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制万岁
   张国堂
   2003年7月1日
   
   　　圣托马斯·阿奎那说：“在一切人的灵魂深处都有一种力求使自己的欲望得到满足的冲动”（《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第62页）

   　　人有自私自利的本能，也有爱好正义的天性。
   　　私有制起源于人自私自利的本能，也是由人的自私自利的本能决定的。同时也符合人爱好正义的天性。人的本能和天性是天主上帝决定的，是不可改变的，因此，私有制是不可废除的，从而消灭私有制的理论和主张都是歪理邪说，是注定不可能成功的，是必然要失败的。
   　　为什么说私有制符合人爱好正义的天性呢？因为私有制符合人的自治原则和人民主权原则。因为自治原则和人民主权原则是正义的，所以，私有制是正义的。
   　　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林肯说：“自治这种权利认为，每个人对完全属于他自己所有的东西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我相信这种主张是出于我的正义感。我把这个原则从个人扩充到社会。之所以把它扩充，是因为它不但天然是公正的，而且在政治上也是明智的；说它在政治上是明智的，是因为它使我们不必对与我们无关的事大吵大闹。”（《林肯选集》第63页）
   　　林肯又说：“真正的人民主权是：国家应该管理与国家有关的事务；一个州或一个较小的政治团体应该管理惟独与这个州或这个政治团体有关的事务；个人应该管理惟独与他个人有关的事务。”（《林肯选集》第123页）
   　　亚里士多德在论述财产的私有制时说：“划清了各人所有利益的范围，人们相互间争吵的根源就会消除；各人注意自己范围以内的事业，各家的境况也就可以改进了。”（《政治学》第54页）
   　　亚里士多德又说：“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政治学》第48页）
   　　财产私有，而每个公民拿出一部分财物以供养政府，同时使人们明白“施比受更为有福”的道理，使富人乐于施舍财物以周济穷人。这就是我们基督教的理想。
   　　圣托马斯·阿奎那说：“关于有形的东西，有两点是人们必须加以考虑的。首先有关取得和处置的权力；在这方面，私人占有是准许的。有三个理由足以说明这对于人类的生活来说也是必要的。第一，因为每一个人对于获得仅与自身有关的东西的关心，胜过对于所有的人或许多别人的共同事务的关心。各人在避免额外劳动时，总把共同的工作留给第二个人；像我们在官吏过多的情况下所看到的那样。第二，因为当各人有他自己的业务需要照料时，人世间的事务就处理得更有条理。如果每一个人什么事情都想插一手，就会弄得一团糟。第三，因为这可以使人类处于一种比较和平的境地，如果各人都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满意的话。所以我们看到，只有在那些联合地共同地占有某种东西的人们中间，才往往最容易发生纠纷。”（《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第141页）
   　　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如果个人没有财产，那么个人就没有自由。西方人说：“无财产，无自由。”这是完全正确的。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之后，每个公民都会成为任由掌权者搬的砖。
   　　全民所有制必然会采用国家所有制或企业所有制。因为全国人民中的绝大多数个人对行使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所有权不感兴趣，也不关心，更不可能了解各个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情况。虽然绝大多数人对财产的保护和增值并不关心，但相当多的人们对权力的追逐却欲望不弱。如果每一个公民真的有自由的发言权，真的能自由地去竞选各个企业的负责人，必然会大吵大闹，社会就难有和平。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的国家如果没有出现大吵大闹，那一定是由于专制的恐怖。因此，全民所有制必然是国家所有制或企业所有制。东欧大多数前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和中国等都是国家所有制。前南斯拉夫不是国家所有制，而是社会所有制，实际上是企业所有制。就是各企业的全部职工行使本企业的所有权。对任一个企业而言，这个企业之外的公民不能行使这个企业的所有权。企业所有制必然导致各企业之间的苦乐不均，同时，企业所有制的企业排斥外人在本企业就业。另外，企业大多数职工对行使企业所有权既无兴趣，也不太关心，其权力必被少数个别人所掌握。如果每个人都有自由的发言权和自由竞选权，其结果必然是大吵大闹的争吵。这种所有制为喜欢出风头管闲事而又不负责的人提供了方便，也为喜欢意气之争的人提供了场所。掌权者要巩固自己掌权的地位，必要打击挑战者。对其怀疑的挑战者也要防备和打击。企业内部的政治斗争和勾心斗角要花费掌权者的巨大精力。同时，在企业内部政治斗争中取胜的人并不一定擅长经营管理。这必然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因此，只有南斯拉夫采用企业所有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采用国家所有制。
   　　国家所有制企业的所有权由国家指定的官员行使。这样，行使国有企业所有权的人不是企业的所有者，而企业的所有者——全民又不行使所有权。行使国有企业所有权的人不是企业的所有者，他就不会像所有者那样行事，别人也不允许他像所有者那样行事。这就是所有者缺位。
   　　由于国有企业的负责人是政府任命的。他要保住自己的位子，就要花费巨大的精力去拉拢政府官员的关系。从而就对市场不太关心，对企业管理也不太关心。他最关心的是与政府有关官员的关系。这必然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而私有企业的老板之所以为老板，是由于市场的选择和他自己努力的结果。无能之辈必被市场所淘汰，决不能在许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而成为老板。私有企业的老板要想继续当老板，只能靠他的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从而，他必然要关心市场和企业管理。因此，私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就高，发展就快。
   　　国有企业的主管官员之所以为主管官员，并不取决于他所主管的企业的经营业绩，而关键在于他与有权任免他的掌权者的关系。企业的经理之所以为经理，并不取决于他所负责的企业的经营业绩，而关键在于他与政府有关官员的关系。擅长与政府官员拉关系的人并不一定擅长经营管理。同时，企业搞好了，经理所得不很多，企业搞亏损了，他的损失也不很大。这样，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就没有有效的动力机制、压力机制、竞争机制和淘汰机制。从而导致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普遍的无能、怠工或腐败。这就是三分之二以上国有企业亏损的根本原因。
   　　在消灭私有制实行全民所有制的国家里。掌握政权的人也掌握全国的财产。而一旦在政治上失势，就会一无所有。这就是“有权的幸福，无权的痛苦。”人们没有经商的出路，因此就只能在政治上找出路。这就导致政治上过分激烈的竞争，导致政治斗争的异常残酷。掌权者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对他所怀疑的挑战者自然会无情打击，他必要制造恐怖，以使社会平静。因此，在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的国家里，要建立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那就比登天还难。
   　　国有企业效益低下，发展缓慢，满足不了人民的消费需求。解决不了人民的就业。而私有企业效益高、发展快，能满足人民的消费需求，能解决人民的就业。中国永远也不要再做消灭私有制的蠢事。
   　　甲单位以商品A与乙单位的商品B相交换。由于货币也是商品，商品A或商品B是货币。甲单位是私有企业并属其负责人所有，商品A也完全属甲单位所有。乙单位可能是企业也可能不是企业。乙单位不属其负责人所有。商品B也不完全归乙单位所有。有第三者与乙单位共同所有商品B。这样，甲单位的负责人与商品A的利益关联强，而乙单位的负责人与商品B的利益关联弱。这样，甲单位的商品A与乙单位的商品B的交换是利益关联不对等的交易。在商品交易时，如果利益关联不对等，而又无有效的监督，就往往会出现私下幕后的交易，使利益关联强的一方和利益关联弱的一方的当事人得利。这是一个规律。我们把这个规律叫做商品交换利益关联不对等定律。1978年之后，中国商品交易中普遍存在的“回扣”现象，以及许多国有企业出现“庙穷和尚富”的现象，就证明这个定律是正确的，真实的。
   　　由于商品交易利益关联不对等定律，以及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缺位，从而使监督乏力。因此，公有制与私有制的混合经济必然出现腐败，而公有制就是腐败的温床。因此，要尽量减少国有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凡适合私人经营和私人愿意经营的事业，就应该由私人经营。国家只从事不适合私人经营或私人不愿意经营的事业。
   　　对目前的权力私有化我是坚决反对的，因为不公平。但不能因为权力私有化不公平而反对私有制。我主张公开、公正、公平地私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