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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辟入里 发人深省--读《三十年后论长短》有感
郭罗基教授的系列论文《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洋洋数万言，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其第九篇《三十年后论短长》，对若干理论问题的阐述尤有独到见解，富于启迪作用。本文拟就内中若干精辟之处略谈体会，同时对于个别提法提出商榷，就教于作者和方家。
文章开头有一段话，回顾真理标准讨论带来的景象：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人一时之间破思想禁锢，解思想僵化，获得思想大解放。有时，一篇文章，一次演讲，一下子改变了人们长久以来的习惯性思维。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很难体会到当时思想解放的喜悦。”
这里面提到的“思想解放的喜悦”，我是记忆犹新。突出的有这样一件事：李洪林系列文章的发表。那是1979年初的“理论务虚会”之后，李在《人民日报》连续撰文，题目是：《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每篇长达九千字，占了一个整版。
当时我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虽尚未获“改正”，却已被安排在连队担任代理文化教员，主要任务之一是协助指导员给职工上政治课。记得读了这几篇大块文章之后，那种痛快的感觉，就像岑参的边塞诗《白雪歌送武判官归》所写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真是神清气爽，思想豁然开朗。当即在全连大会上宣讲，讲得天花乱坠，振振有词。我不敢说听讲的干部职工都认同，但从外表来看，起码没有打瞌睡的。因为我的确十分卖力，而且理直气壮。
当时身为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的李洪林，此举其实是和邓小平刚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唱对台戏，因此，第四篇文章《我们坚持什么样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未能见报。尽管如此，前三篇已经产生了很大影响，具振聋发聩之效。作为西陲军垦农场一名非正式的干部，我当时的身份与学识自然远低于一众理论工作者，但那种“朝闻道，夕死可以”的感受，大概可以用“心有灵犀一点通”来形容吧。
时光流逝30年，郭文重提当时的情景，不禁使我油然而生上述感慨。
文章将那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概括为“十破”，其中，“最重大的成果是破神化领袖的思想禁锢”，其余九项依次是：破文化大革命、左倾路线、破“以阶级斗争为纲”、破社会主义固定模式、破计划经济、破“走资本主义道路”、破“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破蔑视知识分子为“臭老九”和反修防修的思想禁锢，可谓深刻全面而具体。这些东西当年或被视为绝对正确，不容怀疑；或被当作神圣不可冒犯，必须恪遵毋违；或被指为大逆不道，必须杜绝；又或被灌输到人们内心深处，蔚成风尚。但犹如窗户纸一般，一经戳破，人们顿感眼前豁亮，如梦初醒，恍然大悟。
何以这场运动能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呢？文章分析其相对而言在历史上具有“三优胜”，即它的进程“是合乎思想发展规律的”，“是自下而上兴起的”，并且“为政治斗争增添了合法的色彩”，这都很有见地。
所谓“合乎思想发展规律”指“首先在旧概念中生发新思想”，再由“新思想突破旧概念，抛弃旧概念，创造新概念。”例如，无论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还是“两个凡是”，都循局部突破再扩大战果，最终予以否定的途径，而非一开始就打出新旗号。于是较容易冲破阻力，获得认同。
还有“自下而上”，则体现“群众意志和时代要求”，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凭思想理论自身的逻辑力量，说服人，引导人，从而占领舆论阵地”，那是权势者们无法以行政命令遏制的。
至于这场思想斗争所导致的政治斗争，由邓取代华的地位本属政变，但因先通过辩论，显得合理又合法，开启了和平转移权力的良好先例，避免了毛临终前曾担心交接班时出现的“血雨腥风”。
文章着重分析了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不彻底性，及其在“完成自身应有的历史使命方面具有六点缺失。”这是本文最引人深思的地方。
首先是“主题没有抓住根本。”没有“高扬尊重人、爱护人的旗帜”。这使人联想到，60年代前后赫鲁晓夫在苏联进行改革时的一个插曲。
当年莫斯科电影节提出一个口号，道是：“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受到赫氏高度赞扬的肖洛霍夫创作了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后改编为电影，获该届电影节大奖。小说及同名电影以战争中普通人的命运为题材，其主人公是个孤儿，父母都死于十月革命后的饥荒。他在苏德战争中再度家破人亡，孑然一身。
作品不再是一味讴歌杀敌立功的英雄的，而是着重刻画人物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反映其内心世界，被称为第三代战争文学的代表。
其后的另一篇小说及同名影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讲某边防哨站几位新入伍的女兵，由一名中年男班长率领外出执勤，在大森林中偶遇德军一支隐蔽的小部队，敌兵数倍于己，但她们极力与之周旋，终于赢得了时间，使敌人偷袭的阴谋破产。最后除那名班长外，所有女战士无一生还，她们大多只有18岁。
这类“以人为本”的文艺作品，在文革中被谥为“小资产阶级情调”、“活命哲学”的样板。实际上，至今大陆未见有可与上述小说与电影相媲美的、强调人文关怀的战争题材作品。文艺是社会思潮的晴雨表，由此亦可见思想解放不彻底性之一斑。
关于这种对“人”的根本态度，在有关劫机问题的处理上表现得最明显。本来，国际通行的原则是以乘客及机组人员的安全为优先考虑。但80年代大陆强调“公”字当头，务求制服歹徒以保护航机，避免国家财产的损失。广州白云机场便曾发生一起特大空难事故，由于机长拒绝劫机者飞往台湾的要求，在机场上空盘旋多时，被歹徒发现，纠缠之后尽管侥幸将其制服，但机长匆匆降落时飞机失控，与跑道上另一架满载乘客的客机相撞，酿成死伤逾百余人的惨剧。这就是那种“见物不见人”的荒谬思维造成的恶果。和文革时期知青金训华为保护公社的一根原木而牺牲，都是违反人性的毛式政治思想教育的产物。试问一根原木价值几何？就算一架飞机又价值多少，能顶百十条性命吗？
反之，这种事情在西方民主国家是不可思议的，在那里，尊重人、爱护人是整个社会的共同价值观。前不久解放军空军中将刘亚洲向部属作报告时提到一件事：“9.11”事件中有一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将要飞去撞五角大楼。有乘客提出与驾驶舱中的劫机者搏斗，以阻止其图谋，但在空中打斗航机势必失事，为此征询全体乘客的意见，获得一致通过才实施。飞机终于没飞到五角大楼就坠毁了。刘亚洲特别欣赏机上乘客在那种紧急情况下保持的民主理念：尊重每个人的意愿。他认为这是美国“可怕”之处。那当然是出于其身份的说教。但却等于变相承认从毛语录所谓“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到胡锦涛的“以人为本”，纯属徒托空言，维护其极权统治才真正是“第一位”的。
文章继而指出，那场思想解放运动缺失之二在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命题不准确。
“正确的命题应当是：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为真理的标准，也可以说，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为谬误的标准。总之，实践是区分真理与谬误的标准；真理与谬误，位于实践这一分水岭的两边。简单明了的提法，实践是真理的标准；同时也蕴涵着相对的命题，实践是谬误的标准。实践的权威，既可以判定真理，也可以判定谬误。”
“以认识作为实践检验的对象，确立真理；以真理作为实践检验的对象，发展真理。两个方面合成一个命题：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既是确立真理的标准，也是发展真理的标准。”
上面这两段话简练严谨，无懈可击。例如马克思主义，分析早期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头头是道，经过当时的实践检验，证明为真理。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美英等国政府根据本国实际情况调整政策，基本矛盾得到缓解，现时根本不存在国内工人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可能性。于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便失去依据。“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反而在北欧国家部分实现。不过，那并非马克思主义所描述的社会主义，因为私有制依然在那里屹立不倒。
就中共打天下的历史而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无疑曾经是真理，但那都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中所无的。等到毛入主中南海，便另是一番光景。“马上得天下，不能于马上治之”。经济建设搞“大兵团作战”、“人海战术”，如大跃进中“大炼钢铁”，只能以失败告终。也就是实践证明其为谬误。
那场运动缺失之三，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循环论证”。
文中写道：“邓小平说：‘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根本问题还是我前边讲的那个问题，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说了一通，“根本问题”原来不是别的，而是“违反”毛思想。换句话说，之所以要用实践检验理论，是由于此乃“毛主席的教导”！
从上面引述的邓小平的话，可以看到无论是邓本人，还是为他起草讲话的中共理论家，实际上并不懂得真理标准。骨子里他们依然把毛的思想奉为圭臬，等同真理。
也正因为此，“在反对‘两个凡是’时有一种倾向，大量引证什么思想、什么原理的语录，还是用语录来对付语录。”这属于老问题。文革中如此，现在并无绝迹，非但“左派”为然。连比较开明的党内民主派，如谢韬、辛灏年等，近年鼓吹民主社会主义。他们引经据典证明，那是马克思或恩格斯晚年曾经提出过的。这样的论证方法，等于将马克思或恩格斯说过的话，全都视为真理。表面上他们似乎堵住了“左派”的嘴巴，实质上却把实践标准置于次要地位，与思想解放背道而驰。
思想解放运动缺失之四在于：“规定‘马克思主义指导’是束缚思想。”
上面有关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和中国民主革命道路的事实均已说明，马克思主义并非什么先验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或者说，世界上本来就不存在这样的真理。人为地将一种主义定为神物，不许亵渎，不容质疑，那是无视真理标准，是别有用心的愚民和钳制思想。
然而，“从邓小平、江泽民直到现在，都认为解放思想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还是把马克思主义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针对这点，文中痛快淋漓地予以戳穿。作者写道：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思想解放，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思想解放的起点只能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范围内，不可越雷池一步？是不是说，思想解放的结果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选择，合则留，不合则去？在前一种情况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成了外在的强制。在思考之前预先设定了框框，这是思想束缚，不是思想解放。在后一种情况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成了检验思想解放的标准。这是以思想检验思想，不是以实践检验思想。在前后两种情况下，无论是出发点还是落脚点，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没有思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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