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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竞选下一任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声明
关于竞选下一任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声明
张国堂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2009年1月6日修改
一切人生而平等。据此原则，我认为，任何一个中国公民都有与胡锦涛平等的权利竞选下一任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
据此，我在《中国人的权利宣言》中公开宣布，我要竞选下一任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并且还说我的目标是当全中国（含台湾）第一任民选的总统。
许多人不相信我能成功，还有人把我的说法当作笑料，也有的人说我的主张不合潮流。不论别人怎么看，我自己是信心十足，虽然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但70%的把握还是有的。
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时势造英雄”。股市有云“勿与趋势作对”。又云，“先走一步治人，后走一步治于人”。政治上也一样，赶潮流要赶潮头，勿赶潮尾。面对社会的大趋势，面对强大的社会潮流，只能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即被淘汰）。这是无情的历史规律。
当前中国的大趋势是：民主自由是潮头，共产主义是潮尾。这个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如果江泽民胆敢阻挡民主自由的潮流，他必被这个潮流所淹没。现在死心塌地地追随江泽民的人，都会随着江泽民的退休而被淘汰。
摆在江泽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戈尔巴乔夫的路，另一条是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的路。如果江泽民走戈尔巴乔夫的路，80%的清廉的共产党人的实际利益不会受变革的影响，如果走齐奥塞斯库的路，大多数的中央委员将会成为阶下囚，江泽民本人的脑袋也难保。
历史是五十岁以下的人创造的。我们五十岁以下的人应该成为这 个社会的主宰和主导力量，中国的命运不能任由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来摆布。俗话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我们四十五以下的人再也不能在六十岁以上的老人的统治下虚度光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基本上是由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所组成，他们没有权力为我们安排下一代的领导人。我们四十五岁以下的人有权选举自己的领导人。
由于反右运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以及1978真理标准讨论的大转折，使各个时期成长起来的人有不同的思想。在八十年代就有“代沟”和信仰危机的说法，事实也是如此。
任何一个领导人，不论他本人的职务有多高，如果不能获得大多数四十五岁以下的人的支持，他必将垮台 。任何一个平民，如果他能获得大多数四十五岁以下的人的支持，他就必将成为中国的最高政治领袖。
目前，大多数四十五岁以下的人都能赞成我的意见，他们的思想与我高度一致，他们的利益也与我高度一致。只要他们知道我的政治主张，他们就一定能支持我。只要他们支持我，我就能成为中国最高的政治领袖。
从苏欧剧变和中国1989年的学生运动中，就可以看出，和平演变，放弃四个坚持，走基督作王的宪政民主的道路是中国长期的大趋势。邓小平的顽抗只能短期阻止演变的进程，但改变不了这个大趋势的方向。
最近，我国与美国的双边谈判已经达成协议，中国加入WTO已成定局。为了迎接国际竞争的挑战，我国必须加大改革的力度，加快新制度的建设。因为国家之间的竞争是制度的竞争，为了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我国必须尽快建立民主自由的政治经济制度。
1999年11月19日，《南方周未》发表刘洲伟先生的文章，题目是《开放，我们义无反顾》。文章写得很好，也很及时。他在文章中提出了“谁来做竞争总动员？”的问题。他说：“所有的中国企业都应该有紧迫感，现在正是做‘竞争总动员'的时候！然而，缺乏信息，情况不明，又如何进行‘竞争总动员'呢？”
我们认为，该有紧迫感的不仅仅是中国企业。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有紧迫感。特别是每一个新闻工作者、法律工作者、知识分子、政府官员、民运人士、企业家、企业职工等等都应该有紧迫感。
1999年11月12日的《南方周未》刊登了《成都国企一批“元老”干部下岗》的时事评点。其中说：“去年以来，成都市在国有大中型企业内部推行中层干部竞争上岗，不少‘三朝元老'的中层干部被淘汰出局。最近成都市委有关部门对23户国有大中型企业的280名落聘中层干部进行了调查，企业介绍他们落聘的缘由令人深思：资历不是能力，企业不要‘老人'要能人，人缘不是民心，企业拒绝‘和事佬'，老成不等于精明，企业不要‘殷勤'要效益，表白不等于清白，职工不看言词看为人。”
这个事情虽然不大，但显示了社会变化的趋势。该竞争上岗的不仅仅是国企的中层干部，国家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等等都应该竞争上岗。
我在《中国人的权利宣言》中所阐述的思想，代表了大多数四十五岁以下的人的利益。大多数四十五岁以下的人都能赞成我的思想和主张。对此，我有充分的信心。
当然，四十五岁的划分只是相对的。四十五岁以下的人也有顽固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是少数。
四十五到六十岁的这一代人，是中国最不幸的一代人。他们是在反右和文革的极度残暴的恐怖中成长起来的，其中许多人的心理受到不同程度的创伤。这一代人思想最为复杂，有的人已转向了自由主义，成为自由主义者。这些人人数不多。有相当多的人正在转向自由主义。相当多的人，对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有条件反射一样的恐惧。他们中有的人因为自己的恐惧心理而成为共产主义的卫道士，这些人因为形势所迫，也不得不赞成改革开放。这些人的思想自相矛盾、逻辑混乱。王山就是这些人的代表。也有人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失败，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破灭了，感到受了骗。他们对任何理论都再也不感兴趣，从而转向政治冷漠。还有相当多的人极端仇恨共产党，但不敢公开表示。他们在他们的朋友中私下发表的意见相当吓人。因此，四十五岁到六十岁的人难以形成统一的政治力量。
我以华盛顿、杰弗逊、林肯、罗斯福、邱吉尔等为榜样，献身于中国的民主自由的事业。我如他们一样从事竞选活动。我要通过我的竞选活动建立中国的大选制度。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大选的大国。作为中国人，应该感到耻辱。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没有大选制度是不行的。现在，在中国建立大选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
以张国堂为代表的知识精英与江泽民、李鹏、胡锦涛为代表的打天下的“战争功臣”及其余孽之间的权力斗争，是当前共产党的主要矛盾。反右、文革、1989年的“六·四”事件，从很大的程度上说是“战争功臣”与平民知识精英之间的矛盾。
“战争功臣”及其余孽，是中国现代化路上的绊脚石。他们的垮台，会给中青年军官和党政官员带来更多的提升机会。
我们应该利用共产党内“战争功臣”及其余孽与知识精英官员之间的权力斗争。
随着邓小平的死亡，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集团统治中国的历史已经结束。现在是老红军集团的余孽和朱熔基为代表的知识精英的混合集团统治中国。这是过渡的政治势力。
随着老红军集团的政治影响力的逐渐消亡，现在对这个集团进行“盖棺定论”的时机已经成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所引起的“赤祸”给中国人民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现在应该进行清算和反省。
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上亿中国人丧生，这场革命不是中华民族之福，而是中华民族之祸。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悲剧，最大的浩劫。在这场浩动中，许多共产党人也深受其害。这场革命几乎没有胜利者。毛泽东生前虽然享尽尊荣，但他尸骨未寒，老婆就被抓。作为男人，连自己的老婆都保不住，难道不可悲吗？文革中的四人帮和林彪集团，他们既是害人者，也是受害者。我呼吁全体历史学家要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重新研究和评价中国共产党的党史，这是害人、害已、害民、害国的血泪史。
1949年前，信马列者有2000多万人被杀，国民党官兵又被杀了多少？有多少平民在内战中丧生？有多少人在共产党内的冤案中被杀？1949年之后，在土改和镇反中有多少手无寸铁的平民被杀？反右导致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文革又革死了二千多万人，上亿人挨整。1976年“四·五”运动被打死了多少人？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之后，饿死了数千万人。这些被杀者、饿死者、整死者等等不都是中国人吗？
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一、二代共产党人，他们当年是在为人民打天下，还是在为他们自己打天下？如果是为人民打天下，就应该建立大选制度，让人民通过自由的投票选举国家的领导人。毛泽东临死之前还掌握着天下的大权，还要指定自己的接班人。这些事实说明，毛泽东和邓小平为代表的老革命不是在为人民打天下，而是在为他们自己打天下。他们不是人民的功臣，而是挑起中国内战的野心家。
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公民没有丝毫的言论自由。张志新、遇罗克都因为发表言论而惨遭杀害。这表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不是人民的中国，而是毛泽东私人的中国。1949年之前，毛泽东不是为人民打天下，而是夺人民的天下。毛泽东时代的残暴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登峰造极的。毛泽东与希特勒唯一的区别，就是希特勒屠杀和迫害外族人，而毛泽东则屠杀和迫害本民族的同胞。
现在还有一些糊涂虫说毛泽东领导穷人翻了身。这种说法真是愚蠢之极。在毛泽东时代，农民连种什么、怎么种都无权决定。没有丝毫权力的农民能说是翻身吗？毛泽东只是让那些跟随他闹革命而有幸未战死的穷人翻了身，他们只是工人农民中的极少数。这些工农出身的干部，在中国作威作福几十年，他们确实是翻了身，但广大农民在他们的统治和压迫下过着更为悲惨的生活。正是由于这些既无知又横蛮的工农干部导致1958年之后数千万农民饿死。如果毛泽东领导穷人闹翻身的革命行动值得歌颂的话，那么现在的穷人也很多，有1.83亿人失业，有1.2亿贫困人口，有4600万人甚至连肚子也填不饱，现在能不能去动员穷人闹革命？
必须指出：把中华民国政府说成是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总代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最大冤案。事实上，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孙中山先生的反封建是废除皇帝制度，建立中华民国。反帝是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借地、收回关税自主权、取缔外国人在中国的治外法权等等。这些任务在1945年已经基本完成。在当时，中华民国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且还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这就说明，反帝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虽然中华民国有许多缺点，但通过改良是可以克服的。毛泽东以武力颠覆合法的中华民国政府，是罪大恶极的行为。说毛泽东推翻了“三座大山”的说法，完全是弥天大谎。如果1949年之后的中国仍然由中华民国政府领导，就不会有几千万人饿死，也不会有文革。台湾的中国人过着富裕、自由、安乐的生活，大陆的中国人在毛泽东时代却生活在贫穷和恐惧之中。这就说明，中华民国政府不是“三座大山”，而毛泽东却是贫穷和专制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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