、监督政府和授免权力，让人性选项趋向于更多的良善、平和和自由，才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所有的牺牲不见得都有价值，所有的信仰都值得质疑；信仰需要验证，牺牲价值也需要验证。但是，抵抗日本侵略的牺牲都值得尊重，无论是中共还是国民党。

“成王败寇”的制度哲学，从来不会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需要重建新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台湾国民党值得学习和仿效。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标榜：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今天并不过时。人民从来不需要被政府强制代表，只需要选举和授权代表。

民主、自由中国在哪里？民主距离我们仅有台湾海峡30海里，自由距离我们只有深圳河一河之隔。很近又很遥远。

2009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