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缺失始于何时--与嵇伟女士商榷 /张成觉文集

中共建政后，固然对国民进行洗脑，但共产主义毕竟是“舶来品”，何况其否认私有制，根本违反人性，故始终未能获得大多数人的信服。最突出的例子是农民，对于土改后分得的土地被“共产”一直是极为抗拒的。所以，自1955年合作化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即比单干时大为下降。至1958年公社化后，等于吃大锅饭，社员更提不起劲来。而1961年之后，刘少奇等为解决大饥荒的危机，实行“三自一包”，其中自留地与包产到户完全合乎农民的口味，农业生产恢复很快。可见“共产”不得人心之一斑。即使在几千万党员中，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也只是少数。

至于唯物主义，同样不见得压倒唯心主义，求神拜佛是“中国老百姓普遍”现象。香港黄大仙香火鼎盛，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大陆中国民众的固有心态。

与此同时，“仁义道德”在毛时代一开始即遭到批判，不久即荡然无存。

新政权不施“仁政”，实行暴政。这是毛在1949年7月1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公开宣示的。50年代初，土改杀地主、镇反杀“反革命”都是大张旗鼓地进行。尤其后者还有预先设定的比例--不低于总人口千分之一。

后来毛亲口说“镇反”杀了70万人，关（押）了140万，管（制）了140万。按当时全国4亿5千万人口计算，被处死者占千分之一点五五五五。而这些所谓“反革命”，主要是旧政权的军政人员、农村的保长及帮会头目。前者是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宣称不予追究的。当局说话不算数，不讲诚信，开了个很坏的先例。

此后搞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反胡风、肃反，一次又一次地对中国的传统道德进行清算。尤其1957年反右派，毛整肃一切敢说真话的党内外人士。于是假话大行其道，颠倒黑白、污蔑陷害、残酷斗争、迷信盲从蔚成风气。

关于后者，毛的好学生柯庆施有两句话，深得其欢心：“服从毛主席要达到盲从程度，相信毛主席要达到迷信程度”。上行下效，神州大地再无独立思考的可能。民众或被迫或甘愿沦为奴才。所有传统道德悉遭批判。文革对人心之败坏更达登峰造极。

讲到“重君子、轻小人”，毛时代根本不再时兴。对于“君子”和“小人”，“新中国”早有不同的诠释。“谦谦君子”属贬义，“敢于斗争”、粗鲁无礼叫做“造反派的脾气”。卖友告密、六亲不认是靠拢组织、立场坚定的表现。而在以往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那都是“小人”之所为，受人齿冷的。但在社会主义“新中国”，都成了美德和时尚。

还有“重义轻利”，也早就不提了。基于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商品匮乏的现实，既无自由贸易，更无自由竞争，只有“国营”、“国有”，实质由党国垄断一切，无论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全都受雇于国家或集体，盈利与否与其个人利益毫不相干。“义”与“利”之间完全脱节，又何来二者的矛盾？

总之，道德缺失并非源自改革开放，而是中共一党专政的必然结果。以“无法无天”自诩的毛，从来鄙视我们民族崇尚的“仁义道德”，他强令辖下数亿子民“改造世界观”，按照《共产党宣言》的要求，实行“两个决裂”。其中“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便意味着不讲道德。毛的流毒根深蒂固，直接造成全民心灵中毒，进而导致十余年来多种国产食品带毒。

为杜绝有毒食品，该文主张双管齐下。而正本清源，必须对人心进行消毒，作者认为“改善社会的舆论环境和公民的道德意识”，比起“严格执法和健全监督体制”“或许更为可行，也更为根本。”因为后者“可能牵涉到民主与政治体制改革这样的话题，中国近期不太可能在这方面有大的起色。”

笔者同意人心的改变“更为根本”的说法，但若讲到与“改善社会的舆论环境和公民的道德意识”相比，则其可行性未必更高。

这里面，舆论环境牵涉言论自由、新闻采访自由，最近连港澳记者都受到新的限制，遑论国内？中国官员在不久前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审议中，悍然拒绝西方民主国家代表提出的放宽新闻采访自由的建议，可见作者好心的主张“行不得也哥哥”。

“公民的道德意识”之改善，尤非一朝一夕可期。事实上那属于道德重整，没有几代人的努力，难望清除中共建政60年来对人心的荼毒。积重难返，拨乱反正，谈何容易？

在这方面，应该指出犬儒主义的盛行，对改变现时中国的种种弊端妨碍极大。三聚氰胺事件后，笔者亲身接触了一些知识分子，有国内的退休高工，居美的退休研究员。他们异口同声称颂30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就，虽也承认贪污腐败严重，但对有毒食品毫无愤慨表示。换句话说，大陆社会种种阴暗面已使之麻木，于改革不良风气即使未必是“心死”，也庶几近之。

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人这样的精神状态，能使人对改变国内现状乐观吗？会如作者所言“中国近期。。可能在这方面有大的起色”吗？

尽管如此，作者毕竟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值得引起热心者高度重视与关注。爱因斯坦尝云：在科学方面，提出一个问题有时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大意）从这个意义上，该文确有振聋发聩之效，应予称道。

（09-2-20）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