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道路不符合人的本性——要向美国和台湾学习 /中国共和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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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字经》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这就是说，人可能会变坏。在一定条件下，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为恶。权力者往往会滥用权力，不受制约的掌权者会腐败，会为恶。外国人是这样，中国人也是这样，没有任何不同。总之，从人的本性上说，中国的国情与美国的国情并无本质的差别。因此，民主自由的代议制共和政体符合中国人的本性。
   　　当代中国没有贵族，民众已经不承认任何人是高人一等的贵族。假如有人自认为高人一等而垄断政权，其下场必然是失败，没有贵族的国家必须实行民主自由的代议制共和政体。
   　　纵观中国历史，自秦以来，没有一个王朝能连续地超过三百年，汉超过了三百年。但分西汉、东汉。宋也超过了三百年，但分北宋、南宋。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事实。这个事实说明，君主制政府的更迭如同人的生老病死一样是自然规律。而且，每当发生王朝的更迭时，都会引发争夺政权的全国全面的大内战。从楚汉相争到国共内战，不知打了多少内战。每一次内战都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饿殍满地，给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对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和平时期积累的财富，在内战中毁坏贻尽。这是中国长期贫穷落后的最大原因。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只有民主自由的代议制共和政体，才能避免为争夺政权的全面内战。而且，如果以后再发生内战，日本很可能会入侵，欧美也不会袖手旁观。因此，建立民有、民选、民治、民享的政府，并使之永世长存，这是中华民族避免内战、避免外敌入侵的千年大计、万年大计；是中国人民永保社会和平和富强的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美国《独立宣言》说：“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以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是损害这些目的的，那未，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
   　　完整意义的这种思想，在中国古代是没有的。但这种思想的萌芽，在古代中国是存在的。
   　　孔夫子主张有教无类，《论语》说：“四海之内皆兄弟”。陈胜说：“王候将相宁有种乎！”作为平民的刘邦和朱无璋都能当上皇帝。这是古代中国人追求平等。一切人都有权利争取当王候将相，甚至皇帝，这是平等思想的萌芽。
   　　刘邦在著名的“约法三章”中说：“杀人者死，伤及盗者抵罪”。同时废除秦朝的严刑苛法，如“偶语者弃市”。这其实就是说明政府的目的是保障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虽然中国古代政府对人的人权的保护是很不完全的，但至少是当时的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如果政府在保护人权方面不能完成自己的职能，就会导致人民的不满意。虽然没有任何思想家主张人民有权推翻政府。但中国农民在实践中一次又一次地行使着推翻政府和更换政府的权利。在中国古代，每一个王朝都是君主制。但王朝的更迭、王朝的被推翻和王朝建立的过程体现着民主。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这种认识说明，民主在王朝的更迭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博爱等思想，在中国古代是有萌芽的，在西方思想的启发下，现代中国人完全能够掌握西方正宗政治学。那种认为民主自由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认为，[英]洛克的《政府论》、[法]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的《联邦党人文集》、[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林肯选集》、[美]卡尔·桑德堡的《林肯传》等书的理论学说是完全正确的，已经被许多国家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是成熟的理论，这些理论完全能适用于现代中国。
   　　三权分立和立法的议会分为两院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中国的文革从反面证明了这个理论的正确。在文革中，毛泽东一个人行使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制造了刘少奇等无数冤假错案，使全国人民生活在恐惧之中，毫无自由和安全感可言。
   　　考察世界各国的历史，大国不能保持中央集权的共和国。小共和国会被外力破坏，大共和国会被内部的腐败和内乱所破坏。辛亥革命之后的历史证明，中国不可能建成中央集权的共和国。要在中国实行共和政体，必须实行美国式的联邦制。国家主权必须分为两部分，各省（含直辖市、自治区、特区）必须享有充分的自治主权。联邦政府与各省政府不应有隶属关系，他们都各自在自己的主权范围内独立地直接治理其人民。其议会议员和行政首长也各自由其治下的人民选举产生。联邦政府不能任命或罢免省政府的官员。这种中华联邦共和国才符合中国这个大国的国情。
   　　一切人生而平等，是共和国的基础和灵魂。一切人生而平等，不是人的一切方面平等，而是一切人在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上平等。一切人在信仰自由、创造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获取信息的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包括组织政党）、决定自己的命运和劳有所获等权利上平等。一切人生而平等，不是社会职务和角色的平等。现实社会必然是等级社会。不同等级的社会职务和角色是不平等的，但一切人在争取担任任何社会职务和角色的权利上平等。每一个人都必须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向上发展，去获得他的天资和才干所能得到的一切。作为社会职务，总统和平民是不平等的，但每一个人都必须有平等的权利争取担任下一任总统。资本家与其雇佣的工人是不平等的，工人必须服从资本家的管理和指挥，但每一个人都必须有平等的权利争取当资本家。
   　　实行法治，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关于法治国与法治的区别，刘军宁先生的《从法治国到法治》一文讲得很好。我们应该读一读刘军宁先生的文章。我这里要强调的是：法律是人制定的，也靠人去执行，“徒法不能自行”法治国是这样，法治也是这样。法治国与法治的区别，不在于是人高于法，还是法高于人，少数特定权势者的意志高于法，这是法治国的特征，个人的人权和人类的正义感高于法（即自然法高于人订法），这是法治的特征。法治国与法治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法律是否体现一切人生而平等的原则，是否平等地保护每个人的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还在于法律制定者的议会议员（或人大代表）是否由人民自由选举产生。如果少数特定权势者垄断立法权，同时他们无视自然法而肆意制定恶法，然后强调依法治国，这种搞法，比人治还坏。另外，法治国的法律不容批评，但权势者可以变通。甚至把法律的变通当作权变的谋略加以颂扬。实行法治的国家，任何人都可以批评法律，但不允许任何人变通法律，任何人不得违反法律。如果不允许个人批评法律，则法律不能尽善尽美。如果允许变通法律，则必导致不公平。如果允许违反法律，则必导致无政府状态或暴政。
   　　允许个人批评宪法和法律，不允许任何人变通法律，这是中国实行法治的第一步。
   　　要在中国实行法治，还必须彻底否定毛泽东无法无天的思想。1949年之前，毛泽东不遵守中华民国的法律，以武力颠覆当时合法的政府。这不是功，而是罪。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成功表明，中华民国是一个坚持正义的政府。如果中华民国不被毛泽东赶到台湾，则大陆人民也如台湾人民一样富裕、自由、安祥和幸福。1949年之后，毛泽东也不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1957年的反右运动，违反了1954年宪法关于言论自由的规定。在十年文革中，更是粗暴地推翻了1954年的宪法。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对内对外代表国家，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就把刘少奇迫害致死。这是严重违反宪法的罪行。如果不追究、不谴责毛泽东严重违反1954年宪法的罪行，就不能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如果把毛泽东这样的不法之徒当作领袖，当作英雄来歌颂，就会鼓励人们无法无天。
   　　私有制符合中国人的本性，公有制不符合中国人的本性。台湾和香港的成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大陆国企的困境和私有经济的勃勃生机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下，谁能成为资本家、富豪、企业家、老板、谁成功，谁失败，都是个人努力和市场选择的结果。每个人作为消费者在选择商店购买自己喜欢的商品时，他（或她）就在不自觉地用货币投票选举资本家。每个人在寻找工作时，他也在选举资本家。因为谁获得高素质的人才，谁就能成功，就能成为大资本家。这种竞争和淘汰机制就能保证经济领域的掌权人是有仁爱之心的慧心人。
   　　资本家是社会财富的受托管理人，是非政府的社会公职人员。资本家在行使所有权时，这也是劳动，是脑力劳动，这种劳动也应获得劳动收入。资本家是凭自己的劳动谋生，他不是靠剥削谋生，他也没有剥削工人，马克思说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学话完全是胡说八道，是歪理邪说。资本家组织社会生产，管理社会经济，为工人提供工作岗位，为消费者供应商品和服务。他们是社会的有功之臣，理应受到人们的尊敬，不应该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完全是祸国殃民的异端邪说。
   　　社会财富总需要有人来管理，社会主义是这样，资本主义也是这样。由政府任命社会财富的管理者，还是由市场机制选择和淘汰社会财富的管理者，这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
   　　资本家要积累资本，这是资本家的本性，他的这个本性就决定了社会的扩大再生产，这是保证人们就业的前提。由市场机制选择私人来管理社会财富，是有效率的，也是公平的制度。
   　　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一个贪污和浪费的经济。有经济学家测算，1949年到1989年，全国投资2万亿元，结果浪费1.3万亿元，浪费投资65%。1989年之后，政府投资浪费仍然严重。由于物耗能耗高，每年浪费2000亿元，由于不良产品损失，每年浪费2000亿元；每年工程倒塌造成的损失达1000亿元，每年公款吃喝2000亿元。公车每年耗资3000至4000亿元。改革开放20年来，权力资本形成给私人带来的好处不下30万亿元，其中有数千亿美元的财富流失于国外。如此严重的贪污和浪费，是造成大量失业的根源。
   　　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子曰：“道不远人”朱熹曰：“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说：“依人之本性以治人”亚当·斯密说：“追求个人利益、个人财富的‘经济人'，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会自觉不自觉地推进社会利益的增长。”尼克松说：“相信个人的努力能实现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这是美国共和党的信条。”里根说：“首要的原则就是汤姆斯·杰弗逊所说过：‘人类不能被少数权势者所统治'；另一个原则是，要保证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无论他们出身如何、社会地位多么卑微，都有均等的机会向上发展，去得到他们的天资和才干所能得到的一切。要相信人民，相信每一个人都能创造不朽的业绩，都能自理自治......只有当人们获得了信仰和创造的自由，只有当他们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和劳有所获时，这样的社会才能充满活力，才能够繁荣、进步和自由”我说：“社会是由个人所组成的，个人没有活力，社会就不可能有活力；个人有活力，社会就有活力。”现代产权理论认为，明晰的私有产权制度和平等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灵魂，所有这些思想都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