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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反】與【肅反】
臺灣人可知何為鎮反與肅反？
“ 所以你們要憐愛寄居的 ，因為你們在埃及地也作過寄居的 。”---舊約聖經 申命記10:19
這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第四十年十一月初一日，在他們將進入應許之地前，摩西在約但河東的曠野，告誡以色列眾人所說的話 ；其實，他們眾人在埃及雖是寄居卻是為奴；但是，以色列人尚且感念寄居之恩。然而，郭冠英在臺灣寄居並享受【統治階級】的各般優渥待遇，卻恩將仇報要求中國“【武力保台】後也不能談任何政治開放，一定要【鎮反】【肅反】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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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錄【台巴子要专政】
作者：范蘭欽
“ 歹丸（台湾）现在走的是死路，根本没资格回归，只有武力解放后实行专政。歹丸闹的从不是民主，而是民族问题。故不是什么五毛党的起哄，反是五毛党真在忧国。看歹丸之恶，就知主国改革开放一定要慢，西方恶势恶识一定要先排除，武力保台后也不能谈任何政治开放，一定要【镇反】【肃反】很多年，做好思想改造，彻底根除癌细胞。陈仪就是在台行仁政，结果给了倭寇造反之机，起了228。记取此教训，不能放松枪杆子。就算乖乖回归还要镇防，若流了我中国人的血，那对这批倭寇必要严打无赦。”
（原文發表於 范蘭欽的博客_鳳凰博報，目前已經被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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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臺灣人可知何為【鎮反】與【肅反】？請見以下：
【鎮反】運動
鎮壓反革命運動簡稱鎮反運動，是１９５０年１２月至１９５１年１０月在全國範圍內進行的清查和鎮壓反革命分子的政治運動，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並稱的三大運動之一。
新中國成立後，國民黨有計劃地潛伏和殘留在大陸上的土匪、惡霸、特務、反動黨團骨幹、反動會道門頭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約有３００余萬人。他們不甘心自己的滅亡，繼續與人民為敵，進行刺探情報，破壞工廠，搗毀鐵路，搶劫物資等活動，甚至進行反革命武裝暴亂。特別是在朝鮮戰爭爆發後，他們的各種破壞和搗亂更加倡狂。
１９５０年３月，中共中央發佈《關於嚴厲鎮壓反革命分子活動的指示》。６月６日，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三中全會上所作的《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奮鬥》的書面報告中把鎮壓反革命列為全黨的八項重要任務之一。７月，政務院、最高人民法院發出《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鎮反運動開始後，曾一度出現“寬大無邊”的傾向。針對這一傾向，１０月，中共中央又發佈《關於糾正鎮壓反革命活動的右傾偏向的指示》。從１９５０年１２月起，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開展了大規模的鎮壓反革命運動。這次運動打擊的重點是土匪（匪首、慣匪）、特務、惡霸、反動會道門頭子和反動黨團骨幹分子。採取在黨委領導下，實行全黨動員、群眾動員，使公安、司法機關同廣大群眾相結合，並吸收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參加的方法，讓人民群眾自覺地起來檢舉和揭發反革命分子。１９５１年２月，中央人民政府頒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規定了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方針和“首惡者必辦，脅從者不問，立功者受獎”等處理反革命案件的政策，使鎮反鬥爭有了法律的武器和量刑的標準。１９５１年５月，中共中央及時決定實行謹慎收縮的方針，集中力量處理積案。１９５１年１０月，全國規模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基本結束。
鎮反運動集中打擊了土匪、惡霸、特務、反動黨團骨幹分子和反動會道門頭子等５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基本上肅清了國民黨在大陸上殘留的反革命勢力，使社會秩序出現了安定的局面，鞏固和加強了人民民主專政，有力地支持、配合了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鬥爭。（源自：中國百度百科）
【肅反】運動
運動前的政治局勢：
三十年代初期，史達林戰勝反對派之後，已掌握大權，躊躇滿志。作為党的總書記加強党的機器的作用；通過伏羅希洛夫指揮紅軍，通過雅哥達指揮安全機構；並通過宣傳機器把任何功績都與史達林聯繫起來。於是，布爾什維克黨內和蘇聯國內出現了近乎迷信般的個人崇拜現象，史達林儼然已經成為人民心目中的神明，一切成績的取得都歸於史達林，因為他是黨和國家的象徵。
1929年12月為史達林五十壽辰舉辦的盛大慶祝活動。報刊上出現了對“偉大”的甚至“天才”領袖和導師史達林祝賀。原來被擊敗的反對派也參加了對史達林歌功頌德的大合唱，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以及其他領導人一個接一個發表文章，承認自己錯誤的同時，大談這位“全世界人民偉大領袖”史達林同志是如何正確。
但是與此同時，另一種傾向也是存在的，並形成一股潛流。史達林所推行的政策越來越依靠由他挑選提拔的年輕幹部。老一代布爾什維克党絕不會有青年一代人對史達林的熱情、忠誠、崇拜。因此史達林對老一代布爾什維克的輕蔑態度逐漸轉變為仇恨。他堅信必須把那些不同意或懷疑自己政策的人趕下歷史舞臺。這些人對他所設計的偉大社會主義事業是有害的，起妨礙作用。
另外，蘇共在十七大形成了共產黨中央書記組成的秘密聯盟。據猜測，在這次大會剛開始或大會前夕，一批党的工作者和基洛夫談過話提出必要時撤換史達林。從後來參加談話的人在肅反運動中命運來看，史達林通過秘密管道知道了這項談話的內容。對史達林個人來講，1934年是他生涯中重要的一年。正如他在前幾年擊敗反對派一樣，他要消滅、清洗新的一批敵人，雖然這些人曾幫助他戰勝反對派，但這些人已對他統治構成威脅。從政治經驗來講，他知道歷史給每一個人一次機會。假若沒有戰勝對手，對手就要利用這個機會打倒自己。
“基洛夫事件”與肅反運動的開始：
1934年12月1日是蘇聯共產黨（布）中央政治局委員、列寧格勒州委書記基洛夫的一個照常工作日，但也是他生命歷程中最後一天。這也是即將席捲全國鎮壓狂潮掀開序幕的一天。這一天傍晚當基洛夫走進在列寧格勒州委機關所在地斯美爾尼宮，向州委第二書記的辦公室走去。當他在走廊裏停下腳步開門時，一顆罪惡的子彈射中他的脖子。他搖晃一下，轉了半個身子，就一頭栽倒在鑲木地板上了。他的帽子被掀落了一半，鮮血從傷口向外冒。兇手尼古拉•耶夫是內務部的工作人員。而且有證據表明，在這項謀殺之前，他曾幾次企圖暗殺基洛夫。
謝米•基洛夫喜歡在斯美爾尼宮中散步。尼古拉也夫仔細地研究了他散步的路線，企圖靠近基洛夫卻被警衛人員逮捕。在他皮包背面有一處開口地方，可以不打開皮包就能抽出手槍，上了子彈的手槍就放在此處，裏面還裝有基洛夫的散步路線圖。尼古拉耶夫被帶到列寧格勒內務人民委員會。審問他的是委員會助理負責人紮波羅熱沃，但不久之後奉內務人民委員雅哥達之令釋放了他。
這引起基洛夫警衛人員的警惕。但內務人民委員會告訴他們：這件事用不著他們去管，並以收繳個別警衛人員黨證相威脅。最後尼古拉也夫帶著武器潛入斯美爾尼宮，在基洛夫要通過那條走廊時向他開槍，慘案就發生了。
更令人奇怪的是當基洛夫的警衛隊長被提交去接受審訊時，他是被用有棚的大卡車接走的，裏面還有幾個手持鐵棒的契卡人員，一人坐在司機身旁。在沃伊諾夫大街，當汽車駛過倉庫的一面高牆時和司機坐在一起的人員突然轉換一下方向盤，使汽車朝一座房屋沖去。司機抓回方向盤矯正了汽車方向，汽車的側面碰到房屋牆上，避免車禍發生。但基洛夫的警衛隊長鮑利索夫已被人用鐵棒打死了。當時醫生作了假鑒定，指鮑利索夫是因車禍而死，他們當中有些人活到蘇共“二十大”時說鑒定書是被迫做出的，鮑利索夫是被很重的金屬鐵棒打在頭上致死的。
從這個案件的發生，以及整個偵查過程都可以看到有一隻有力的手在指揮整個事件的進行，絕非尼古拉•耶夫的個人行為。因此無論史達林是否指使這次謀殺，但他都會最大程度地利用這件事消滅他的對手。
當時基洛夫由於自己的才華，全國影響力不斷增長，到1934年成為黨內僅次於史達林的人物，享有很高聲望，而且獨立性強，才能出眾，善於團結工人，堅持自己的觀點不會附和史達林的意見，並且有時贏得多數。這當然要引起史達林的猜疑與嫉妒。共產黨一些領導人對日益嚴重的個人崇拜及經濟建設中的問題感到不安，於是在1934年初的第十七次黨代會上，醞釀選舉基洛夫取代史達林擔任党的總書記職務。大會對史達林不滿反映在黨的十七大選舉聯共（布）中央的表決上面。按票數史達林在中央委員會名單中最後一個，在當選委員之中得票最少，缺票270張，而基洛夫只缺3張。卡岡諾維奇命令銷毀反對史達林的大部分選票，才使這令人驚訝的選舉結果沒有外露。史達林當然知道這一令他不快的結果，對此感到十分震驚。
所以1934年的史達林已把謀殺基洛夫變成為他樹立黨內的絕對權威，以及獨裁統治的一個最重要的步驟。因此他就需要製造輿論，把手中的劍揮向他的敵人——一大批黨內優秀幹部，以及一批被無辜牽連的人。而且在以後又把執行他命令的這些兇殘的劊子手處決，以平息轉移一些人的仇恨。史達林陰險罪惡由此可見一斑。雖然目前沒有直接證明史達林是這一謀殺行動的主謀，但是他卻充分地利用此事件使基洛夫被謀殺成了大清洗的導火線，成了30年代蘇聯肅反運動的開端。
基洛夫被刺事件至今是一個案情撲朔迷離的歷史疑案。兇手尼古拉也夫雖然當場被捕,並由當天趕到列寧格勒的史達林親自審問，但審訊記錄始終沒有公佈，尼古拉•耶夫當月即被槍決。無論基洛夫案的真相如何，有一點十分清楚，即這個事件給史達林提供了徹底清洗一切反對派（包括潛在的對手）、鞏固自己權力地位的機會和採取種種非法手段以達到上述目的的藉口。
當天，史達林等領導人趕到出事地點，親自過問這一案件。最初，政府宣佈暗殺是白衛恐怖分子幹的，並處決了104名白衛恐怖分子。半個月後，蘇聯報紙宣佈，暗殺是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對派策劃的。
基洛夫案件發生後，1935年1月18日，聯共(布)中央就基洛夫暗殺案向各級黨組織發出一封秘密信。信中說：“必須肅清機會主義的泰然自若，這種態度是從這樣的錯誤假定出發的：隨著我們力量的增長，敵人似乎會變得愈來愈馴服和不傷害人。這種假定是根本錯誤的。它是右傾的死灰復燃，它要大家相信，敵人將悄悄地爬進社會主義，他們最後會變成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布爾什維克不應當高枕無憂和粗心大意。我們需要的不是泰然自若，而是警惕性，真正布爾什維克的革命警惕性。必須記住，敵人的處境愈是絕望，他們就愈想把極端手段作為他們反蘇維埃政權鬥爭的垂死掙扎的唯一手段。必須記住這一點，必須保持警惕。”根據這一信件的要求，各級黨組織都開展“坦白和承認錯誤的運動”，許多人承認自己“警惕性不高”，“和‘敵對分子’有聯繫”，不少人被開除黨籍和被捕，其中大多是原先的反對派分子。在這期間，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對所有黨證進行了一次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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