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泉：民主先声280：中国的左右两翼改革思潮的矛头一致对向中共 /民主先声

2007年十月间的中共十七大在一片花团锦簇和欢歌笑语声中“胜利”闭幕了，中共在这次大会上又一次成功营造了“团结和谐”的政治形象。但是让中共当政者始料未及的是，就是在这次动用了数以十万计安保人员的保卫下而“成功”召开的中共政治秀结束的第二天，在网络上就陆续出现了致中共领导人的公开信风潮，为中共的这次“合谐”大会的落幕制造了不合谐的音符。

在这次众多的上书中共领导人的公开信中，尤以安徽省政协常委汪兆钧先生的公开信影响最大、流传最广，引起了海内外的高度关注。同时汪信也是在中共十七大结束后，确切的说是在中共十七大结束的第二天（10月22号），在网络上公开发表的、具有明确政治诉求的第一封公开信，公开信标题为“对策和谐社会”，正是此信的公开发表，引发了体制内知识分子的上书热潮，其后不久，在网络上接连出现了多封要求中共执政当局正视当前中国所产生的诸多激烈矛盾，立即启动政治改革，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良性转型做出实际的行动。在这些众多的公开信中，不仅提到了当前中国大陆切实存在的诸多体制性因素所引发的激烈矛盾，而且还提出了明确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就是希望中共政府以天下苍生为念，正视当前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打破体制性弊端和制约，主动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平反六四等历史上形成的冤案、错案来谋求破局

公开信风潮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因素，其产生的背景就是体制内外的一些知识分子在国内局势严峻的前提下，终于打破了沉默，决定以上书中共领导人的方式来推动国内政治改革的启动和运行。

在他们认为，如果当局再不下定决心实行政改，中国社会将离革命和动乱不会远了。根据当前存在的诸多问题，来反思今日中国大陆的现状，的确不容乐观，也可以说当前中国国内形势非常的严峻：

一方面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CPI指数（物价指数）步步攀升，民众生活压力不断增大、生活质量不断下降。

另一方面的股市却是由去年的10月份、国家财政部出台关于调高印花税决定之前的暴涨到现在的狂跌，市场脆弱不堪，股民怨声载道。楼市的泡沫也正在破灭，以深圳为代表的许多沿海城市普遍出现了炒楼者被套牢的不正常现象，由于楼价下跌幅度过大，许多房主的房价大为缩水，银行按揭供房压力徒然加大，已处于停供的边缘状态。而从企业层面来看，从去年开始就出现了大规模的企业迁移和倒闭的现象，据有关统计数字显示，2008年上半年仅半年多时间，广东珠三角倒闭企业已达三万多家，而与此同时，浙江省的中小型倒闭企业数量也已超过了三万家。沿海地区很多的港台企业则选择了将工厂直接迁移到越南、印度等人工和土地成本更为低廉的国家去，以此来应对在中国大陆办厂正在逐步丧失的成本优势。

从国内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和城市被强制拆迁户以及部队转业军转干部、退伍军人等弱势群体的实际生存状态来看，都很不乐观。这些群体一直挣扎在温饱线内，长期以来，他们为了寻求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外来强制力的非法剥夺，进行了一次次不屈的抗争，在现有体制下，他们只能以上访的途径来寻求自己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

而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一方面是当处于强势集团的贪腐官员和不法商人私下间的不法交易愈演愈烈，他们利用体制内的弊端和手上的权力，打着改革攻坚的旗号、鲜廉寡耻、贪得无厌、权钱交易、强奸民意、漠视人权、大肆侵吞国家、集体和群众的财产，其行径已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引述郭泉教授《民主先声》调查数据：近5年来，因腐败问题而被开除党籍的共产党干部为137711人，因腐败问题受到纪律处分的达到了708439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为28996人，省部级干部98人，真是前仆后继、连绵不绝。《民主先声》中还有一篇关于中国大陆亿万富豪背景的统计数据，现援引如下：至2006年12月底，在大陆区域内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五千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一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超过一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这些亿万富豪的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他们较集中在八个省市：广东省1566人；浙江省462人；上海市225人；北京市195人；江苏省172人；山东省141人；福建省92人；辽宁省79人）。

另一方面是旧的问题却通过上访途径得不到有效的解决，中共各级官员漠视上访群众的权益和利益诉求，轻则欺骗推诿，不了了之；重则动用政权强制力量，加以打压。往往是旧的问题没有解决，而新的问题又在不断的产生，社会上各阶层对抗性的矛盾不可避免的形成了，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在中国大陆的各地、从中央到地方，出现了上访人士越来越多的现象。与此同时，国内群体性事件也随之迅速增长，个人极端事件和刑事犯罪案件层出不穷，屡见不鲜。

据国家有关统计数字调查显示：中国大陆1996年15人以上群体性事件为8700多起，而这一数字到了十年后的2005年却达到了87000多起，参与人员数量超过了上仟万，十年增长了十倍之多，社会危机空前激烈。

种种情况显示，中国的改革开放已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共的经济改良政策到今天已经整整走过了三十年，用理性的眼光来看待今天的中国社会，就会发现，三十年的经济改革使中国社会改变了计划经济时代的高积累、低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激发了个人在市场领域的作用和积极性，从法律上明确了私有财产权的神圣及不可侵犯性，促使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经济的相对发展和繁荣，市场经济条件下多种经济模式的同时并存与发展，特别是私有经济的异军突起，不仅使人们的物质生活的需求得到了的有效的改善和发展；而且还使人们在精神层面上拥有了更多个人的空间和自由，旧体制对人们的制约和束缚不断减弱，人们拥有了相对的、跨地区和行业选择从事自己所喜爱职业的自由。不仅解决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生活物资严重短缺、政治意识形态异常僵化等弊端,同时也削弱了中共的威权政治体制，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迫使中共政权从许多领域逐渐退了出来，社会格局再也不像原来的那样铁板一块了，共产党政权对社会和人们思想的控制能力不断减弱，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由威权政治向民权政治转型的后威权政治时代。

后威权时代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形成，而在中国又伴随着各阶层之间的分化和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冲突和群体性事件迅速增长，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公平与正义原则的丧失和社会道德的沦丧等诸多问题。在市场化过程中的中国一方面已形成了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市场法则，但另一方面呢？却是连最起码的社会良知和道德都丧失了，在利益的驱使和诱惑下，许多人丧失了最起码的人性光环，扭曲的性格可以促使他们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不顾廉耻。人与人之间没有了关心和帮助，有的只是尔虞我诈和冷漠的眼神。这些都是现代人们丧失信仰和盲目追求功利的结果。在一个社会缺失了最起码的公平与正义后,在人们对共产党人的理想与信念、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产生怀疑的时候，在社会风气日益败坏，共产党官僚已经彻底蜕变为资产阶级利益代言人的今天，社会各阶层利益之间的诉求与斗争已呈水火不容之势，因此，才有学者预言，如不从速改变今日中国之矛盾和现状，新一轮的革命风暴的来临将不可避免。

在这次中共十七大召开前后，以公开信的方式向中共执政当局表达政治诉求的人士，期望于通过上书的方式来影响中共执政当局对当前现状的关注，寄希望于此来影响中共十七大后的路线方针的走向问题。但是，从现在来看，这一切的希望又要落空了。不过，通过这次上书建言潮，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此次发表致中共领导人公开信的不仅有体制内外的、代表新自由主义思潮，要求走西方民主宪政道路的自由派学者；也有共产党内的左派人士。

党外民主派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诸多激烈的社会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体制的约束，在于执政党及其官员缺乏监督和制约，他们要求共产党能够主动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以此来配套已经实行了三十年、目前已处于瓶颈状态、举步维艰的经济改革。并希望中共能够实行新闻和言论自由，赋予人民有结社、组党和信仰的权力，其核心为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

这次上书潮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这次的十七大召开前夕，一直以正统的共产党人自居的共产党党内的一些极左派人士，也以公开信的方式给他们的中央建言建策，在他们的公开信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也是异常的痛恨当前的腐败现象，并且也敢于正视和揭露社会上存在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他们以工农群众、无产阶级等弱势群体利益的代言人自居，大力批评在他们认为已经走上修正主义歧途的执政集团，他们认为中共当前的路线方针已经偏离了社会主义的轨道，共产党丧失了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成为了官僚资本主义利益的代言人。

我们据此可以看出，民主自由派和共产党左派对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和矛盾的看法是惊人一致的，但是不同的是在解决方法上却是迥然不同、完全相反的。党外民主派认同市场经济和私有化，认为中国当前从速要做的是进一步的推进改革往纵深方向发展，要求中共推动政治改革，以民主宪政以及法制的精神来确保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来保障民众的政治权诉求和个人权益；而共产党党内的左派人士呢？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虽然曾经为打江山而出生入死，尽管他们还保持着各种名誉和荣耀，但是作为中共当前执政路线的坚定反对者，他们也已逐渐被边缘化，在党内失去了话语权，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他们此次要以公开信的方式公开发声的一个原因吧！他们这些人对毛泽东有着特殊的感情，深深怀念那个时代，他们认为现在一切罪恶的历史根源就是市场经济和私有化的结果，对于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的经济方针，他们深恶痛绝，直斥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全面复辟。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要全面回到毛泽东时代那种高度计划经济的威权政治时代去，但历史已经证明这条道路根本就走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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