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死不瞑目的抗日簡大獅
   
   上世紀末90年初，我受邀至福建漳州考察；一日，遊於九龍江畔，見一石碑矗立江濱，上書“簡大獅就義處”。其實，簡大獅是被日本人絞死於臺北監獄的刑場；所以，此處應是其就逮處；史載：“一九○○年二月滿清政府在福建省漳州府龍溪，將從淡水逃抵廈門的台灣抗日三猛之一的簡大獅逮捕。”
   簡大獅與柯鐵、林少貓被並稱為「抗日三猛」。簡之生平：生於1870年，卒於1900年3月29日，出生於臺北淡水。本名簡忠浩，年青時隨族親回南靖縣祭祖省親。時值，鄉親簡德潤在宗祠開設武館，有意延請武術能人，教授族中子弟練武強身。簡大獅身高體壯，對武術素有興趣，就留下來習武。其膂力過人，祠堂門口兩隻石獅，一般人無法挪動，他卻能舉起繞行宗祠一週。眾人稱其力大如獅；於是，易名"簡大獅"，並以其名留世。

   
   1895年日本領台後，簡大獅舉軍抗日，先率眾在大屯山區一帶抗日。曾參予二次圍攻臺北城的行動，明治31年(西元1898年)9月歸順日人。事後，旋即又率眾繼續抗日，卻再度失敗。
   
   簡大獅走投無路下，於明治32年時偷渡到福建漳州。日本政府惟恐簡大獅回台作亂，要求清國交出簡大獅。明治33年，清國政府應日方要求將簡大獅逮捕，簡大獅得知將被送回台灣受審時，向清國官員說：「簡大獅生為大清之民，死作大清之鬼，猶感大德，萬勿交日人，死亦不能瞑目。」以表其寧願在清國被處死之願。但是，清國政府仍將簡大獅引渡回台灣，3月29日在臺北監獄被處決。
   
   當年，上海《申報》評論："臺灣義民簡大獅為中國爭氣，為全台爭氣，此中國最有志氣之人。"。其後，清末武進士錢振悲憤賦詩：
   「痛絕英雄瀝血時，海潮山擁泣蛟螭﹔他年國史傳忠義，莫忘台灣簡大獅。」
   
   2. 【范蘭欽們】的語言
   
   以【高級外省人】自謂的范蘭欽（郭冠英），詆毀臺灣人為“台巴子”、“倭寇”；其實，這廝只是代表某些騎在臺灣人頭上、吃喝臺灣人的血汗，然而卻以罵臺灣人為能事的【范蘭欽們】的“種族主義”反人類罪犯的心態。
   
   例如：最近，在博訊博客欄目“天下事”，還有欄主為虎作倀地貼文為其反撲與辯護，並出現辱駡臺灣人為“烏龜王八”的文字；然而，其糾纏之議題不過是“臺灣人吹捧日本殖民統治”，可見其對歷史的無知與“種族優越感”心態所致，才會口吐如此狂言。
   
   以下，就讓這個身列【范蘭欽們】之一的寫手認識一下，當年在她的祖國中國人是如何幫助日軍收拾國軍的。
   
   3. 抗日時期助戰日軍的中國老鄉
   
   於1944年1月24日，日軍發動了“1號作戰”（即豫湘桂戰役），以打通從中國東北到越南的大陸交通線。同年4月中旬，日軍集結六個師團、4個旅團、共6萬兵力分三路進攻豫中。 此時，豫中中國守軍為第一戰區副司令盪恩伯部，共有8個集團軍40多萬人。沒想到這些看似強壯的國軍在日軍面前竟不堪一擊，一潰千里。於是，“豫中戰役”歷時38天便結束了。國軍損兵折將達20萬之多，失城38座，河南省幾乎全部陷落日軍手裏。
   
   為何國軍這麼不經打？ 其實，在國軍損失的20萬人數中，大約有5萬名軍人是被當地的河南百姓繳械而失去戰鬥力的。在國軍與日軍交戰時，國軍的傷員撤下陣來沒人抬，日軍的傷員撤下陣來老百姓卻搶著抬擔架。而且，老百姓還親自帶路，幫著日軍四處去追擊那些走投無路的國軍散兵。
   
   他們為何要這麼做？理由很簡單衹有一個：國軍的心態沒法讓他們活下去，日軍想法卻讓他們活下去。緣于，“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發生大旱災，景象令人觸目驚心。全省夏秋兩季大部絕收。大旱之後，又遇蝗災。災民500萬，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水旱蝗盪，襲擊全省110個縣。災民吃草根樹皮，餓殍遍野。婦女售價跌至過去的十分之一，壯丁售價也跌了三分之一。遼闊中原，赤地千里，河南餓死300萬人之多。”（摘自當年《大公報》）
   
   因此，中國老百姓痛恨國軍，人們口中“水、旱、蝗、盪”四災的“盪”就是指盪恩伯的部隊。這些部隊還要以抗日名義強行徵用農民的耕牛以補充運輸工具。對於種田的農民來說，耕牛就是要他們的命；於是，他們忍無可忍，幵始用獵槍、大刀和鐵耙把自己武裝起來。幵始時他們還衹是繳單個國軍士兵的武器，後來發展到整連整連地解除國軍的武裝。
   
   1943年2月，美國《時代》週刊記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得知此事挺身而出。他同英國《泰晤士報》記者福爾曼自重慶飛抵寶雞，乘隴海線到西安，過潼關進入河南。在洛陽，白修德“不時看見血肉模糊的僵屍從過往列車上掉下來”。在騎馬從洛陽到鄭州的路途中，“絕大多數村莊都荒無人煙，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聽到的也是棄嬰臨死前的哭聲，看見的也衹是野狗從沙堆裏掏出屍體並撕咬著上面的肉”。
   
   後來，白修德在出版的《風暴遍中國》一書中這樣描述著河南的災荒：
   
   “1942年，冬小麥因為缺少雨水而歉收，但政府還是照常徵收實物稅。這就意味著，在整個歉收季節裏，冬小麥幾乎全部被政府徵收掉了，省政府當局向農民保証，雨是肯定會下的，農民會有足夠的小麥和玉米來填充他們饑餓的肚子。但是，雨沒有下，1942年的整個夏天都沒有下雨，穀物的秸稈全都枯萎了。到了秋天，河南省饑荒幵始蔓延。盡管重慶作出了很好聽的減稅決定，但每個軍事機關和地方當局還是要求千方百計地勒索賦稅。各縣政府要求農民交納的糧食比農民田裏實際生產的糧食還要多，而且毫無寬容可言，吃著榆樹皮和幹樹葉的農民，被迫把他們最後一點糧食種子交給稅收機關。身體虛弱得幾乎走不動路的農民還必須給軍隊交納軍馬飼料．那些無力交稅納賦的農民被逼得無路可走，衹得賣掉他們的牲畜、傢俱甚至土地，換錢來購買糧食，交納賦稅。”
   
   此外，我們來看看《劍橋中華民國史》是如何記載此事：
   
   “1942—1943年冬天發生了全面的饑荒，許多人吃樹皮、草根和牲畜的飼料。據報導有吃人肉的。大約有兩三百萬人死於這場災難；另外有300萬人逃難到省外。隨後，有幾十萬河南農民被趕到一起，讓他們用馬車和手推車把糧食運送到征糧中心，為軍馬找尋飼草，修築公路，和開挖一條300英里長的巨型反坦克壕溝——最後證明這是完全無用的。將近100萬人被徵募去加高沿黃河的堤壩。對於這樣的勞動，農民得不到工錢，他們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備飯食。1944年春，他們深沉的忿懣變得表面化了。當中國士兵在日本的一號作戰面前撤退時，農民們兇猛地攻擊他們。他們用農具、匕首和土炮武裝起來，解除了5萬名本國士兵的武裝，殺了一些——有時甚至把他們活埋了。”——《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一章第八節
   
   “從政治上看，一號作戰對國民黨人也是一場災難，因為不論是在重慶還是在戰場上，不稱職和腐敗（除了在湖南尚有英勇的戰鬥）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幾達半年之久。沒有比一號戰役開始階段這場災難更令人觸目驚心的了，當時正遇上了1944年春季河南的大饑荒。無論重慶政府，還是河南軍政當局，對這場饑荒都毫無準備，儘管災情的發展已能明顯地看出。當饑荒襲來之時，當局遠沒有提供任何救濟，橫徵暴斂一如既往。投機活動極為普遍。當中國軍隊面對一號作戰逃跑之時，長期受壓的農民奪取他們的槍支並向他們射擊，然後歡迎日軍。”——《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一章第十四節
   
   “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國司令官抱怨說：‘鄉民偷偷地穿越戰線，把豬、牛肉、大米和酒送給敵人。鄉民情願讓敵人統治，卻不想在自己政府下當自由民。’”——《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一章第八節
   
   對此事，國民黨內部也有【蔣介石】自己招認的文字記錄：
   
   “講到這一次中原會戰的情形是怎麼樣呢？有一些美國和蘇聯的軍官和我們軍隊一同退下來的，據他們所見，我們的軍隊沿途被民眾包圍襲擊，而且繳械！這種情形，簡直和帝俄時代的白俄軍隊一樣，這樣的軍隊當然只有失敗！我們軍隊裏面所有的車輛馬匹，不載武器，不載彈藥，而專載走私的貨物。到了危急的時候，貨物不是被民眾搶掉，就是來不及運走，拋棄道旁，然後把車輛來運家眷，到後來人馬〔第446頁〕疲乏了，終於不及退出，就被民眾殺死！部隊裏面軍風紀的敗壞，可以說到了極點！在撤退的時候，若干部隊的官兵到處騷擾，甚至於姦淫擄掠，弄得民不聊生！這樣的軍隊，還存在於今日的中國，叫我們怎樣作人？尤其叫我個人怎樣對人；我統帥受到這樣的恥辱，也就是大家的恥辱。”
   
   源自：“對於整軍會議之訓示—知恥圖強—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蔣介石】出席黃山整軍預備會議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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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對於國軍在戰爭中的大敗，白修德采訪了一位國民黨軍官，指出問題的根源在於國軍的橫征暴斂。可這位軍官卻認真地回答說：“百姓可以餓死，士兵不能餓死。百姓死了，土地還是中國人的。如果當兵的都餓死了，那麼日本人就會來接管這個國家。”
   這就是國民黨的統治心態，從中國到臺灣皆如此；所以，儘管日本人再不濟，可是等到國民黨據台時，臺灣人才發現原來是“狗去豬來”！因此，臺灣人對日本有懷舊之感，只不過是兩害相權的批判結果罷了！
   
   但是，筆者再次警告這個【范蘭欽們】的寫手，辱駡臺灣人為“烏龜王八”（也就是英文的Bastard）的行徑已經犯下“種族主義”的反人類罪與“歧視”刑責。也藉由此事，我們可以證明【范蘭欽】不是一個人的個案，而是一群人的普遍現象！
   
   2009-3-22
   

此文于2009年03月22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