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研究和解课题 /徐水良文集

为了未来社会的社会和谐，就要解决当前这些尖锐矛盾。而要解决这些矛盾，除了改变社会制度，建立民主公正的社会体制，在未来民主政府的公正领导下，调整体制，解决社会问题和矛盾的根源，同时调查和搞清过去问题的真相，恢复社会正义，包括对犯罪者进行必要的惩处、对受害人进行必要的补偿和平反，等等。这是解决社会矛盾的主要手段。

而除了这些主要手段以外，和解，无疑是一种必要的辅助手段。

但是，和解有它的前提和条件：

一是要社会和解的条件成熟，有和解基础。虽然不排除开明专制统治者统治下和解的可能，但国际社会的经验，和解基础的形成，往往要在民主法治开始建立的时候，或建立以后；

二是要符合法律和法治。符合和解条件和法律规定的，才可以和解，法律规定不可以和解的罪行和罪犯，不能强行和解，不能用和解践踏法制和法治，包庇罪行和罪犯；

三是要有真相，不能掩盖真相，掩盖过错和罪行；

四是要恢复社会正义，而不是不分是非，掩护社会不公，保护加害者，不还被害者应有的公道。

五是和解各方尤其是加害方要有和解诚意，要得到和解各方的同意；

第六、是否接受和解，和解各方，尤其是受害方有选择权，不能剥夺受害方的选择权；

第七、和解必须经过必要的严格的法律程序，“和解”骗子们没有法律依据和法律程序、信口开河的和解宣传和诺言，对和解双方或各方，尤其对受害方，是欺骗，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特别是对罪犯的宽恕，免除其惩罚，以便扩大社会和解的范围，即特赦和大赦，更必须有严格的法律程序；

第八、牵涉全社会和整个国家的重大问题上的和解，应该在未来民主政府和立法机构领导下，统一进行。

和解虽然只是恢复社会公正社会和谐的一种辅助手段，目前也并没有重大和解的可能，因此并不迫切，但它却是未来中国不可缺少的一种辅助手段。在我们认真研究和积极行动，集中精力于现在的迫切的主要的手段，争取落实这种主要手段的同时，认真研究这种未来的辅助手段，也是应该的和必须的。

只有这样，只有真正研究清楚和解问题，才能不受中共地下势力蓄意制造的“和解”骗术的欺骗，也才能避免被那些不懂和解问题，却自命“和解智库”，没有学术却自命为著名学者的人们，搞得昏头昏脑。

附：

王丹：我为什么反对和解的主张？

2009-03-28

前不久，戴晴女士公开提出就六四问题进行社会和解的建议，引发外界诸多讨论。我本人也在回应中明确表示了我的立场，那就是我不赞成现在提出“和解”这样的主张。为什么呢？

因为我认为，第一、现在由我们提出和解问题是非常可笑的，因为在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和解从来都应当是力量更加强大的一方提出，否则，就好像甲一边被乙暴力侵害，一边还说“让我们做朋友吧”，天下还有比这个更好笑的事情吗？这是典型的一厢情愿。第二、和解的基础是真相与正义，现在当局不仅坚持当时的镇压是正确的，而且继续极力掩盖真相，不允许任何对六四问题的公开讨论，请问和解的基础何在？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提出和解问题，这不是空穴来风吗？第三、我可以接受和解这样的理念。事实上，中国未来走上民主化道路以后，社会和解是不可回避的课题。但是在今天的具体条件下，和解的理念要落实到现实中才有意义。戴晴女士提出和解的问题，但是完全限于口号，没有任何具备可行性的建议。请问，如果我们同意和解，从我们这方面来说到底具体要怎样和解？是要我们从此闭口不谈六四吗？还是从此不再批评中共？我看不出来有任何我们这边可以做出和解步骤的具体建议。这样的和解主张不是空谈吗？事实上，我们已经被监禁，被流放，被剥夺在中国公开发表言论的任何机会，我们没有什么谈论和解的条件。第四、在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在对方还坚持当年的屠杀是正确的前提下，我们自己却提出和解，这样过度的放弃原则，并不能使得六四问题得到历史的公正对待，相反还会混淆是非，无法为社会确立基本价值的原则。戴晴女士的提议表面上看起来持中立立场，似乎要求双方都要妥协，但是这种所谓的中立客观其实本身就是不公正的。

对于戴晴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我个人表示尊重。我只是认为现在不是提出和解的时候；而且和解不应当由我们这边无条件主动提出。我从来不是一个激进的人，我愿意在坚持基本原则底线的基础上，谈论任何妥协的可能性，包括社会和解的可能性，但是我要看到当局做以下的事情，才能考虑到和解的问题：第一、赔偿与抚恤六四受难者；第二、让流亡者回国；第三、释放一切因为六四问题仍然在押的人士。可是今天的当局能够做到这些吗？即便戴晴女士也承认不可能。明明不可能的事情，戴晴女士却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这是颇为令人不解的事情。个中原因，也许只有戴晴女士自己可以解释了。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王丹为您做的评论。

（张伟国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