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国寨大幼儿》系列
   
   《西游记》告诉我们，妖怪孙悟空有翻跟头神通，必须有敬佛的唐僧念紧箍咒管束。孙悟空在小说中，像孙悟空一样爱折腾的小人却很多。全部儒学担负调教“孙悟空们”的唐僧使命。翻情绪跟头的人就是孔子所说“同而不和”的小人。必须君子教诲和大人统治他们，活在管教中，否则就会天下大乱。儒学思维是中脑思维，用左部中脑的条理、秩序思维修理右部中脑的任性、情绪思维。正因为儒家是中脑思维，所以才有道家圣人道和佛家慈悲佛的右上脑思维抑制性情。

   
   中华儒家的中庸之道，乃至整个仁义道德思想，总体上都属于中脑思维：个人在父子、兄弟、夫妻、师生、君臣这五种人际关系中折中调和，做父亲做儿子，做哥哥做弟弟，做丈夫做妻子，做教师做学生，做皇帝做臣子，没有做自己的强烈愿望。虽然中国也有道家法自然的圣人观，还有佛家修慈悲的佛陀观，却并不为主导。由于缺少上脑思维的参与，儒家和中庸之道和仁义道德始终就只能停滞在经验思考水平，没晋升到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的理论化的中庸之道。
   
   需要说明的是，并非思考活动中一有情绪参与就是中脑性情思考。例如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的辩词，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这些言论和思考活动里，中脑情绪只是一般性地参与，并没强烈干预大脑皮层的活动使人失去理智。绝对地排除情绪活动对思考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也不必要，甚至有害大脑，有害个人、国家和社会。但让中脑情绪控制、支配上脑的思考活动，就成了性情思考，其明显的特征是：思想和言论显得极为随意、任性、张狂、孩子气，主观色彩极浓，极缺理性。国寨人质并非不具有使用大脑或上脑的能力，但用中脑惯了。
   
   中庸之道在古代东西方都是好道。如果中国人真能像亚历士多德说的那样在理性的指导下持中有度地寻求正义，那到真如梁濑溟先生所指望的那样能在现代对人类文明的发展继续作出贡献。然而从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中国公民化道路无影无踪。儒家的道德也就主要美在文字，仅被历朝君子儒继承。“诚信”二字在窝里凑和窝里斗中被折腾得只留下了点模糊的印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社会友善意识怎么也翻不过“父父，子子”和“血浓于水”的家族意识的手掌心。
   
   持中在孔子那里还能保持一种心境式的极致德性，也是有度。可这种公私制衡之“不偏不倚”的操守，越往汉唐以后走，就越蜕变成农民天天折中的“乡愿”式中庸——解决争端，不问是非地各打五十大板。持中在当代更成了持众，读书人大众化，一起笑闹人生。好人一生平安的祝福语，在现实生活中成了好多人一齐平庸。为了平平安安，永远地庸言庸行、庸庸碌碌、庸人自扰，做人的智慧被主要导向为做庸中佼佼。这在中华民国时代让中脑右派“孙悟空们”着实恼火，借着“十月革命”的炮火叛逆。可是中脑左派“唐僧们”却因为不再敬佛，被马列主义邪说指明方向的红色猴子的暴乱单凭伦理紧箍咒已控制不住了。
   
    2009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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