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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杂志研究
来源：南方文坛
《红楼》杂志作者群虽然前后涉及当时北大三四个年级，从1953——1956级，但主要是以北大中文系1955级为主力，西语系和哲学系只有王克武、杜文堂及叶朗等少数学生参加。当时杨匡满作为上海一个中学生在《红楼》杂志发表诗歌是一个特例，可能与他当时在北大读书的哥哥杨匡汉有关。
作为一本校园综合性文艺杂志，在北大的历史上，《红楼》杂志就艺术和学术性而言，它所提供的基本都是负面价值，除了蔡林根、沈泽宜等少数学生的诗歌外（张元勋、沈泽宜刘奇弟等人的诗歌在《红楼》发表是以附录形式，主要是供批判的），这本杂志没有为中国的文学和学术贡献新东西，作为当时中国最高学府文科的一本杂志，它背离了北大的传统，在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的基本方向上完全走向了北大传统的反面。但从这本杂志作者群的整体情况观察，人们会发现早年从《红楼》起步的这些学生，在1976年以后中国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中，曾起过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这些学生承担了重要责任。比如在对“朦胧诗”的评价中，谢冕和孙绍振的贡献不可磨灭，是他们的努力为后来中国新诗的成长开创了生路。
《红楼》杂志创办的时候，北大已先后经历过思想改造运动和院系调整，特别是经历了1954年的批判胡适运动和随后发生的反胡风运动后，中国知识分子在心灵上已经受到极大伤害。1949年后的北大，虽然就教授群体而言还基本保留了过去的格局，但北大自由主义的核心人物如胡适、傅斯年都离开了中国大陆，到《红楼》创办的1957年初，可以说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已基本中断。
《红楼》作者群是1933年前后出生的中国知识分子，1949年前他们基本是初中生，这个年龄段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的高中教育在1949年后完成，基本是在新教育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作为学生，在当时他们有非常强烈的政治愿望，其中一些学生是调干生（指有革命经历和部队经历的青年中共干部）。《红楼》作者群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比重很大，其中有些人有早年从事地下工作和参军的经历，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已受到极大的影响。
《红楼》杂志就总体风格而言，和当时中国任何地方出版的综合性文艺杂志没有区别，无论文艺创作思想还是学术研究风格，基本顺应主流意识形态要求，只有极少数作品例外。
《红楼》杂志创办的时代，北大已没有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在这样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文艺杂志和它的作者，虽然就个人才华而言可能各有不同，但就总体的创作和学术追求观察，他们之间的差异不大。就个人的文艺创作和学术训练评价，《红楼》作者群是相对单一的，在所有《红楼》杂志刊发的作品中，基本看不到西方文学的影响，也看不到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的影响，特别是是西方的思想和理论完全与他们完全隔绝，[7]他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只是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一些文学作品，而对这个传统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并没有给予更多正面的理解，《红楼》发表的文章，绝大多数是顺应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应时之作，这也是为什么《红楼》作者在1976年以后中国的文学评论和现当代文学研究机关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他们真正的学术成就却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完成的，如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研究、谢冕、孙玉石、刘登翰、孙绍振、杨匡汉、杨匡满等人的学术成果，也是越往后越有价值。
这个现象说明《红楼》时期养成的思想倾向和学术训练，只在一般的知识学层面产生作用，他们的学术成就所达到的深度，远不可和他的前辈相比。史学家杨天石也是1955级北大中文系学生，他认为“100年中，北大确实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才，但是，不能忘记，在某个时期，有些事，有些举措，并无助于人才成长，起得恐怕是相反的作用。”[8]同样是1955级的学生，黄修己也说：“我们这一代人学术上究竟有多少成就，学识究竟有多高……不要和我们老师的老师（如王国维、陈寅恪）来比，就是比之我们的师长，游国恩、林庚、吴组湘、王瑶一辈，还差那么一点，大概可以这么吧！”[9]
一个历史时期知识精英的总量是相对稳定的，变化的是时代和评价标准，但就知识精英的总量观察，它的稳定性体现在几个方面：
1、初始教育的高起点。不论当时的北大变化到何种程度，就全中国来说，它的教学环境和基本师资还是领先的。我们从上面《红楼》杂志部分作者群的出路分析，可以发现他们最终回归了专业，在大学、作家协会和相关的研究机构中工作。这个结果的直接原因是他们良好的教育背景决定的。
2、学术研究机关的重要性。中国的学术研究机关通常也以行政级别来分类，虽然不科学，但大体可说明问题。《红楼》作者群，凡在名校和国家学术机关供职的，学术成就通常高于在地方工作的同学，有些在《红楼》时期才华出众的学生，因为离开重要的学术机关，后来的成就也有限。
3、学科造就学者的学术地位。《红楼》作者群中，凡留校北大从事专业的学生，最后的学术地位都较高，除了个人努力外，其中学科本身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者的学术地位。
《红楼》作者群，在北大时期起点是平等的，导致《红楼》作者群起点发生变化的不是正常因素。在常态社会中，除非特殊情况，人的差异不会发生突变。但1949年后中国知识分子间的差异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政治原因造成的。比如《红楼》作者群中的“右派”，1979年中国社会开始恢复常态后，基本年龄是44岁（以1935年计），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右派”生涯，大部分学生不可能再回到真正的学术生活中去，他们只是回到了学术职业中，相比那些一直在学术机关中的同学，学术上的差异已不可弥补，在这个意义上，对《红楼》作者群，可以说政治决定了学术，凡始终“政治正确”者最后总是成功者。谢冕回忆说：“我响应号召违心地批判那些‘右派’分子——他们是我私心倾慕的同学和朋友，为他们的才华、智慧和抗争的勇气；与此同时，我所批判的也正是我灵魂深处所感到接近的，我正是在这样充满内心苦闷和极度矛盾中，并不情愿却又不由自己地被推进了那个斗争的大旋涡。出于自我保护或为了表明‘坚定’，我‘自觉’地、更确切地说是违心地作出了我当日所要求我做的和我所能做的。以我当时的状态和心境，可以想象我的这些言行肯定是无力甚而让人失望的，而我却必须这么做下去。眼看周围那些有善思考而才华横溢的师友，一个个被打成了‘另类’。”[10]《红楼》编辑部成员中张元勋、李任、王金屏和林昭四位成为“右派”。
《红楼》时期，作为中国名校的学生，在这本杂志上，学生对自己同类的批判甚至超过了社会上一般对“右派”的批判，特别是这些学生所使用的批判方式，带有明显的人身侮辱，但却不为使用者所意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这些学生不但没有任何法治意识，连中国传统的基本道德影响都极难看到。特别是从当时洪钟哲拍摄的关于谭天荣、黄友钊的照片中，可以看出当时北大学生的道德已受到极大的扭曲。[11]
《红楼》杂志作者群中，主要是当时北大中文系对文学创作感兴趣的学生，基本没有对学术研究比较热心的学生。但如果我们把眼光再放远观察，对学术研究热心的学生，在随后北大进行的双反运动中（反浪费、反保守）中，对自己老师的批判同样使用了人格侮辱的方法。
1958年出版的《文学研究》（《文学评论》的前身）第三期，集中发表了三篇批判王瑶的文章，两篇是北大中文系三年级鲁迅文学社集体写的，一篇是《王瑶先生是怎样否认党的领导的》，另一篇是《王瑶先生的伪科学》。最后一篇文章的第一部分是“剽窃与抄骗”。共讲了三个问题；一、剪刀与浆糊。三、如此“重点修改”。三、古典文学研究也不例外。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先看一个惊人的数字：厚厚上下二册《中国新文学史稿》，全书计五十三万七千字，小字引文共二十九万三千字，大字引文共四万三千字，全书引文共计三十三万六千字，竟占全书的百分之六十二点五！这个数字本身不就是对王瑶先生所谓《史稿》的‘科学性’的绝大和讽刺吗？
除了带引号的的引文，王先生还有很多不带引号的引文，——剽窃。这也是王先生《史稿》的特色之一。如下册二十四页讲到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时，王先生认为‘因为就一般新文学的作品说，它的不普及实在是因为它的不提高——它还不够高度地反映人民现实生活中的要求和力量，以及创造了和这内容相适应的民族形式。’这段话可以在冯雪峰的《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一书中也可以找到，类似这样的例子还很多。
在剩下不到百分之四十的篇幅中，除了对引文的复述，承上启下的过度、转折、联接，王先生又耐心地向读者大讲起上百个作家千部作品故事梗概来了。讲故事当然比对作品进行分析容易得多，篇幅也大大地拉少了，而稿费却是以字数计算的。[12]
这篇文章，要说是完全的奉命之作，好象解释不过去，因为那样的文章，一看就不是应付出来的，而是很下了一凡苦心，可惜这苦心对老师的伤害太重。因为文章不是批判王瑶的学术和思想，而是侮辱他的人格。
反“右派运动”和双反运动后前后，北大中文系在学风方面形成两个特点，一是学生批判老师，二是集体创作。这两个特点都有极强的历史虚无主义特色，直接影响了北大学生在学术上的创造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革”时期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风气，基本是这两个特点的延续和进一步扩大。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当时批老师最用力的学生，几十年后在学科方面又普遍获得重要学术地位。比如表袁行霈、程毅中、袁良骏、桌如、康式昭、刘登翰、严家炎、叶朗等，北大如此，其它中国高校大体也是这样的情况。[13]因政治运动出局后的学生所留下的学科空白，总要有一些学生来填充，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始终保持“政治正确”的学生，总是比那些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学生所获得的学科选择机会要高很多。
半个世纪后反思中国学术界的状况，人们可这样理解当时参预各种批判运动的学生，因为凡积极参预批判运动的学生，通常在学术上较有才华，在学术方面的训练也相对较好。当时批判运动所使用的武器，只是在寻找“政治正确”，在此过程中，相对于那些没有参预相关运动的学生，他们在学术上还是得到了一定的训练，当形势发生变化后，他们当年“政治正确”的思想不再发生作用，但他们在此过程中得到的知识训练依然可以发生作用，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发现当年活跃的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如袁行霈、谢冕、张炯、康式昭、刘登翰、孙绍振、孙玉石、洪子诚、叶明等等，几乎同时又站到了中国当代学术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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