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历经劫火，在危难的时候，必有一班仁人志士出来，做着为民族、文化复兴的工作，哪怕是点点滴滴的事功。因此，雨过天青的时候，我们的民族、文化又欣欣向荣了。这种历史的传承，所以我们的民族能日新月盛而不中断的主要原因。
   
   这两个多月来，所有对我“博客”的评论都读过。得到一个结论：中华民族复兴，文化传承是光明的，不会中断的。有一位读者读到“四无”，只简单写下：“我记住了！”为报盛情，兴起我补写这篇。
   
   “四无”是南宋名臣（位至丞相——光宗年代）崔与之（字正子，諡号清献）提出的：“无以嗜色杀身，无以嗜财害命，无以政治杀人，无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他是广东人。在广东一地以乡贤而入从祀孔庙。我们称他崔菊坡先生。新亚书院（在香港，创办人钱穆）曾以考研究所入学试的中文作文题目，就是释“四无”。钱穆南下香港，创办该校，以后成为中文大学一部分。这位国学大师，晚年为蒋经国接到台湾，划地由他自资建立“书素楼”作晚年停居之所，到陈水扁任台北市市长，竟说工地未办手续，强迫钱搬出。我曾写了《书素楼风波》三篇为钱氏辩证。但钱氏还是被迫他迁。不久愤慨逝世。陈又假惺惺道歉。“四无”虽然是个人立身处世的戒条，但在今天以财色杀身的社会，不啻暮鼓晨钟。而政治杀人之戒，如果我们的社会，在上者能遵守，说之不尽的枉死、冤死和许多未经合法审判的滥杀就可以避免，当年草菅人命的某些运动就可以中止。学术杀天下后世更严重，不但杀当代，还杀后人，所有邪说的著作、哲学思想、逻辑思维都是这一项归类。读者清明，自可以判断。崔公真是仁者怀抱了！“四无”属戒条，在今天看来，还有积极的心防作用。另一个“四为”看似“作为”，但其实才是消极的：“为书尤蠧，为月尤云；为花尤风雨；为才子佳人尤命薄。”是张潮说的，他是个菩萨心肠的人。

   
   钱穆有个得意弟子余英时，新亚研究所毕业后，在哈佛得博士。他认为今之知识分子，应改称“读书人”。读书人原本是传统的“读书人”同一称号。今之知识分子，只属于识字的人，再推广一下，高级的知识分子是专业的分类，缺乏传统“读书人”的共识：以天下事为己任；以文化传承为使命。余英时赋予时代的精神，认为“读书人”应加上以人为本的襟期。当然在暴乱与草菅人命的年代中，也是我们所期盼的风气。我国积极的“四为”，赋予读书人的责任和历史使命，是张载（字横渠）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后世开太平。”立仁心于天地之间，使万物不失时，万民得乐利；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珍惜生命。继承文化，圣贤古训得以流传下来。为后世子孙的未来，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环境，推广一个理想的大同世界。这是一个志士的襟期。我们未必有此能力，但不可无此心。
   
   我还是希望读者给我批评和指教，设立了电子邮箱公布在博客里。不过，我先声明，由于我还不懂打字，手写板只能简复，不敢保证“乱码”出现和必复，请读者海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