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三十周年

   郭罗基

   （二）拨乱反正多曲折

   　　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都说开始了一个“新时期”。这个“新时期”的特点，从《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找到了根据，叫做“拨乱世，反诸正”。拨“文化大革命”的乱世，反诸社会的正轨。拨乱反正，势在必行。但组织上的“华汪体制”，以思想上、政治上的“两个凡是”为纲领，挟“一举粉碎‘四人帮’”之余威，大树特树对“英明领袖”的个人崇拜，极力在新时期固守旧秩序。因而拨乱反正的阻力重重，步履艰难。　　

   澄清是非何以为准？

   　　开始，为了推翻某些结论或改变某些现象，总是说林彪、“四人帮”篡改毛主席的指示，背着毛主席另搞一套。一九七七年十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题目是《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这篇文章是在胡耀邦的指导下，由中央党校的三位教员撰写的。意在将干部中的冤假错案算在“四人帮”的账上，一一推翻。有的干部看了文章感动得流下了眼泪，盼望挣脱身上的锁链。但遇到毛主席定的案，事情就搁浅了。汪东兴还以威胁语气责问：你们知道专案工作是谁领导的吗？

   有些问题既没有“篡改”，也没有“背着”，毛主席的指示和林彪、“四人帮”搞的是一套，并没有两套。于是人们对语录作出符合当前需要的重新解释。例如，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吴江在《“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一文中说：“继续革命的主要内容应是文化、技术革命，生产力的革命”，而不是整党内走资派。重新解释可以不止一种，重要的是结论：必须纠正“革命的”理论，才能停止“革命的”运动。邓小平也同意作重新解释。后来虽然彻底否定了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但开启重新解释语录的途径，也有利于冲击思想僵化的闸门。

   有些语录又没有重新解释的余地，于是用语录来对付语录。教育战线上流行的“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以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为依据、载入一九七一年八月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又经毛泽东画了圈的。这个《纪要》由迟群炮制、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以中共中央一九七一年四十四号文件转发全国。它一出世就成为压在广大教育工作者身上的大石头。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自然强烈要求推翻“两个估计”。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九日，邓小平和方毅找教育部长刘西尧，以及副部长雍文涛、李琦等人谈话，指出：“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但他自己就信心不足：“我提出这个问题，可有人反对哩！”他知道刘西尧等人“东看看，西看看……，怕又跟着我犯‘错误’。”(1)一九七五年，教育部长周荣鑫跟着邓小平“犯错误”，在“批邓”中被批斗致死，恐怕他们记忆犹新。这时，教育部仍然犹豫观望。所以，邓小平也推翻不了“两个估计”。直到一九七七年十月，在迟群的笔记本上找到一段一九七一年六月毛泽东的谈话记录：“对十七年不能估计过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好的，是要革命的，拥护社会主义的；反对社会主义的、坏的是少数，很少数。”(2)教育部大批判组在《教育战线上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人民日报》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公布了这一语录。邓小平审阅这篇文章时有一个批示：“我看虽写得不算很好，但可用”。(3)文章写得不算很好，但语录具有神奇效力，从此“两个估计”才算作废。

   如果没有迟群笔记本上的语录，难道“两个估计”就永远不能推翻吗？还有大量的是非需要澄清，又到哪里去找语录？而且，用同样的办法，可以澄清是非，也可以再一次混淆是非。假如有一个权力很大的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又对语录作另外一番解释，又从别的什么人的笔记本上找出几段语录，不是还可以回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两个估计”那里去吗？这样，迫使人们非要作彻底的思考不可。

   采用迂回曲折的办法，否定了一些荒谬的口号，改变了一些错误的方针，不管出于什么理由，只要抛弃那些在实际生活中有害的东西，人们总是高兴的。但由于“两个凡是”的束缚，一切都只能在不触动毛泽东神位的前提下、局限在语录标准的范围内进行；也可以说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来纠正毛主席的错误。今天来看，这种局面何其可笑！当时来说，改变这种可笑的局面又何其艰难!

   开始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澄清是非，到一定时候，就要寻求从根本上解决：判定一切是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这就从个别上升到一般，进入哲学领域了。若是以语录为标准，那么语录本身的是非又以什么为标准？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和逻辑追问，最后都在质疑这个先验的语录标准。就像《封神榜》中的斗法一样，“凡是”派放出的法宝是语录标准，反对“凡是”派的人们用什么法宝来破语录标准？志在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人们，苦苦求索，从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思考出发，走向同一的归宿。各个方面的努力聚焦到一点，找到一个威力无穷的法宝，原来马克思主义宝库中有现成的武器——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条条道路都通向真理的实践标准。一切领域的争论最后都不可避免地归结到哲学上的争论。在哲学方面，认识论问题尤其是真理标准问题，显得更加突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一经重申，立即擦亮了人们的眼睛，大大解放了思想。关于真理标准问题所引起的热烈讨论，以及这一讨论牵动了大局，都不是偶然的。

   在反对“四人帮”的实际斗争中找到了真理的实践标准

   北京大学是“梁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大批判组）的所在地，为“四人帮”所严密控制的单位。“四人帮”指挥“梁效”，左右舆论，搞乱全国，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粉碎“四人帮”以后，北京大学的群众摩拳擦掌，准备战斗。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五日，以吴德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发出一个《关于北京大学当前运动的意见》（内容有六条，故简称《六条》），开宗明义第一条就说：“北京大学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抓的点。几年来，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北大的广大干部、宣传队员和师生员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取得很大的成绩，对全市学校的斗、批、改，对教育革命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但是‘四人帮’通过迟、谢插手两校，利用毛主席的点搞了一些坏事。” 这是《六条》中最根本的一条。另一方面，又肯定从清华、北大发难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完全正确的，不能翻案。”因为北京大学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抓的点”，几年来都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其他的一切都不能提了：“四人帮”和迟群、谢静宜的胡作非为就不能揭发，破坏教育的“教育革命”就不能否定，整人的冤假错案就不能平反。《六条》是“两个凡是”的标本。以此为准，只能掩饰一切，捂住盖子，保持原样。中共北京市委一再声称：“《六条》是中央的精神”，“《六条》是正确的，不能反，不能批”等等。北大的群众顶住压力，同颁布《六条》的中共北京市委和执行《六条》的北大党委苦苦斗争了一年，改变了官方的结论，把“北京大学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抓的点”，还原为“北京大学是‘四人帮’严密控制的单位”。

   由于《六条》的压制，北京大学揭批“四人帮”的运动，搞得死气沉沉，以至完全停顿。粉碎“四人帮”一周年之际，校园里贴出一批大字报，批评中共北京市委，批评北大党委，并系统地批驳《六条》。其中，有一篇《评中共北京市委的〈六条〉》，总结性地写道：“市委的《六条》不符合客观实际，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不管权力多大、嗓门多高，都不可能强迫实践通过错误的意见；犯了错误，不管态度多滑、手法多妙，也不可能逃脱实践对错误的判决。”(4)由于不可能从文件上或书本上找到批驳《六条》的根据，只能求助于实践。

   最后，中共北京市委承认“《六条》有错误”，执行《六条》的北大党委书记黄辛白被撤换。这是自下而上的 民主运动的胜利。由于实际斗争的需要，推动人们拿起真理的实践标准为武器，去反对“两个凡是”。若是在一九五七年，批评党委、批评市委都将被定为严重的反党活动，打成右派。在一九七七年却导致相反的结局，撤换领导，承认错误。只能说，这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特殊形势下，真理的实践标准发挥了不可抵御的威力。　　

   在研究党史上的路线斗争中找到了真理的实践标准

   一九七七年八月，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要认真组织力量研究党史，学习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华国锋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将这个任务交给了中央党校。十月九日，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叶剑英也说：“在我们面前摆着一个重大任务，就是研究和编写党史”。当时，中央党校新成立的党史研究室被责成编写中共党史。

   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开始，中央党校在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的指导下，讨论党史问题。所谓路线斗争史，即共产党的内斗史，历来以权力意志定是非，路线斗争中的失败者往往被戴上机会主义、分裂主义、修正主义、叛徒、内奸、工贼等等的帽子。所谓“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即反对刘少奇、反对林彪、反对“四人帮”的三场斗争，也就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这十年的历史充满了歪曲和谬误，但依据“两个凡是”的天条，都是早有定论的。胡耀邦说：“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还要看实践嘛。”“以哪个讲话、哪个文件为依据，不是科学态度，那就不是研究了。”副教育长冯文彬也提出：“研究党史要敢于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脑子里还有旧的框子、精神枷锁，就研究不好。”

   党史教研室提出一份讨论三次路线斗争的提纲，因袭旧说，胡耀邦很不满意。他说：“你们的整个体系都是抄来的，要用真正的毛主席思想，通过实践来检验分析。”他指定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负责一个专门小组。这个小组形成一个文件，题目是《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从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这个文件确立的“研究应当遵循的原则”中，明确地提出：“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明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由路线斗争的实际结果来检验。”(5)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八百多名中、高级干部以这个原则为引导，讨论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由于以实践标准为依据，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是非问题重新审视，学员们思想活跃，讨论热烈。实际上这是后来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真理标准讨论的前奏。一九七八年四月，八百多名中、高级干部毕业后分赴全国各地，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