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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特使在欧盟外事委员会发表演说
达赖喇嘛特使就藏中会谈为题于欧盟外交事务委员会发表演说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4月03日 转载)
『国际西藏邮报2009年4月02日达兰萨拉报导』(www.tibet.net )西藏听证会：在藏中会谈破裂后，更新目前西藏情势。2009年3月31日，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特使-格桑坚赞提交给，布鲁塞尔欧洲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一份声明。敬爱的主席先生与各位委员们，值此西藏的关键时刻，各位一直以来给予达赖喇嘛尊者，与他的努力寻求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不变与忠诚的支持，谨向欧洲议会献上我的敬意与谢意。并感谢你们在这个时间点上，召开这次重要的听证会。
在西藏执行非法的戒严
这个听证会的召开，刚好是西藏境内遭逢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封锁与排除在这个世界之外的时间点上；没有任何一个外国人，可以进入西藏地区；通信线路-如互联网和移动电话服务-完全的被切断；还有庞大的安全武装部队存在。政治严打运动，在寺院、工作场所和学校展开，进行着恐吓和胁迫的压制行动。每一天，都有藏人遭到逮捕，并且在审讯和拘留期间，惨遭野蛮殴打与酷刑。非法的戒严，遍及西藏所有地区。在这个非常时刻，西藏境内的西藏子民们，正在经历第二次的军事占领，面临着再次失去家园的痛苦，以及最为严酷镇压的洗礼，宛如文化大革命的重现。
中国错误的西藏政策
由于，缺乏对于西藏独特文化、历史和认同的了解、欣赏与尊重，造成中国的西藏政策一贯严重的错误，在被占领的西藏里，已容不下真相的余地。使用武力和胁迫的手段，迫使西藏人民在恐惧之下而屈服；地方官员隐瞒事实真相，并伪造事件，只为了取悦北京；致使中国对待西藏，继续以鸵鸟心态回避西藏现实状况。这些政策暴露了其种族丑恶的嘴脸、文化的傲慢，沙文主义和高度政治动荡。当然这种做法，是短视近利和反作用的。
斯特拉斯堡建议
达赖喇嘛尊者所带领的为西藏自由奋斗，以非暴力的路线，透过谈判寻求双方都能够同意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法，是本着与中国和解共生的精神而作为。于1988年在斯特拉斯堡议会，为了与中国可以进行谈判，达赖喇嘛尊者特别提出一项正式提案。尊者思考谈判的模式，故建议会谈地点应选择在欧洲议会，目的是为了强调，一个真正的联盟，能够自愿担任有关各方的协调，是能有着令人互重、互利的好处。达赖喇嘛尊者认为，欧盟就是如上述的一个明确与鼓舞人心的例子。另一方面，当彼此缺乏互信互利的尊重时，一个国家或社会便会分成两个或更多的实体，而且会使用武力当作手段来制服对方。
中间路线
这一建言，后来成为众所周知的「斯特拉斯堡建议」，正视整个西藏应成为一个自治与民主的政治实体，而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盟。有了这个正式声明，尊者表明，他愿意不寻求独立的西藏。依据斯特拉斯堡建议的指导原则，是本着和解共生的精神，透过谈判以寻求双方均能接受的方法，来解决西藏的问题。本着这精神，达赖喇嘛尊者提出“中间路线”办法。中国于1989年3月在西藏，实施戒严法且持续了一年之久。面对着西藏日益恶化的局势，当尊者提出斯特拉斯堡建议后，亦得不到中国任何正面的响应。迫使尊者在1991年，声明「斯特拉斯堡建议」，是完全徒劳无功的。然而，尊者并没有对于致力于以「中间路线」，寻求解决西藏问题，产生任何的怀疑。
同时，在西藏出现了令人震惊的趋势：大量的中国移民来到西藏，利用西藏作为资本主义的开放经济市场。每年，中国在西藏移入的人口，以惊人的速度成长增加，导致西藏人民在自己家园里，经济、政治和社会边缘化。对于文化、宗教与教育领域，以新措施施加限制，更加上有增无减的华人移民大量涌入，让西藏的文明与种族命脉陷入危机。
显然的是，如果这些问题不尽快以透过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其根本，会变得毫无意义，因为中国政府想要改造西藏的事实，将使西藏境内的局势是无法逆势而转。我们一些西方朋友称，这是中国”终结”政策，用来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法。
在此情况下，达赖喇嘛尊者想尽办法要与中国政府接触。此外，西藏流亡领导方针，也重新定义了「中间路线」的具体特点。放弃在「斯特拉斯堡建议」中的部份论点，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有的政治现况。达赖喇嘛尊者和西藏流亡政府，采取果断的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宪框架下，寻求西藏真正的自治，确保西藏人民能够在取得需本生存的需要，以维护其独特的文化、语言、宗教，明确的身份认同和保护青藏高原珍贵的自然环境。
汉藏对话
2002年，重新建立与中国领导人直接接触管道。针对对话的进程，西藏流亡政府以我们的方法，制定了明确的政策。噶厦(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在尊者的批准下，在我们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谈，确定为一个正式的管道和单一的议程。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单一的行政管理框架内，以单一议程寻求西藏真正或有意义的自治。
我很荣幸地成为，由达赖喇嘛尊者委派，与中国领导人代表进行谈判的特使之一。会同我资深同伴洛迪甲日先生，以及三名西藏高级助理，自2002年以来，我们与中国代表共进行了八轮正式会谈，和一次非正式会议。
特使团的使命具有二项重点：第一，与北京的领导人，重新建立沟通的管道，并为未来定期会谈创造面对面沟通的有利契机。其次，解释达赖喇嘛尊者「中间道路」的办法，目的是为了能够使谈判获取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共识。纵观我们的接触，我们集中精神和努力，以争取建立信任来消除误解和怀疑。
基于这样的精神，在我们首次访华，并于2002年9月进入拉萨期间，内阁总理噶伦赤巴-颡东仁波切，呼吁西藏流亡社会和我们的国际支持者，避免在我们访问期间举行示威游行，尤其是中国政要去访海外时间里，恳请大家的协助让对话会谈于有建设性的氛围内进行。为了我们有限的可能，西藏流亡政府采取了一些诸如建立信任的措施。
对西藏的看法与建议
从2002年第一轮会谈开始，我们建议双方采取措施，建立互信互重的关系。我们要求中共领导人作出善意的响应，不要诬陷达赖喇嘛，并解禁尊者法照等物品，因为这是西藏人民心中最为重要的依赖，可以创造其和平安适的环境。我们还建议加深彼此的联系，允许境内外藏人互访，并安排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西藏流亡政府的学术、文化、宗教机构，学者和专家的交流访问。当然很明显的在会谈之中，双方在一些问题上有着重大分歧，甚至包括一些基本面的问题，所以我们建议应先集中讨论双方的共同利益，并增加合作会议的次数，两次或三次以上。 2005年，我们甚至要求中国政府，在达赖喇嘛70大寿之际，允许少数5 – 10名僧人访问西藏各个圣地，为尊者进行长寿法会。
双方之间的差异，对当前西藏境内的局势也有着相当程度的冲击。为了双方对于现实状况能够有共识，所以2007年时我们建议，让我们有机会送进一个研究小组，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去看看实际的情况；我们说明这将有助于双方超越彼此的争论。在2008年西藏和平示威后，以及随后的奥运圣火传递事件，此时是适当且必要向西藏人民与国际社会，发出强烈和明确的信号。所以达赖喇嘛尊者和中共领导人，决心认真的进行讨论所有与西藏有关问题，以期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因此，我们建议2008年7月时，完成第七轮的讨论(联合声明草案)后，发表一份联合声明。此外，2002年4月18日当双方开始接触，我们曾写信给当时的江泽民主席，说明除了对话之外，我们的任务是实践达赖喇嘛尊者与中国领导人面对面的会晤。这样的首脑会晤，是有可能突破现有的僵局，且为西藏人民与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开展新的荣景。因此，在每一轮的会谈，我们不厌其烦的一次又一次的提出请求。达赖喇嘛尊者也曾公开表示，他希望能够在2006年访华，进行朝圣之旅。
中国的态度和立场
对于我们所提出的建议和提案，没有一件是中方接受的，让我们深感失望。中方对于我们建立互信互重的建议，亦不曾有过任何善意的响应；或是提出自己的建议与提案，以致于没有任何的进展。这种单向的会谈自2002年开始以来，中方一直是采取不承认、不对等的立场，也没有任何的承诺、让步和妥协。虽然直至今日，他们仍信口旦旦的说，对话的大门是敞开的。但是时至今日，他们一直实行着拖延战术，避免有任何的进展、决议和承诺。中国政体的缺乏政治诚意，清楚地在上一轮，去年11月的会谈中明显的呈现。
去年7月第七轮的谈判中，中方明确欢迎，达赖喇嘛尊者对于西藏的稳定与发展给予建议，并强调他们希望听到与了解我们所寻求的自治形态。因此，2008年10月31日，我们向中国领导人提出，我们的《全体藏人获得真正自治的备忘录》。 我们提出这份备忘录，说明西藏人民对于自治的具体需要，这份备忘录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内自治细则中的规定而制作。宪法所赋予重要的自由裁量权，以国家机关的决策和运作为准则的自治制度。行使自由裁量权，以促进真正的自治，将可带来西藏独特局势的正面走向。在此基础之上，达赖喇嘛尊者相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内，西藏人民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治。
不幸的是，中方断然拒绝我们《全体藏人获得真正自治的备忘录》全文所详述的基本需求。在一项我们所讨论的点上，中国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指出：“即使你们备忘录的标题，也是令人无法接受的。我们说了多少次了，达赖喇嘛没有权利谈论西藏的情况，或代表西藏人民？“当我们问他为什么把我们提出自主权的观点摆在首位，他的回答是：“这是一个测试，看看你们对于中央政府立场和政策有多少的了解与认知。但是你们未能通过测试，所以只好草草收场。“ (中方拒绝提交备忘录的新闻稿记载)。
中国对西藏问题的立场
2007年6月29日至7月5日藏中第六轮谈判，中方概述他们的基本立场，如下：
他说：“首先，达赖喇嘛必须承认中央政府的政治主权。接受西藏是中国一直以来不可分割的政治组成部份。与学术性的历史无关，这是政治立场的问题。
其次，必须对中央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关联，有一个本质上正确的认识。这关联是与达赖喇嘛和他周围极少数人相关，不能有任何讨论超越此范围。西藏根本没有任何问题，而西藏人民在西藏是快乐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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