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是最大的危险/苏中杰.644. /维权广场

我国30年的改革，按照远大的既定目标，运用自上而下的强大力量，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和不利因素，已经取得了伟大辉煌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的成就，集中表现在国力强盛，人民富裕。如今，我们已经可以由百分之二十的富人掌控百分之八十的社会财富，改变了大锅经济，奠定了任何力量都无法动摇的私有化基础，进入了以脱颖而出的社会精英——少数富人为社会历史舵手的崭新时代。这个崭新时代的到来，西方发达国家用了两百年，我们只用了二十年，我们的富裕速度是世界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

这一成就的取得，首先当然应归功于自上而下的各级领导的英明正确，其次应毫不犹豫地归功于我们精英经济学家的智慧、才能以及大无畏的战斗精神。请看经济改革的全过程：从商业承包到工业承包，从厂长经理负责制到领导阶层持股，继而再到管理阶层收购、产权制度改革，资产重组，哪一步大政方针没有我们参与？哪一个相关政策的产生没有我们的心血？这些大政方针和政策，全是我们精英经济学家的理论结晶，请问哪一处不渗透着“靓女先嫁论”、“冰棍论”、“吐痰论”、“帕累托论”、“以产权换特权”以及“公产无主论”？尤其是“公产无主论”的贡献最为伟大：说公产无主，就是说既然全民所有制下的公产理论上人人有份而事实上人人都没份，那就是无主之产。对于无主之产，如古话所说的“秦失麋鹿，楚人得之”一样，是在野外打猎，谁打到就是谁的，谁的条件有利，谁就可能得到，这符合自然法。在改革中，相关领导占有社会财富的条件有利，那他们得到公产就是合法的。这一重大理论，奠定了全部改革理论的基础，也是大政方针和相关政策的深层次依据，也是各级领导放开胆子、迈开步子、丢掉包袱、积极参与、大力支持改革的精神武器和战略思想，能有力地对付反腐败力量对改革的破坏和干扰。这一理论，扣准了改革的中心：盯准公产，看谁先占；先占先富，后占后富；富而无罪，反而有功！要是没有我们的这一重大理论，要把过去没收地主资本家的财产和1949年以后全民在低收入高积累中创造的财富，很快来个大转移，是绝对不可能的，要把现实的经济起点和发展优势让给少数精英也是不可能的！即就是说，要在20年内完成西方资本初期需要200年才形成的原始积累、产生当今中国的成批亿万富豪是不可能的！

我们精英经济学家在改革中的功劳，天知地知举世知，日晓月晓富人晓，任何史家笔下都少不了我们的一页：是我们精英经济学家把改革转化成权贵的盛宴。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要求由中央财政拨款，在天安门广场为我们立一座功德碑，刻上我们每个精英经济的名字，让千秋万代铭记。但是，我们的队伍中有的朋友不同意，说战斗并未结束，不可松懈斗志，危险就在眼前，不可麻痹大意。

危险在哪里？在中国所有的穷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的盛宴，但是有了他们就必然存在着危险。

中国的穷人，是这场盛宴的必然反对派，当然也是改革的必然反对派；改革的成果能否巩固和发展，全完在于能否战胜穷人的反对。当前，穷人对改革心怀极大的不满，表现如下：1、哭穷，并通过媒体呻吟叫唤；2、说世道不平等，分配不公正；3、上访告状，给领导添麻烦，给和谐添噪音，给盛世涂黑污；4、阻挡富人致富，不愿低价出售土地，当拆迁中的钉子户，还敢赤手空拳地反抗政府和开发商的武装力量；5、一些有精神障碍症的知识分子，不知道向我们学习，依靠富人来得到好处，而甘愿当弱势群体的走狗，未经穷人投票同意，就主动当弱势者的代言人，为他们奔走呼号。

穷人们对改革的反对，很重要的一种形式是通过其走狗进行的。他们的走狗所打的旗号是“反思改革”。那些走狗们虽然不说全面否定改革，但是他们的反思一旦深入到全社会，改革就可能遭遇被基本否定的危险，因为他们说改革其实是利益再分配，并以社会公正为普世价值，颠覆我们“效率优先，兼顾公正”的方针，彻底瓦解我们的根基，等于把我们的改革之魂挖走了，把改革的肝肺掏了。这样，我们精英经济学家就被全面否定了。

这是要命的事，我们不能等闲视之，必须组织力量，奋起抵抗，打一场自卫反击战。

这是和穷人的一场战争，我们打击的重点是为弱势群体利益冲在前边的人。这场战争现在已经打起来了，我们已取得了阶段性胜利，还应该在此基础上争取更大胜利。

1、我们居高临下，第一个有力的武器就是“捍卫改革成果”，谁要质疑改革，我们一律扣个“反对改革”的大帽子。我们大赞改革成就，用现在的发展来和30年前对比，大谈要理性认识改革，就是针对穷人们的走狗的。在中国，这是很厉害的一招：只要是上面发动的运动，都可以当帽子用。当年用“大跃进”，“人民公社”和“三面红旗”，就打下去不少人。改革其实也是运动，是自上而下发动的，他们要反对，就是立场院问题。我们已把他们逼到立场问题上去了。

2、我们的第二个有力武器是反对文革，反对暴民，效果也很好。文革已经臭不可闻了，暴民文化已遭到学者否定。那些维权的工人农民一有行动，他们的知识分子一写批评现实的尖锐文章，我们可以轻轻松松地还击：又要搞文革了？这不是暴民们又起来了吗？

3、我们第三个有力武器是反对“左派”。当前的左派，看似声势不小，但毕竟名声不佳，成不了气候，不必在意。对我们威胁最大的是民主派，他们既反对左派回到红色年代搞计划经济，又反对搞权贵经济，而是要搞什么宪政和法制下的市场经济，既要市场经济的长处，又要政府尽到社会责任，像欧美那样搞真的民主市场经济。所以，他们从根本上来讲，直接反对的是我们，而且还很有理性力量和逻辑力量。但是我们好对付，因为他们要反思改革，面对社会矛盾，所以我们大讲改革的伟大成就，用沾着屎尿的左派棒子打下去，说他们想把历史拖回到计划经济时期，让他们一时说不清。总之，只要他们批评社会不公，我们就说他们倒退。

4、我们第四个武器是“民粹主义”，这对付维权风云挺有效。民粹主义原指大众过度地争取自己的利益，后果是无政府主义。现在很多人对此似懂非懂，常把它与人们已经抛弃了的革命联系起来，当成很臭的东西。现在，民众要维权，许多知识分子为维权说话，我们用“民粹主义”大棒敲打他们，很多围观者就站到我们一边了。

5、我们适时地提出了我们的战斗口号：为富人说话。现在，我们已成功地让社会财富集中到权贵手上。但是，有一种理论认为，从古到今，中国的社会矛盾不是阶级矛盾，如果硬要说有阶级矛盾的话，那也是官僚特权阶级同民众的矛盾，现在更是这样。这个理论让我们害怕，为了以“混战术”击败之，我们提出“保护富人”，“穷人有仇富思想”。这样，我们可以说富人是合法致富，从而保护了主要包括权贵在内的富人。我们的这个口号是保护权贵的挡箭牌，作用很大，一定要好好发挥作用。现在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为保护富人这一口号提供理论支持，各位联合我们的跟班和粉丝，一定多做努力，为保护富人之说大造舆论。

6、在提出“为富人说话”的同时，要以“为穷人办事”来呼应。这样的战斗效果是解除穷人的武装。作为知识分子，而真正的为穷人办事，是积极地为穷人争取社会公正；而我们在保护权贵的大前提下，来点小恩小惠，穷人可能忘记社会公正这个安身立命的大目标，甘心为我们特权阶级服务。在说为他们办事的同时，又反对最低工资制，反对建设经济适用房；在说改革让所有人受惠的同时，反对搞社会福利；在反对旧经济制度时，又坚决支持火车票涨价。总之，对穷人绝对不能仁慈。

7、我们在解除穷人武装方面，还要宣传并加强这一个理论：富人是穷人的希望，要是把富人全打倒了，穷人就永远是穷人；只有保护了富人，穷人才能得到保护；穷人是“待富者”，以后也是要当富人的，所以现在说保护富人，等于以后保护自己。在理论言说上，千万不能说“保护公民合法财产”，因为只要用“合法”二字判定，就要否定富人中的主体，结果是否定我们的改革成果。这一点，各位务必注意。

8、我们经常所说的担心“暴乱”，指的是穷人造反。这是我们的重要战术，其作用有两方面：一，这等于公开而巧妙的告密：有人要推翻你们。尽管当局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并不在乎，但我们的告密不但表现了我们的忠诚，取得了信任，而且让当局进一步加紧防范穷人。二，经过血腥的20世纪，人们普遍厌恶革命，说穷人要可能引起社会动乱，会让全社会憎恨穷人，他们就难有抬头之日。

9、我们支持转移公产的改革理论，必需向全社会大书特书一个理由：这个大方向没有错，改革目标没有错！但有人这样反驳我们，说“不管目标多么伟大，理想多么高尚，只要程序违背人道、践踏人性，那么，这个目标本身的神圣性就值得怀疑，甚至，可能结果与其路径一样，残暴，缺失人性。”我们如何回击这一反驳呢？还是老办法：我们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只讲效率，不讲人性！要人性干什么？人性有效率吗？人性能让公产转移而很快产生亿万富翁吗？

我们在改革的大旗上大书8个大字：不要人性，只要效率！

穷人的走狗们再来质疑这8个字，我们就说：没有效率，就实现不了人性；因为没有富人，穷人会永远受穷，还谈什么人性？

10、除上述战略战术外，我们在个人形象上也要注意包装。比如说我们虽然有强大的财力为后盾，而且一直掌握着话语权，有媒体的大力支持，处于特大的强势地位，但面对民众谴责时，我们一定要装出痛苦无奈的样子；装出我们都是有大智大德的样子；装出满怀改革壮志而无人理解的样子；装出“世人皆醉，唯我独醒”的样子；装出不听我们的话穷人会大难临头的样子；装出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如同耶苏受难的样子。这样，我们的粉丝和跟班就会把我们描写成坚定不移的改革者，描写成代表国家未来和民族利益的贤者智者，忽悠天下人，并不遗余力地帮助我们抵制网络舆的压力。

有人这样估计形势：已被私有化了的几十万亿社会财富，即使有天神地王的无边伟力，也不可能复归了——既然吃了下去，就绝对不能再吐出来。我们认为，这样的历史态势是可能的，但还不是百分之百的可能，所以千万不能大意，一定要把穷人当成最大危险，在战略和战术上都要高度重视，认真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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