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诗海无情恨为舟

   其实，诗才不过是作诗的才能和技艺而已。技不如人，诗作或许会显得粗糙质朴，但是，这样的诗歌作品，对于某些人来说，却可能更具吸引力——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一语天然万古新”是也。反之，诗才高超的人，并不一定总会作出好诗来——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是也。也就是说，对于诗歌创作来说，诗才的重要性，最多只能排在第二位。

   那么，作诗的第一要素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中国的诗界早已有了共识。从《尚书》的“诗言志”，到《毛诗序》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到袁宏道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袁枚的“性灵说”，再到艾青所说的 “诗的一般要求，首先是要有情感，从情感而发生想象、联想”(见《艾青谈诗》176页)、何其芳所说的“诗，是人在激动的时候，是人在受了客观事物的刺激，其情感达到紧张与高亢的时候的产物。”(《谈写诗》，见《中国现代诗论》(上编)，花城出版社 1985年版452页)，古今诗人无不认为诗歌的本质就是抒发诗人的真实感情。实际上，即使是西方的诗歌，虽然它们以《荷马史诗》为源头，以叙事为主，但通过叙事，作者也从中表达了自己对英雄的崇拜之情。关于诗与情的关系，《文心雕龙;情采》叙述得最为透彻：

   “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

   因此，作诗的第一要义就是要有感情。有了感情，即使没有诗才，也可能写出好诗；而没有感情，即使把天下诗才集于一身，也不可能写出好诗来。

   (1) 什么是诗情

   早在一千多年前，唐朝诗人许浑就说：“吟诗好似成仙骨，骨里无诗莫浪吟。”所谓“骨中无诗”，就是指心中没有可以感动自己和别人的感情。袁枚说，“《三百篇》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所谓“率意言情 ”，就是直抒胸臆，不加雕饰。郭沫若曾描述自己写作《凤凰涅槃》时的情形：

   “我那时候的诗实实在在是涌出来，并不是做出来的。象《凤凰涅槃》那首长诗，前后怕只写了30分钟的光景，写的时候全身发冷发抖，就好像中了寒热病一样，牙关只是震震地作响，心尖只是跳动得不安，后一半部还是临睡的时候摊在被盖里写出的”。(郭沫若:《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六卷144页)。

   知道了真正的“真正的诗人”是如何作“真正的诗”的，再回过头来看一看“自诩的诗人”方舟子搜肠刮肚、苦思冥想地作“自称的诗”的情形，我们对方舟子为什么当不成诗人这个问题也就豁然有解了：他的诗才不高固然是重要因素，但是，诗歌源头的干涸枯竭才是根本原因。

   也许有人会不解地问：亦明兄，你难道是在说方舟子没有自己的感情？答曰：非也。大千世界，芸芸众生，谁人没有七情六欲？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但事实却是，古往今来，“真正的诗人”总共也就那么几个。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并非所有的感情都能够转化为诗情。能够成为诗情的感情必须具有三个特性：真实、充沛、美好。作诗而感情不真，诗作只能给人以矫揉造作的恶心；吟咏而感情不丰，诗作必然会显得声嘶力竭、后继乏力；抒情而格调不高，轻则无法唤起读者的共鸣，重则会遭到读者的唾弃。

   此时，方舟子也许会委屈地抱怨说：“亦明大哥，你在要证明我没有诗才时，就说‘一个人如果没有诗才，基本上就不可能成为诗人。’现在你要证明我没有诗情了，又说‘没有感情，即使把天下诗才集于一身，也不可能写出好诗来。’这是不是有点儿自相矛盾啊？”

   其实，关于诗才与诗情的关系，应该这样来理解：诗歌创作讲究的是推陈出新。人类普遍存在的情感，即所谓“人之常情”，如离别之情，如男女之爱，已经在中国三千年的诗史上表达抒发得几乎没有余韵了，所以，今天之诗人要想在这些领域超越古人，一般来说，只能拼诗才——当然，前提仍旧是要有感情。当年胡适提倡用白话诗取代旧体诗，理论基础有两个，一个是活文字死文字说(文言是死文字，白话是活文字，只有活文字才能写出活文学)；一个是进化论(中国诗歌从《诗经》的四言，到汉朝的五言、七言，再到律诗、词、曲，直至白话诗，乃是一个进化的必然趋势)。其实，从根本上说，中国诗歌之所以在唐朝以后每况愈下，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诗歌创作的领域在唐朝已经被开发殆尽，所有的高地都已被占领，后人再也搞不出什么新花样而已。鲁迅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见 1934年12月20日给杨霁云的信)，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从另一方面讲，一些具有时代特色的情感，一些个人独特的感受，对诗才的要求显然比较宽松。比如，食指和北岛的诗作，其中的诗情要远大于诗才。他们的诗作之所以感人，就是抒发出了特殊的、具有特色的、具有个性的感情。而他们的这些感情，当然也都具有真实、充沛、美好这三个诗情共性——否则的话，是不会感动读者的。

   总之，诗情是比普通感情高一个层次的心理活动，前者是后者的升华。换言之，一般的感情也许可能感动自己或少数几个相关的人，而诗情则能够感动大众。孔子说，“情欲信，辞欲巧。”(见《礼记;表记》)。又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见《论语;学而》)。这些话虽然不是针对诗歌创作而言，但却完全适用于诗歌创作。孔子还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无邪，就是纯正、就是美好。

   那么，真实感人的纯正诗情是怎么来的呢？艾青说：“生活是艺术所以生长的最肥沃的土壤，思想与情感必须在它的底层蔓延自己的根须。”这话虽然听起来不那么新鲜，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方舟子在绝笔之前，已经认识到诗歌是“皇帝和高官贵族千方百计想作也作不来的”。可惜的是，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搞不懂为什么“皇帝和高官贵族”作不出诗来。其实，答案很简单，这就是，他们远离了普通人的生活，缺乏正常人的感情，因此诗作不能够感动绝大多数读者——作出来的东西，名义上是诗，但实际上不是诗。

   (2) 跟风模仿发诗情

   本来，象方舟子这样一个从小就一帆风顺的“乖孩子”、 “班干部”，这样一个从小学校门走进中学校门再走进大学校门的学生伢子，最最缺少的就是生活体验，因此也根本就不太可能产生什么真正的诗情：不要说象食指、北岛那样的诗情他不可能有，即使是他对自己那苍白的生活和经历真的有了什么特殊的感受，那也几乎注定是在三千年的中国诗歌史上不再新鲜的东西。第三代诗人写诗的方向之所以越来越“向下”，一直写到“屎诗”，并不是他们对垃圾、对排泄物有特殊的嗜好，而是感情贫乏的不得已行为。可是，方舟子却连徐乡愁的这么一点自知都没有，所以他要不知天高地厚地“梦寐以求”什么“史诗性的巨篇”，结果不仅是贻笑后人，而且使自己罹患了心理疾病。(下详)。

   也就是说，方舟子作诗，颇象是在一口枯井中打水，其徒劳无功是注定的。但事实是，不论水平如何，方舟子确实有不少诗作。那么，他是如何“无中生有”的呢？

   我们知道，方舟子的作诗道路，始于“模仿”，终于掩盖 “模仿痕迹”。关于这一点，除了他的不打自招，还有笔者的详细考证。但是，应该承认，方舟子的“模仿技巧”——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写诗蒙世绝招”——还是不错的。尽管他在中学时代曾亦步亦趋地“依样”模仿北岛的《迷途》，但是五年之后，他已经知道“依样”是不对的了。他“模仿”梁小斌的《雪白的墙》时，只“模仿”了梁诗的意象和主题。他“模仿”顾城的《眨眼》，虽然是从结构到意象到主题都在模仿，但我们仍旧可以看出他为掩盖模仿痕迹而做出的努力。顺便说一句：方舟子后来做博士论文时，照搬别人的试验方法，不过是当年作诗故伎的重演。

   笔者在揭露批判学术腐败的文章中，曾多次指出，抄袭剽窃只是学术败类中的笨贼、蠢贼、懒贼干的勾当。智商稍微高一点儿、略微勤奋一点儿的贼是不屑于这么干的。那么，这些聪明贼、勤奋贼会如何当贼呢？他们一般会抄袭别人的思路，别人的实验设计，然后用不同的材料来重复几乎相同的实验。对于文学创作来说，类似的行为就是象方舟子那样，这里抄点儿语言、意象，那里抄点儿结构特征，但最主要的就是抄袭别人的主题。因为正常作诗是有感而发的，所以一般不会为主题发愁。但是无病呻吟之作，因为无病却要呻吟，所以“呻吟什么”就成了他们“创作”的瓶颈。只有在找到了主题之后，他们才可以哼哼唧唧、摇头晃脑地呻吟。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方舟子枯井汲水般作诗的诀窍，除了 “模仿”以外，就是“跟风”。什么题材热，什么时髦，他就写什么。比如，有人“拿老毛调侃”了，于是方舟子就拿“老毛的水晶棺调侃”；诗界流行卡夫卡了，于是方舟子就写《不变的城堡——关于卡夫卡》；诗界流行博尔赫斯了，方舟子于是就写《有一种声音—— 关于瞎子博尔赫斯》；杨炼、江河的“文化史诗”时髦了，方舟子于是就写《最后的预言》、《古长城》、《河岸》；顾城的“童话诗”受到追捧了，于是方舟子的诗选中就充斥着《过时的童话》、《密西根冬天的童话》、《童话三题》，等等等等。

   其实，象方舟子这样“早熟的孩子”，从小就没有什么童心，但到了二十多岁时却要装嫩作什么童话诗，颇象半老的刘晓庆扮演十几岁的少女，即使装扮得再象，知道内情的人也会有一种作呕欲吐的冲动。

   总之，方舟子作诗，并非心中有话要说，而只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应该说话，应该发出点儿噪声，就象鹦鹉觉得自己应该学舌一样。换句话说，赶时髦，求名声，是方舟子作诗的原动力。

   方舟子跟风之作的典范，无疑是作于1988年10月的《走向蔚蓝》。这首诗的主题来自中央电视台1988年6月16日首播的《河殇》。当时，《河殇》在国内知识界和文化界引起巨大反响，海洋文化、蓝色文明成了当时的主旋律和最强音。而踏着“大展”的拍节走进诗坛的方舟子，当然不会放过这个赶大集、凑热闹的机会，于是他也要“走向蔚蓝”。且看该诗的最后两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