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已进入社会反抗高峰期附视频/ 何清涟.666. /维权广场

(旁白)：二零零五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披露，中国大陆“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数量由一九九三年的八千七百起，增加到二零零三年的六万起;参与人数也由七十三万人增加到三百零七万人。二零零四年民众的反抗事件上升为七万四千多起，参与人数超过三百七十六万人。而二零零五年群体性事件的数量达到了八万七千起，平均每六分钟就发生一起。

(主持人)：二零零六年和二零零七年的具体资料官方没有公布，但我们从下面中共国家统计局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公布的“社会统计年度数据”的资料中，多少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旁白)：二零零六年中共公安机关受理的所谓“扰乱单位秩序”、“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滋事”、“阻碍执行职务”等四类案件的数量为五十九万九千三百九十二起。

(主持人)：刚刚过去的二零零八年，民众的反抗事件不但数量多、规模大，在行为力度上也较之以以往更加激烈，我们我们可以从从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甘肃陇南事件，以及上海杨佳杀警案中看到，民众的利益被侵害，而又申诉无门是酿成所谓“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原因。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共一直引以为傲的就是经济的高速发展，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经济发展得这么好，GDP持续增长近三十年，为什么大陆民众还有那么多的不满？社会反抗会有那么多呢？

二零零八年八月九日, 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女士应美中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的邀请，在芝加哥华侨文教服务中心发表了题为‘近十年中国为何进入社会反抗高峰期？’的专题演讲，详细地分析中国大陆社会反抗事件发生的深刻根源。下面就请您欣赏何清涟女士的演讲。

(何清涟)：我觉得这和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有关。因为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富国强兵”，而不是“富民”。那么“富国强兵”就注定有一条，就是要加强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而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主要的一点就是“税收”。那么这些年来，中国的税收确实是大大增长了。

我把一九九五年到二零零六年的‘中国统计年监’的有关资料仔细算了一下。一九九四年中国财政试行“分税制”，一九九五年正式开始以后，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加上预算外的收入，就占整个国家GDP的百分之二十多。那么这些年来持续增长，一直涨到现在是百分之三十多一点。这是讲的比例。绝对量因为中国的GDP总量越来越大，因此政府也越来越富。但是整个国民的工资，这些年来就一直徘徊在百分之十二到百分之十四之间。但政府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左右是用来养人，叫做“吃饭财政”，就是给公务员提供工资和福利。那么公务员和党政事业机关吃财政饭的总共是七千万人左右,都是靠财政供养。因为中国有什么党、政、工、青、妇，还有包括新闻媒体、大学等等，所有的统称为党政事业机关。都要靠(靠)：财政供养。

大家算一下，七千万人耗掉了GDP百分之三十的百分之六十，其他的十二亿五千万人只能分享那百分之十二点多的GDP的财富。你想一下这个社会是何等的不平等！

就在这个大背景下，又发生了很多问题。比如政府的高度腐败；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再加上失业问题非常严重。失业问题严重到什么样子呢？中国政府创造了一个富有特色的指标叫做“城镇登记失业率”。就是说农村的失业我不算，城镇来登记的我就算；不登记的我不算。所以它的失业率一直就没超过百分之四。但是后来使所有的人都质疑这个数位，因此从前年开始它就说要和国际接轨。

社会劳动保障部的前部长田成平，他在（香港）媒体上公开讲了中国的失业人口达到二亿五千多万；城市里至少是五千万。中国十三亿人十六岁到六十五岁的劳动力年龄人口，也才七亿五千万到八亿之间，这样一算就等于是将近有百分之四十左右的成年人失业。这种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像去年就有百分之七十的高校毕业生、研究生找不到工作，今年据说就业形势更加严峻。

(主持人)：下面是一段大陆东方卫视二零零九年一月有关南京高校毕业生招聘会的报导，我们从南京一隅，不难窥见到整个中国大陆就业市场的全貌。

(大陆新闻)：在南京国际会展中心，密密麻麻挤满了找工作的应届大学毕业生。据了解这次的专场招聘现场提供的岗位数有四万多个，而经过网上的事先遴选，一共有五万三千名毕业生领到了入场券。学生：‘一个早上只投了两段，因为排的人太多了，而且中意的公司也不是特别好找’。统计显示，二零零九年江苏高校毕业生人数较二零零八年增加了近三万，其中本科生的增幅最大，比去年多了百分之十二点五五。

(主持人)：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得就业市场的竞争日趋白热化，为找到工作许多大学生将薪酬降至仅可维持温饱的最低水平，有的甚至愿意零工资就业。大学生的就业市场也从以前的纯白领市场，向蓝领市场转移。广东最近就发生了大学生跑到农民工专场招聘会去争抢饭碗的情况。有专家警告说：因失去土地，而进城务工的农民，如再失去工作，将会成为散落在中国民间的“定时炸弹”。

(何清涟)：维系一个社会，依靠两点，一个就是“机会”。大学被叫做“培养中产阶级的摇篮”，很多穷人家的子弟通过读大学，可以慢慢的爬升到中产阶级，现在在中国这条路是基本上被断绝了。

再一个问题就是“社会认同”。大家从这次奥运举办就可以看出来，跟当年申奥的时候中国人认为这个奥运是自己的事完全不同，这一次民众和政府对奥运的认识和肯定，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应该说很多人得是盼着奥运出点什么事；而且一些人要藉着这个奥运要制造一些事情，以便让全世界知道中国的人权有严重问题。那么中国政府，把毛泽东时代那种由居委会发动人海战术来监控人，看见任何陌生人都盘问的监控手段，又再引入北京。

实际上，中国的改革说穿了就是一个利益的重新配置过程。那么当它重新配置的时候，就有些人得利，有些人受损。那么最大的得利者集团当然就是官僚集团，还有权贵集团，以及跟他们相联系的个人。那么最大的利益受损者集团是谁呢？在农村里面这些年来就变成了农民。为什么呢？就是为了“税费”。

当时按照中央的精神，“农业税”是由地方政府代征的。它是占农民收入的百分之五，说是不高于百分之五，但是每年全国增收五百亿的农业税；而地方政府的乱摊派达到三千多亿。也就说是中央政府规定的六倍以上。所以前几年农民的抗争，主要就是为了“税费”的抗争。

九十年代后期，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分税制”以后中央和地方形成了不同的税收来源。对于地方来说，这些年来是“土地财政”，就是开发房地??。

在美国出卖土地跟政府无关，政府只是法律的制定者，大家按法律办事就行了。但是在中国不一样，中国政府同时充当了两个角色。对农民来说，他成了“买家”，他要从农民手里用很低的价格把地征上来；对房地??商，他又成了“卖家”，他用很高的价格卖出去。这一买一卖之间的价格就成了中国的地方财政税收的“支柱”。那么大概占多少比例呢？多的占到百分之六十多，像北京、上海；就连房地??业不大发达的像西安这些地方，也占到百分之四十多。

从一九九八年以来一直是这个格局。尤其是到最近这几年的“土地财政”就更加明显。那么地方政府的官员为什么热衷“土地财政”呢？除了政府利益之外，还有就是官员个人也要靠这个发土地财。

国家审计署审计了很多部门的贪官以后，最后说了一个比例，中国的贪官腐败案件百分之九十都和土地有关。房地??就成了中国的龙头??业。各个地方都在建城市，把城市建得很漂亮，但是这个城市建设确实使农民失去了土地、家园，使城市的居民失去了房子。所以从一九九八年以来的民众的反抗主要是三个类型：

第一，农村农民因失地而反抗

过去十几年来，中国土地减少了近一亿五千几百万亩。农业部的估算是说每失去两亩土地，就等于一个农民没有了土地，因为中国的人均耕地是一点四亩。所以土地减少了一点五亿几千万亩，就相当于是有八千万农民失去了土地。而中国的农民一旦失去了土地，他就是彻底的“三无”人员。叫做：无地可耕；无业可就；无处可去。因此这些农民的反抗就非常激烈。

比如四川汉源要修水库而征地，给农民替换的地都是一些不毛之地。山上又没有水，又是石头，就要人家往里面搬。而且官员又把补偿的征地款贪污了三分之二，每一家人只能得到一万多块钱的补偿。那么大家用完了这一万多块钱，他们喝西北风都没地方喝，汉源农民就不愿意搬，所以才发生了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万汉源农民抗争的事情。

第二，城市居民因强制拆迁而反抗

在城市里一九九五年以前的社会抗争主要是失业工人，他们因为争取了社会福利，为了自己的工作而抗争。从一九九五年开始是一个分界线，在城市里的社会抗争，就是拆迁户因被强制拆迁而进行的反抗。

政府自己从来没有给过具体的统计资料，但是瑞士有一家“住房与驱离中心”统计过，它公布说：从一九九五到二零零五年，中国总共有三百八十万户城市居民失去了住房。最近这几年别的地方它没统计，但是它统计了北京，因为北京要办奥运，要“清场”，每个月有一万三千多人被从家园里赶出去。所以它从二零零五年开始一直到二零零七年，两度给中国政府颁发了一个“严重违反住房权”的“人权奖”，把中国钉在这个耻辱柱上。

大家知道城市里的拆迁户用的反抗方式非常激烈，二零零三年南京的邓府巷的翁彪自焚，烧死八个人的事件震惊了全国。以后又有不少人选择这种方式。他们希望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引起中央政府的注意。他们有的到北京天安门去采用这种方式，结果北京市颁布了一个‘禁止自焚的条例’。它说这是用自焚、自残的方式来威胁党和政府，所以民众连选择死亡的权利都没有了。

有一个安徽的朱姓农民，到金水桥上跳下金水河，当时没有淹死，他被抓起来，判了三年徒刑，罪名是他用这种方式要挟政府。中国人的处境真的是非常悲惨，这也是中国这些年社会反抗非常厉害的原因。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