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争中消除误解 ——兼说其他问题/邓焕武

   这次对于《08宪章》的不同理解而展开的网上论争，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在异议阵营中，持变革(革命性)立场与实质上持改良主义立场的双方，一直处于难以调合的状态，且歧见越趋严重，大有分道扬镳之势！如果说，这仅仅是认识上的问题，那么通过商榷与争论，是可以取得认知一致或求同存异地保持团结的。但是一些事实表明，情形并非这么简单。由于人们的品格和政治素质的不同，再加之种种现实利益因素介入其中，故使彼此不仅见解各异，立场也就迥然不同。尤为严重的是，当一种国家暴力政治作用其中时，致使事情更加雪上加霜了！

   明白了事情的实质底里之后，知道这场论争难以避免了。因为，这时的争论之目的，主要已不是为了说服对方，而是为了争取中间人群的理解(认同)与支持。但是，论争不同于谩骂，它必须是讲究规则的与尽可能阐明理由的。不然，就会失去许多中间层读者的认同与支持。那么其作用，也就适得其反了。所以，这不是聪明人之作为。凡是认真诚实的论争，应当力求论旨明确与概念准确，力避语不达意，而不知所云。因而降低争论之质量。

   就这次论争情况而言，上述这种现象，基本上不存在。这里产生的是某种误解，它显然是属于另一层面上的。比如，实际上主张改良者，不是或不完全是改良主义者。对此若予以混同了，就可能是一种误解。依笔者理解，戴晴倡言借鉴南非“和解模式”，其意旨不是改良主义的或不完全是改良主义的。并由此推断，戴晴也不同于余杰。再比如，改变制度与政权性质，并不一定意味着更换掌权者。若对此持质疑，也是基于误解。戈尔巴乔夫改革新思维之实践(掌权者由党的总书记换位为国家总统等等)，是具有说服力的。这说明，改良(改革)之得以进行，其前提条件就是不更换或不完全(全体)更换掌权者。否者，何言改良？由谁主掌改良？至于改良可行或不可行，则是另一问题。其实，真实的改良(改革)，相近于变革或类同变革。不然，如何理解和平演变之可能？由此再推断，如果在认知上混同戈尔巴乔夫与利加乔夫之间的区别，无疑又是一种误解。若由此进而无视体制内改革派与顽固保守派之间的明争暗斗，那不仅仅是误解，而是黯于世事了！故而持变革立场者须要眼光敏锐远大，切勿把错综复杂的情况予以简单化或者对之估量不足(不充份不全面)。

   可能还有一个问题是，代领奖者未必就是什么代表者。代领奖不等同代表，除非得到主体受权或委托。可见这次徐友渔去捷克领奖时的身分，是模糊不清的(这让人颇为玩味)。因而他当时说的话，严格说不代表任何人(其言不管对或不对)。所以，所谓《08》派不能成立。谁若自称“《08》派”，无疑是骗子一个。

   再是，哈维尔这次针对中国情况所说的话，现在就责之为“谬论”，可能为时尚早。后极权时期的情况是极端复杂的，可能哈维尔所掌握的信息比大家多。当然，也有可能他被人(改良主义者)误导所致。但是，哈氏这一次授奖举措，无疑是对中国民主事业的有力支持，这一点，应当予以充份肯定。

   上述列举的所谓误解(如果真属误解的话)，亦决非张三一言先生一人之误解。而只是这一次由他表述出来罢了。除此之外，他的大多观点是很中肯的，总的说，其立论是站住脚的。其揭批改良主义倾向，亦是够尖锐的。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张三一言先生是一位持变革立场十分坚定的草根知识分子。他的许多精辟论述常让笔者叹服。更令人敬佩之处的，是他的积极勇为，正直敢言，以及不媚俗、不畏强权的品格。所以说，张三老是我们异议阵营中难得的屈指可数的奋战者。

   至于倡言“和解”理念与精神，除了中共顽固派和极端反共人士之外，不会有人反对的。自“六四”事件之后，我们几乎每年都重复多次提出重新定性“六四”与平反“八九民运”；这种诉求，就是基于和解理念的嘛。平反与重新定性，正是积极实施政治和解之举措。但离开必要前提条件而空喊什么“和解”，其实就是改良主义投降倾向的可悲可鄙表现。跪着只有乞求，而绝对没有跪着抗争的。某些人声言“顺服掌权者”，即是“生动”的一例——显得足够谦卑的样子！

   所以，不使《08宪章》成为改良主义的遮羞布，是制体内外一切主张变革力量的当前之急务。对此，切勿等闲视之！

   2009．3．26．于重庆沙坪坝大公村

为什么硬着头皮不放刘晓波/邓焕武

   如果事涉《08宪章》而抓捕刘晓波，尽管以“监视居住”的名义，亦是厚着脸皮蛮干的丑事一桩。因而在世人面前，他们脸上这一黑点，是永远无法抹掉的。对此，中共专制者们心知肚明。但是，抓刘至今已过两个多月，仍然顶着舆论不放人。这大概是，被严峻情势所迫，非如此蛮干不可。不然，就表明“不搞西方多党制”的决心不大；就未能“筑牢抵制西方多党制的防线”……。总之，这是事关生死存亡的问题。哪能顾得上脸面！

   况且，他们向来以为：我们是握有强大实力的专权者，我们还怕谁吗？这是中共专制者实实在在的心态，即：“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横蛮心态。其实，这是垂死挣扎的心态，是一种丧心病狂者的心态！但是看起来，又的确好像有恃无恐的样子——诺大一个国家，还抓不了一个掌控在手心中的人？

   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如果光这样看问题，认识上可能还欠火候，就可能要上当。因为从某种意义说，专制主义者并非是头脑简单化者。他们其实是狡猾者，是诡计多端者。

   例如，中共专制势力为了眼前与长远利益计，绞尽脑汁想方设法操控民运，已是不争之事实。为此图谋，从长计议，就要物色一些合适的人选，打造成为“为我所用者”。于是，企图打造出一个“中国哈维尔”，便成为一项长期性的任务。

   那么刘晓波，有否可能被挑选的人物之一？……

   但是，刘晓波是否愿意被选中，则是另回事。笔者从好的方面想，希望刘晓波决不会那样……。因为他，本当“吃一堑，长一智”嘛！

   再说，哈维尔是这样被刻意打造出来的吗？这样做，能够制造出“中国哈维尔”的吗？真是开足荒唐的玩笑！可是我们有的人，却在配合闹着这个荒唐的“玩笑”。……

   《08宪章》推出之后不久，笔者就撰文认为：不能把它和任何个人挂联，更不能等同。不管是好是坏，哈维尔亦同样不能和《77宪章》相等同。这是一个大原则，必须坚守。

   若把刘晓波和《08宪章》之间划上等号，正是上了中共专制者的大当！

   我国的专制主义者并不呆傻，他们确有一套似是而非的为自己壮胆的“理论根据”，而且颇能迷惑很多人。即：对于中国来说，民主是“非常态”的“异物”，是违反中国国情的“偶然性”之东西。因而，民主制只能有赖人们的创造性努力，才可能产生。况且很容易得而复失……。因为，民主不符合“人类自然法则”，不是中国社会的常态之物。而符合规律的常态之物，才能天长地久得以存在。这种“常态之物”，就是具有5000多年历史的一直存续至今的专制人治……。与此同时，由于中华民族是个不会异想天开的“缺少创造力”的民族；中国人是缺乏不切实际“创造性思维”的人群。故而，中国文化历来缺乏民主的传统。100多年来，中国的民主革命均以失败告终，就是有力的“明证”。由此可见，民主不适合于中国，民主制( 即所谓“西方多党制”)在中国行不通。如此等等，振振有词。

   既然民主法治行不通，不可取。那么，只有在专制人治方面再做文章，再下功夫，以便能够使之“现代化”起来，使之能够成为永久之“常态”。这样，一可对抗西方多党民主制，二可把特权专制政治永久化。真是一举两得，美不胜收；故此，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创造性思维”派上大用埸了——“多党合作制”被重新“创造”出来。进而“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发展道路”等等一概粉墨登台，“有声有色”地演出了。接着，所谓“中国经济奇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亦在世人面前一一“成功”亮相。所有这些，据说是结合中国国情的辉煌创造。至于是否是货真价实的，可以不置一顾地“不争论”。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以继续挂在口头上，但在实际中，则可以随意改动——管他什么标准不标准，既得特权利益才是真正“标准”。

   当然，“最伟大最光辉最具中国特色”的常态之物，还是那个已经面目全非的什么思想、那个根本没有理论的“理论”，那个不知从何处捡来的什么“三呆表”以及那个听起来十分中听的“科学发展观”。由此可见，“创造性”的人治权力话语，已经达至登峰造极，看来难以再复加了。

   再把几多情形联系起来观察，可见抓捕刘晓波，且至今不予释放，似乎就“顺理成章”了，不足为怪了；也更加显得有恃无恐了。因为，不仅手里握有强大的硬实力，而且软实力亦操我手呢，呵呵。反正，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分明是我们中国专制统治者。因为我们能够按照自然法则行事，是顺乎“社会规则”与顺乎“人性”的。所以，不释放刘晓波，不更显得理直气壮了吗？

   把自然法则等同于人类社会法则，把人性混同于动物性甚至兽性，是上述谬论得以立足的两块“基石”。但这是两块连聪明小学生都能识别的诡辩冻土，它根本经不起真理阳光的照晒。至于构筑该谬论的其他“泥块”，如那似是而非的“民主是人类心灵的杰作，绝不是肉体生活的产品”、“民主是古希腊的，民主属于欧美……”以及“民主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不可能发生的事”等等，均是不值一驳，不攻自破的烂货。

   上述显而易见的谬论，居然在个别民运人士头脑中产生影响。故而，引经据典(且有断章取义之嫌)鹦鹉学舌般有意无意地卖弄这种低劣的荒唐理论(虽然他确信中国民运具有创造力，能够争取实践民主这一“偶然性”异物之“可能性”，但严重缺乏说服力，且自相矛盾)。于是从客观上看，无疑形成了和专制主义谬论相呼应。由而，《民主对于中国是异物》一文中，所表述的站不住脚的乐观意志(表态)遮掩不住“头头是道”的悲观言说(心态)。其已产生的负作用(理论误导)很严重。对此，笔者深感遗憾！

   例如，该文开篇就首先把争取民主自由的乐观者，一律扣上“社会进化论”的帽子，而不分青红皂白(这种文风已远离学术探讨商榷，语气颇像真理在握的学阀)。而文章最后，又自圆其说地把作者真实的悲观主义调子，予以“乐观”化包装。即：以张显“个人的创造性和反抗精神”之英雄乐观主义，与文中一系列悲观论断相协调，从而把不值一驳的悲观论据，予以“合理”化。称之为“才是‘理性’、‘审慎’的言说” 。但这又有何用呢？既然中国是个“天命论”、“轮回说”、“无为”的同民主制无关的且缺失创造性思维与创造力的民族国家，又面对“不可战胜的自然法则”，这种“乐观”的英雄主义壮举能顶啥用！干脆，还是早点回家抱孩子吧！免于再碰得头破血流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