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国寨大幼儿》系列
   
   性情中人对理的态度很主观：爱讲情理，厌讲道理。他（她）们认识事物总密切地紧跟自己的脾性和感情：中意你睁大眼睛看你，不中意你眯起眼睛不理你。

   
   打起黄莺儿，莫叫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性情中人之男女老少，都惯于从情感出发去思考事理，感觉直奔感受或感情，感性难以升级为理性——没法客观，总连带人际关系或人情世故说话：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性情中人看事情，情理相容时，例如自我批评增进友情之际，显得很通情达理；情理难容时，例如作证父亲杀人要背不孝骂名，就会人伦第一地轻视人命，不讲法律。
   
   在中共国寨，党文化部落的部民特别不能搞政治运动。运动中人一旦运动开来，就极为任性，根本就懒得讲理：说你反动就反动，说你革命就革命。
   
   我十二岁那年，亲临一次“清理阶级队伍”的斗争，见着了一群“大孩子”：
   
   人民公社的一间大屋里，一位据说出身和作风有问题的人，被揪到屋中向四周的群众坦白交代。那个夜晚刮着寒风。政治的问题大家听了觉得没盐没味，就开始关爱其私生活，问他是怎么搞女人的。开始他不说，嘴挨揍、下身遭踢时便承认，之后又被追问细节，细节犹如冬天里的柴火，众人便不觉得寒夜难捱了，想像力得到了充分的调动，你问我问兴致大增，间或插些喝斥巴掌拳脚声，故事便由短而中而长，最后追问起这人兽性如此强烈之根源，硬逼他回忆出他祖上个个都是骚鸡公。整了七八个小时，过足了听聊斋故事的瘾后才放了他。
   
   中国民间明清以后，许多故事就是如此产生的。这就是大众的骚情文化。时下一些电视连续剧据说就是这样拼凑出来的。当然有社会敌对主义的特色，酒茶、侃大山代替了暴力。以情代理和任性压理，是懒得讲理的人的硬伤。在中共国寨，人质们依稀还讲些文明感情，却不讲文明理智，这方面大大落后于古人。
   
   讲道理是古代中国人讲文明的表现。炎黄子孙从黄帝时代开始，就有循道讲理求和平的优点。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大概最早致力于讲道理、求和平的努力，鄙视强权，主张万事拗不过一个理字，强调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儒家道学自宋朝以来转向理学和心学，讲乾坤道理侧重为究仁义情理，可谓在寻求一条生存与和平的新路子――汉族人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来驯服北方“蛮族”：先让他们用武力把自己征服，然后再用自己的情理文化将他们改造得通情达理。
   
   道理和人情纠缠并理小情大的传统，使祖辈们不习惯理性分析与合理证明。“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修、齐、治、平”的国家之理，“仁义礼智信孝廉耻”等伦理道德总被男权、族权与皇权囚禁，最后只剩“听话”一词。到18世纪，见英国不听话、不跪拜乾隆皇帝，不对大清王朝俯首称臣之“蛮夷”无法与之对话之际，就闭关自守。道理不外乎人情的传统，最终被中共变异为国寨人质的高歌：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为报中共“不杀”之恩，生当做人狗，死亦为党鬼。
   
   
    2009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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