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凌晨4点，我与廖双元、田祖湘得到申有连先生要搬家的信息前去帮忙。说是搬家，实则是分家。一个完好的家庭就在共产党公安的威胁中破裂了。原因只是，申有连先生是贵州人权研讨会的联系人，他从一名人权捍卫者成员，而成为一名积极的维权骨干。“公安”威逼他离开人权研讨会不得，就使用许多卑鄙无耻的手段去恐吓他的妻子和家人。他的妻子早就已经受到单位的歧视，现在公安又在胁迫申有连先生儿子的工作。说：“上海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地方，那里也是共产党说了算（申有连的儿子在上海工作）”，言下之意，申有连儿子因他父亲的事，工作也不保。在申有连是贵州人权研讨会联系人之时，他经常被传讯或软禁，他的妻子受到这多重打击身心难以承受，晚上常常做恶梦，不是做到半夜三更公安来敲门，就是做到她们儿子的工作被无故开除。于是，被迫与申有连先生离了婚。
   
   

   
   在沉重的心情下，我们不说一句话，也未给申有连的前夫人打个招呼，就和申有连先生搬离了他居住了几十年的家。随后，我就回到自己的家。
   
   
   下午2：00，我正沉浸于因中共对我们人权捍卫者的迫害的悲痛中，要为申有连先生写几句话，谴责中共统治下的无耻行径。就有不速之客来敲门。
   
   
   我打开门，原来又是共产党的两名公安。一名姓周，是负责我们这里的民警，一位叫廖强的。她（他）们说，派出所的领导叫我去。
   
   
   到了市西派出所，阙（公安的教导员）给我说，接上级领导的指示，要我出去几天。
   
   
   我说：“有拘留证吗？有法律证明书吗？”
   
   
   阙答道：“陈西，你明白，这就是咱们中国特色，只要有领导发话就行。”
   
   
   “你们这是知法犯法，侵犯我的人身权利！”我抗议道。
   
   
   阙说：“请你理解我们工作和中国的国情，这是强制执行的”。
   
   
   原来吴邦国的“决不学西方的民主制度”就是要加强共产党说了算，共产党要高于法律的国情局面。
   
   
   随后，有负责廖双元处的公安来问我，问知道廖双元去哪里了？要我给双元讲一声，要双元和我一同去。我回答道：“不清楚。”
   
   
   迫于公安的淫威，为避免上次我因强力抗争受侮辱的事再发生，我回到家里收拾几件衣物就和他们上路了。
   
   
   带队的是云岩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的。他们把我带到市郊“邮政度假村”，说是让我在这里好好休息。我说：“你们这样的‘休息‘我不愿意，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在做违法的事，是公然侵犯一个公民的人权！”
   
   
   他们说：实际上，他们也不愿意这样做。但是，为了这份工资，他们只能服从领导的安排。
   
   
   第二天，市国保支队的贾、黄来找我谈话。问：最近我们（人权研讨会）有什么活动。其中问道4月25日、5月4日。
   
   
   我说，不就是“纪念‘6、4‘二十周年”吗。我当时并不知道4月25日是法轮功在北京和平维权10周年的日子。我们要“纪念‘6、4‘二十周年”，要搞一系列活动。我早就给国保讲过。现在离“6、4“还远，国保就把我软禁起来，可以看出，中共是做贼心虚。
   
   
   在度假村，共产党公安每天要有4-5个人看守我，他们定下3个客房，每天仅度假村的消费就是1千多近两千元。
   
   
   我当着国保公安的面指责道：“你们就这样花纳税人的钱不心痛！”
   
   
   公安们寸步不离我，天天换班监控我。我住的房间随时有他人在，电视常开，电灯泡常亮，烟草味常在（公安大多数人都吸烟）。说是休息，就是在这没有私人空间，没有关灯小睡权，没有不吸二手烟选择权中休息。
   
   
   有趣的事还是有的。作为一名基督徒，星期日去教堂做礼拜是被监禁的我的向往。
   
   
   4月26日的礼拜天我要争取去教堂。我知道，任何权利都必须经过争取才可得到。在未到礼拜天前，我就给看守我的公安放出话：“我要去做礼拜”，请他们提前给他们的上级请示报告。可是，直到星期天中午，我得到的回答是：“不准去”。
   
   
   派出所的公安说，是省公安厅一级的答复。意思是叫我死了这个心。
   
   
   下午，为避免他们锁我在房间，我就不再进房间，而是与监控我的人随意行走在度假村的各处角落。我明白地告诉他们，我是一定要去教堂的，教会活动是在晚7：30，在5点钟以前不允许我去我也要去。
   
   
   我给分局国保的公安讲：“这几天的相处你们也知道，每天早锻炼跑5公里你们都不如我，即使你们年青，开始有速度，但只跑得1公里你们就趴下了。好些是跑都不能跑。虽然有4个人在看着我，我要走你们是拦得住，但是，会引发度假村的骚乱。一但引起骚乱责任可不在我，本身你们做的事就理亏的，我说你们是黑社会的绑架我，你们虽有人穿的是公安服，我说你们是假冒的，你们拿出警官证我也这么说。度假村有两三百人，如果出现围观我或许也是可以走的。
   
   
   最好是你们送我去，送我回。你们有什么要求可以说。”
   
   
   经过争取，国保终于同意我去教堂做礼拜。条件是：1、不准与任何人接触；2、不准同任何人说话；3、我在教堂时，前后左右都必须是公安的便衣相伴，如果我与别人接触或讲话就要立刻被押送返回。
   
   
   我同意了这些条件。
   
   
   在我们饭后坐车到教堂时，云岩区国保大队全体公安1-20名已经在教堂展开了防范我的行动。国保大队的马（教）先叫我在车上停留半小时，然后，上车与我再交待一次做礼拜的条件，才允许下车进教堂。
   
   
   进入教堂，我看到公安高度戒备，一路围拢着我，大眼盯着我。我坐下后，前后左右也跟着坐下。我真不理解公安的这一举动？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通知我让我回家的时候，我还再怀疑，我想这次软禁会到“6、4”以后吧？从4月22日到4月27日，我实际被共产党公安囚禁5天。
   
   
   在一党专制的国家，为争取人权，为捍卫人的尊严，我们人权捍卫者时常遭受不明不白的监禁或人身权利受侵犯的事已经是家常便饭了。我们相信，经过我们不断的抗争，中国人拥有自己公民权利的一天会来临！我们愿意为此继续努力！
   
   
   
   2009-4-27 于被囚放回家的当天
   
   
   来源《维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