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八） /郭罗基作品选编

思想一旦解放，多年来被压制的力量，爆发式地涌动。长期积累的矛盾，从潜在变成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平反冤假错案，主要是解决了共产党内特别是上层的问题，还有社会上的大量问题没有解决，但人们又看到了解决的希望，于是受害者纷纷“上访”，到京“上访”的常住人口在四千人以上。中央机关每月收到的来信突破六万封。纪律检查委员会刚成立，就收到来信三麻袋。(1)一千六百多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纷纷回城，已回城的到处奔走设法就业，各种各样的历史遗留问题都要求落实政策，政府部门穷于应付。有些地方还发生“闹事”，以致正常的工作秩序、生产秩序、社会秩序难以维持。

邓小平为转移视线，输出矛盾，发动对越战争。声称“教训”越南，反被越南所教训。以大欺小，未能得手，战事迁延，损失很大。结果，反而加剧了国内的矛盾。

面对这种形势，不同的人们有不同的判断、不同的对策。一九七九年一月二日，华国锋找胡耀邦和胡乔木谈“注意当前社会上的政洽动向问题”，谈了五个小时。胡乔木作为中宣部顾问，在中宣部例会上，传达了华国锋谈话的内容。之后，他又讲了一番“个人的看法”。他的这个讲话，前半部分以《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为题整理成文，在理论务虚会上散发。后半部分没有公开发表，其中却多肺腑之言。

胡乔木说：“三中全会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或引起一种趋势，就是对毛主席全盘否定的倾向或否定的情绪。这种倾向、情绪、趋势，远远超过了分析毛主席一生的错误和缺点。这个问题也联系到否定党的领导倾向，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他讲了许多忧虑，概括地说： “现在的情况，很多和五七年初相似。那时，毛主席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结果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对于另一种倾向，我们要考虑到。现在形势比五七年初复杂得多。”他认为三中全会是祸水的源头，引起了什么倾向、什么情绪。这种“形势”使他想起了一九五七年。

胡乔木讲完，胡耀邦作“补充”。他说：“现在形势很好，不要被某些地方、环节发生误解、错觉、偏差。”（句子不大完整，也可能是记录之误）他特别借华国锋之口强调：“华主席说无论如何不要反右派。”(2)

胡耀邦所说的哪里是什么“补充”，完全是对胡乔木的纠正。华国锋究竟说了什么，没有直接的印证，(3)但从胡耀邦的嘴里讲出来，至少是他同意的：“无论如何不要反右派”。后来，他的态度更鲜明。在二月七日的中宣部例会上，当议论到上海知青闹事时，胡耀邦说：“这是最近落实政策，搞民主的副产品。”他特别指出：“从五七年反右以来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也是建立在错误分析形势和情况的基础上，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尖锐化、人为化的错误。是封建独裁、个人专断、家长作风、唯意志论的体现。”(4)

当时流传一份小字报，要求批判“二胡”（胡耀邦和胡乔木）的修正主义。社会上一些人对共产党的内情不明，乱反一起。他们不知道，“二胡”根本不是一路的。胡乔木认为，又出现了一九五七年的形势，而且“复杂得多”，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结论自然是再来一次反右派。胡耀邦认为，形势很好，当前出现的问题是“搞民主的副产品”。从反右派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建立在对形势错误分析的基础之上。他特别谴责这种运动“是封建独裁、个人专断、家长作风、唯意志论的体现”。没有一个其他的中共领导人对共产党的弊病说得如此深刻。

邓小平是站在胡乔木一边的。他又重新起用胡乔木起草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讲稿。三月二十七日，邓小平与胡乔木等人谈话，说：“结论是，不搞四个坚持行吗？不严肃对待社会上的坏人行吗?……要动员群众同这些坏人作斗争。”(5)三月二十九日，先逮捕“坏人”魏京生。三月三十日，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再动员人们同坏人作斗争。

邓小平自己刚刚说过：“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也可以说，还处在僵化半僵化状态。”(6)他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正是迎合了党内“处在僵化半僵化状态”的人们的需要，授人以柄。邓小平以为祭出“四项基本原则”可以压服社会上的“坏人”，结果为党内“处在僵化半僵化状态”的人们提供了武器，他们说：“现在讲四项基本原则，证明还是我们对。”正好抨击理论务虚会、三中全会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并指称真理标准讨论是致乱之源。有人编了顺口溜，唱道：三中全会损了旗，重点转移离了线，解放思想出了格，发扬民主闯了祸。

《山西日报》评论员在一篇文章中回顾这个时期的情况时说：“当时，有些人企图把四项基本原则纳入极左路线的轨道，打着维护四项基本原则的旗号，攻击三中全会，攻击真理标准讨论。在这种情况下，我省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很好开展起来。” （《山西日报》1979年10月23日）安徽的情况也是这样：“三中全会以后，出现了一阵反复，有的同志思想动摇，使刚刚掀起的真理标准讨论热潮一度停了下来。”（《安徽日报》1979年11月9日）。(7)各地的情况相仿，邓小平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后，真理标准讨论不是“停了下来”就是“没有很好开展起来”。

真理标准讨论的客观趋势不可逆转

真理标准讨论第一阶段的特征是由思想分歧引起政治站队，导致党、政、军权力机构的分化。

真理标准讨论第二阶段的特征是由权力机构的分化，矛盾集中到上层，争论的焦点是解决中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分歧。

在上层的斗争中，实践标准在反对“两个凡是”中取胜，但并不等于贯彻了实践标准。真理标准讨论发展的趋势，下一阶段必须向两个方面深入：

第一，从上层下移到基层。上面的风向变了，下面的许多部门、许多单位，极左思潮的流毒尚未肃清，“两个凡是”的影响依然存在。如果不能把真理标准的讨论深入下去，就会发生上下脱节，半身不遂。就全国、全党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占了上风，但对于一个部门、一个单位来说则未必。有人反对“两个凡是”，大胆解放思想，在社会上受到尊重，在本单位却遭到嘲笑、打击。就因为在那些单位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还没有占上风。

第二，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问题，渗透到实际工作中去。就舆论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占了上风，但在实际工作中则未必。有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拥护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文字上的表态。提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是在真理标准讨论中解放思想的结果；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也必须以真理标准讨论促成解放思想为条件。

总之，按胡耀邦的说法，现在只是把火车头修好了，整个列车还没有开动，但势必要开动。真理标准讨论的前两个阶段是从下到上，下一阶段必须是从上到下，从路线到实际。这种客观趋势被邓小平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人为地打断了。既然是客观趋势，虽一时被打断，终究必将顽强地表现自己，就连邓小平本人也不得不再次附和、追随这种客观趋势。

《解放军报》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发表题为《坚定不移地继续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评论员文章, 其中指出:“我们军队的同志要抓紧补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课,要重新学习三中全会文件。”首次出现“补课”的提法。因为真理标准讨论已经中断，所以不是“继续”而是“补课”，提法十分恰当。第二天,《人民日报》第一版转载了这篇文章,标题改为《重新学习三中全会文件，补上真理标准问题一课》。这个标题是寓有深意的，它强调了两点：第一，“重新学习三中全会文件”。三中全会的精神被邓小平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掩盖了，所以，不是如《解放军报》的标题所说的“继续贯彻”，因为无法“继续贯彻”了。《人民日报》将《解放军报》行文中“重新学习三中全会文件”的提法上升为标题。第二，突出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从军队到全民，成为一般性的号召，意在再次掀起思想解放运动的高潮。

胡绩伟、王若水当政的《人民日报》是《人民日报》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发行量增至一千二百万份，执舆论界之牛耳。在真理标准讨论补课时期，发表一系列的报道和评论，在全国范围起了指导作用：

《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广到基层去》，6月17日第一版；

《补好真理标准讨论这一课》，6月23日第一版；

《沈阳冶炼厂职工开展真理标准讨论》，6月24日头版头条；

《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很有必要大有好处》，6月25日头版头条；

《认真开展真理标准讨论促进思想解放》，7月6日第一版；

《基层联系实际讨论真理标准大有好处》，7月12日第二版；

《开展真理标准讨论打开思想解放大门》，7月13日第一版；

《认真补好真理标准讨论这一课》，8月3日第一版。(8)

从这些标题可以看出，《人民日报》不仅强调补课的必要，而且指出补课的方向：面向基层，联系实际。

各地省委书记又一轮纷纷谈论真理标准问题，与前一轮的表态不同，这一轮是部署补课。显然也是没有中央红头文件，而是在社会舆论支配下所采取的自主行动。《人民日报》报道了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等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例如，万里在分析形势时指出，现在又出现了一股否定三中全会的思潮，抓住社会上出现的一些支流现象，加以夸大，说党的路线“右”了，方针政策“偏”了。他说，要深入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就必须坚持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在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开展了一场震动各个领域的两条思想路线的大讨论。这就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超过了建国以来思想战线上任何一次理论问题的讨论。我们要不断提高识别两条思想路线的能力，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要继续深入，思想要继续解放。(9)

从各地省市级报刊发表的报道和评论，可以看出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在全国开展的状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