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三十周年

   郭罗基

   （四）何人争抢发明权？

   本来，理论家们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篇常识性的文章。它之所以产生巨大影响，是由于当时人们心往一处想，实践标准的宣扬满足了现实的需要。同时，也因为有人反对，反对的调子越高越引人注意。一篇文章触发一场大讨论，只有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才能得到合理解释。像现在的中国社会，能够引起轰动的是股票，不是文章。一大批坚持实践标准的人们顶住了高压，在论战中取胜，有人就来争抢发明权了。此事喧嚣一时，成了公案一桩。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是谁？

   《光明日报》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一日，《光明日报》头版发表的“本报举行优秀理论文章作者授奖大会”的消息中公布：“特别奖（一篇）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作者胡福明”。从此胡福明本人也堂而皇之以“作者”自居。在这以前，胡福明的名字并不为人所注意。一九七八年七月，在北京召开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会，胡福明参加了。那时他尚未享有“作者”的尊荣。每天晚上孜孜矻矻准备发言，大会发言没有轮到他，小组发言也没有讲出什么名堂来。一九七九年，江苏省出席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名单并没有列入胡福明。《光明日报》何以前后说法不同？时势异也。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首见于五月十日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六十期，注明“光明日报供稿，本刊作了些修改”。“光明日报供稿”是何来历？一九七八年四月初，《光明日报》理论部将于四月十一日见报的哲学专刊大样，交新上任的总编辑杨西光审阅。其中有一篇来稿，作者是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来加“一切”二字，成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其实，这是画蛇添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为全称判断，当然包括所有真理、全部真理、一切真理。）。杨西光当即表示，真理标准问题是一个重大题材，这篇文章应当从哲学专刊移到第一版。但文章的内容需要好好修改。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组织党史讨论时，杨西光是高级班的学员。他对于“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明路线是非的标准”印象深刻，故慧眼独到，一下子就抓住问题的实质。他不但主持文章的修改，还周密地安排文章发表的程序，后来又在重要的会议上多次发言，系统反驳“凡是”派的攻击。杨西光是对真理标准讨论作出重大贡献的不可遗忘的人物。

   杨西光将《光明日报》四月二十四日改定的第八稿，交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并亲自出马，拜访吴江、孙长江，商谈修改、发表事宜。杨西光已经不在了，他没有留下文字材料，作出说明。吴江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杨送来这篇稿件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当时报社内部意见不一，有人反对发表这篇文章；二是，杨西光得悉我们正在写同样主题的文章，他就把文章送来，意在得到《理论动态》的支持”。吴江所说的“我们正在写同样主题的文章”，即孙长江执笔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吴江就将《光明日报》稿交孙长江一并处理，把两个稿子捏在一起，他特别嘱咐“题目还是用我们原定的”。(1)四月二十七日，孙长江交出完稿。他提供了一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比对稿。(2)由于孙长江是将《光明日报》小样中的有用部分剪贴到他的稿纸上的，所以，哪些是吸收《光明日报》稿的文字，哪些是孙长江撰写的文字，哪些又是吴江修改的文字，一清二楚。

    从文字上来考察，电脑统计的结果如下： 完稿全文5821字。吸收《光明日报》修改稿的文字2629，占完稿全文的45%.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吸收了什么。在吸收的文字中，引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语录和对语录的解释占了1101字，举例（门德列捷夫周期表，哥白尼学说等）占了654字，两项相加，共1755字，又占了吸收《光明日报》修改稿2629字的66.7%.这些材料本是举手可得，并非一定要取之于该稿。除了语录和举例，属于《光明日报》修改稿中的创作文字，吸收了974字，只占完稿的16.7%.

   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孙长江所作的如下重大改动：　　第一，将题目从《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真理的标准为定论，这里所着重强调的是“唯一标准”。“凡是”派并不直接反对真理的实践标准，而是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是真理的标准”，即语录标准。三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的短评已经指出“标准只有一个”，排除了语录标准。《光明日报》稿的题目不能排除“语录也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这就从论战中已经占领的阵地倒退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又比“标准只有一个”更加规范化、命题化。　　第二，拟定四个小标题，明确全文的主要论点。　　第三，“凡是”派攻击文章的结尾“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就是要“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这一段重要的画龙点睛之笔，是《光明日报》修改稿所没有而出自孙长江之手。

   吴江的改动，主要是文字上的修饰，大问题可能他已与孙长江商量过了。

   文章的题目、论点、框架都是孙长江（和吴江）确定的。按照吴江的意见“尽量吸收”的，主要是《光明日报》稿中有关语录和举例的文字。孙长江本人撰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初稿，即使没有《光明日报》的文章，他也必将继续修改，独立地完成定稿。

   总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写作和发表，是两条流水线的汇合，一条是《光明日报》流水线，一条是中央党校流水线。

   《光明日报》流水线的第一道工序是一九七七年九月胡福明的投稿。第二道工序是理论部主任马沛文主持的修改，历时半年多，改至第五稿。第三道工序是重大转折，由杨西光主持修改，与中央党校沟通，部署发表程序。

   中央党校流水线始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讨论党史上的路线斗争，胡耀邦提出以实践作为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吴江在提供的讨论文件中确定“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明路线是非的标准”。第二道工序是吴江和孙长江商量后，由孙长江为《理论动态》撰写一篇文章，澄清学员中的模糊认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初稿写成后，吴江认为不够成熟，需要修改。

   中央党校的第三道工序，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光明日报》的第四道工序，修改《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汇合了。孙长江将两个稿子捏成了一个。这个工序还包括《理论动态》组的讨论，吴江的修改。中央党校流水线的第四道工序，也就是《光明日报》流水线的第五道工序，是胡耀邦的审阅、定稿。中央党校流水线的第五道、即最后一道工序是五月十日由《理论动态》刊载。《光明日报》流水线的第六道工序、即最后一道工序是五月十一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转载《理论动态》的文章。

   这两条流水线的汇合，相得益彰。文章的最后完稿，有赖于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特别是执笔者孙长江。但中央党校的原意只是澄清学员中的模糊认识，文章的发表成为社会上大讨论的引信，主要是由《光明日报》、特别是总编辑杨西光策划的。在这两条流水线上作出贡献的，有一大批人，轮不到胡福明来抢头功。

   当时的事实和事后的描绘

   胡福明在一九九六年发表文章说：“这篇文章（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我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自己选定的题目，自己形成的主题，自己提出的观点，自己寻找的材料，自己拟定的提纲，自己撰写的文章。”(3)这就摆出争抢发明权的架势来了。

   胡福明没有说明，他“自己选定的题目”是什么？同样为他争抢发明权的王强华，不小心透露了真相。原来他的最初的题目是《什么是生产力？》，(4)本是胡福明一九七七年七月在南京的一次讨论会上反对“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发言。参加此次讨论会的《光明日报》理论部哲学专刊编辑王强华向他约稿，才有后续的故事。(5)　　胡福明叙述的过程是这样的：“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到八月，写成了七八千字的文章，并于同年九月及时寄给《光明日报》”。他特别强调：“时间，是个严肃的问题，……国际上评诺贝尔奖，也要审查某项发现或发明的时间，何时何人首先取得某项发现或发明。把时间搞错了，把时间抹掉了，历史就弄不清了，不应模糊‘时间’。”(6)意思是，他最早提出真理标准问题，还以为这是一项类同于评诺贝尔奖的“发现或发明”。仅仅就“时间”而言，胡福明在一九七七年九月交出的稿子是“鲜为人知的故事”。差不多同时，北京大学的教师运用真理的实践标准，反对“两个凡是”的标本，反对“凡是”派控制的中共北京市委，却是广为人知的故事。这本身就是实践问题，不是理论问题，不是字面上的“发现或发明”。也是同时，吴江在中央党校讲哲学课，提到：“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证明路线的正确与否，即它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它不可能完全在理论范围内解决，而要从社会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看它是否对发展生产力有利，是否为社会主义、为人民群众带来了实际利益。实践标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7)作为哲学课的内容，真理标准问题还在八百学员中进行了讨论。后来又以实践标准检验路线斗争的是非为内容，进行了党史课的讨论。如果说这些仅限于局部范围，那么，吴江的言论公开发表，(8)就有全国性影响了。所以，即使审查胡福明的“发现或发明”的时间，也得不了诺贝尔奖了。

   文章寄到《光明日报》后，在理论部主任马沛文的主持下，讨论、修改数易其稿，送到总编辑杨西光那里，还说不行。四月十三日，趁胡福明到北京的机会，杨西光找来胡福明，召集理论部的马沛文、王强华，也请中央党校的孙长江参加，讨论文章的修改。杨西光讲了许多重要意见，特别提到“两个凡是”。王强华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两个凡是’，就记下来了，后来想想，其实这个会是很重要的一个会。”(9)

   看看胡福明怎么说：“我于一九七七年夏天写作实践标准的文章，有什么特点呢？第一，我于一九七七年六月间抓住了拨乱反正的主要障碍——‘两个凡是’；第二，我找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批判‘两个凡是’；第三，我以马克思恩格斯自觉运用实践标准检验自己的理论，证实、修改自己的某些观点作典范，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导师也不是‘句句是真理’，以此批判、否定‘两个凡是’；…… ”(10)从“我”出发的特点，共有六点，不必一一引述了。另一个地方，他的说法在时间上更为提前：“两报一刊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我觉得是语录标准，还是实践标准，这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一种责任感驱使着我，决心写一篇文章，破一破‘两个凡是’。”(11)这就不是“一九七七年六月间”，而是一九七七年二月间了。但胡福明事后归纳的“特点”，在他的初稿中和当时的言论中是找不到的。王强华第一次听到“两个凡是”不是来自与他打交道已有八九个月的胡福明，而是刚认识不久的杨西光。他还说：“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当时都不清楚，所以在胡福明的原稿和我们历次的修改稿中都没有涉及。”(12)胡福明自称的文章的“特点”，连编辑都没有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