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重灾区——北京大学灾难实录 /李悔之

在北京大学，文革开始以后，第一个受难者是历史系的汪钱教授。有学生把大字报贴在历史系教授汪（竹＋钱）的门框上。关于这件事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大字报是被风吹掉的；另一种说汪因出入房门而把大字报撕了。有学生谴责汪出于仇视“文化大革命”而故意破坏大字报。工作组命令汪认错并把大字报贴好复原。汪做了他们要求他做的，但是在当天夜里喝杀虫剂敌敌畏自杀。程贤策，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在受到了很长时间的折磨之后，其中包括在头发上剃出一个十字型沟和被皮带抽打等等，9月2日喝杀虫剂“敌敌畏”自杀身亡。哲学系心理学教授沈乃章，他从年轻时候起一直蓄留的胡子被强迫刮去。他被批判斗争和抄家。1966年10月9日，沈乃章教授自杀。

6月11日和12日，有学生组织了“打狗队”，来打那些被看作“黑帮分子”或别种“敌人”的人。在“打狗队”看来，那些人不是人，而是‘狗’。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８日，在北大校园发生了著名的“６１８事件”。那一天，一些学生未报告工作组，就在全校范围内对那些已经被“揪出来”的人展开了大规模的暴力攻击。他们在多处场地，把校系两级和学校附属单位的正在受到“批斗”的人拉来“斗争”，实际上是殴打和进行人身侮辱。几十个学生到中文系办公室所在的“二院”，高喊“把程贤策揪出来”。程贤策在仓促中逃入一个女厕所。正在厕所中的一位女职员受了一惊，但是立刻帮他藏好，并试图阻止学生闯进女厕所，但是学生不听，把他从厕所里抓了出来。

中文系的教授王力、吴组缃、王瑶等也被抓来。学生用拳头和棍子打他们。有学生一皮带就把王瑶打倒在地。有学生从厕所里拿来放在马桶旁边的大便纸篓，扣在也被“揪出来”的中文系副主任向景洁的头上。向景洁身上还被倒了几瓶墨水。晚上向景洁回到家中，他的妻子看到他背上满是青紫伤痕，给他敷了药膏。

有学生从厕所拿来大便纸篓，扣在他和中文系副主任向景洁的头上，还把墨水倒在他们身上。晚上向景洁回到家中，他的妻子在他背上的青紫伤痕上敷了草药膏。胡寿文，上文写到的生物系讲师，被学生用一根绳子套在脖子上，拉倒在地，拖着就走。胡几乎窒息昏死过去。那天北京大学各系共有六十多人被用这样野蛮的方式“斗争”。

7月27日，掌管学校的聂元梓“建议”对“黑帮”“监督劳动”。数百人被编入“牛鬼蛇神劳改队”中。二天，1966年7月28日，数学系的讲师董怀允自杀。他已经被划入“劳改”的异类中。他不愿意忍受更多的折磨，选择了自己杀死自己。

就这样，在北京大学正式建立了有数百人的“劳改队”。“劳改队”中的人除了“劳改”，还被剃“阴阳头”，在脖子上悬挂写有罪名的大牌子，唱“我是牛鬼蛇神”这样的自我诅咒的“歌”.

这些人被剪掉了头发，脖子上挂着写有“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字样的牌子，在校园里“劳改”。一些教授，比如美学教授朱光潜，被剃光了头发，在离学生宿舍很近的商店前拾捡西瓜皮，随时遭到大量前来“学习北大革命经验”的红卫兵的殴打和侮辱。1966年8月3日，西语系教授吴兴华在被强制“劳改”拔草时，有学生强迫他喝了水沟里的脏水。这条水沟里有从学校附近的一家化工厂排出的污水。他很快中毒昏迷，但是被说成是“装死”，不准送医院。当天夜里吴兴华死去，时年44岁。红卫兵说他“畏罪自杀”，不听他家人的反对，命令解剖了尸体以图证实。吴兴华的艺术才华学术造诣以及他的死，告诉我们文革的铁轮选择了怎样的个人来碾杀，对人的生命、对文明、对民族作了怎样的伤害。但是，当谴责文革对吴兴华的杀害的时候，他的才华和造诣并不是我们的理由。我们要谴责的，是用无法无天的权力对人进行迫害和谋杀。任何人，不论是什么人，都不应该遭受吴兴华那样的对待。

8月24日，生物系的学生到讲师胡寿文家中用铜头皮带打他。他的衬衫粘进皮肉里。事后，他的妻子用温水泡软血衣，才把衬衫慢慢脱下来。1966年8月24日，英语教授俞大因（丝字旁）在被抄家和殴打侮辱后自杀，她是中国一部最好的英语教科书的作者之一。

另外一个触目惊心的大事，是在７月２６日的大会上，在江青等人的旁边，在北京大学一万师生员工面前，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彭小蒙用铜头皮带打了工作组组长张承先。这是最早的在大会主席台上打人的先例。彭小蒙在毛泽东五天后写的支持当时还只是一个中学生小组的“红卫兵”的信中受到点名表扬。暴力行为得到毛泽东和其他文革领导人的明确支持和提倡，全面兴起。

７月２７日，聂元梓倡议建立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同时，也倡议建立了校园“劳改队”。在北京大学正式建立了有数百人的“牛鬼蛇神劳改队”。“劳改队”这一形式立刻被确立，而且马上风行全国。前一阶段已经被工作组“揪出来”的人都被强迫进入“劳改队”，被与其他人隔离开来，在学校里“劳动改造”。“劳改队”中的人除了“劳改”，还被剃“阴阳头”，在脖子上悬挂写有罪名的大牌子，唱“我是牛鬼蛇神”这样的自我诅咒的“歌”。一些教授，比如美学教授朱光潜，被剃光了头发，在离学生宿舍很近的商店前拾捡西瓜皮，随时遭到大量前来“学习北大革命经验”的红卫兵的殴打和侮辱。在“劳改队”中的人的生命安全失去了法律应予的保障。校园里红卫兵掌权。对“劳改队”里的人，红卫兵要打要斗，都随便。为了不再是毛泽东说的其实已经相当残酷的“冷冷清清”，红卫兵就尽其想象地发明施用各种折磨侮辱人的方式。

北京大学数学系讲师董怀允，在各系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时，他作为“有问题”的人不准参加系里的大会，而被命令去食堂劳动，擦玻璃。６月１８日他看到大规模的暴力性的“斗争”之后，曾与同室居住的人说起他身体不好，有严重的神经衰弱，恐怕难以承受这样的事。在７月２６日的大会上，他看到江青这些最高权力者们要的就是“６１８事件”式的暴力性的“革命”。董怀允在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８日自杀。

在“劳改队”里，１９６６年８月４日，西语系教授吴兴华在校园内“劳改”时，有红卫兵学生强迫他喝水沟里从附近化工厂流入的污水。他中毒昏倒，却被红卫兵说成是“装死”。当天晚上吴兴华死亡。吴兴华是诗人和翻译家，曾经担任北大西语系主任，１９５７年被划成“右派份子”，所以文革开始就被“揪出来”进了“劳改队”。吴兴华生于１９２１年，死时４５岁。

中文系总支书记程贤策在“劳改队”里，和向景洁等人一起刷洗打扫学生宿舍楼的厕所。有一天程贤策被一学生叫走，他回来的时候，本来很密的头发中间被剃去了一个十字型的沟。接着向景洁也被叫去，程贤策小声关照他：“老向，千万稳住，别有特别的表示。”向景洁被三四个人按在椅子上，把他的头发剪了个乱七八糟。

程贤策、向景洁和教中国古典文学的女教授冯钟芸等人又被命令在胸前挂着写有他们的名字和罪名的牌子，在北大学生宿舍附近的商店一带拾检西瓜皮和清理垃圾。当时有大量的外校或者外地红卫兵来北大进行所谓“革命大串连”，商店前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常常有人拦住这些“牛鬼蛇神”，命令他们站在反扣过来的垃圾筐子上“自报罪行”，逼他们“交代”他们的家庭出身（因为那时候红卫兵特别强调家庭出身）。侮辱他们和打他们的事情每天发生。没有人制止这些暴行。只有一次，在通往北大南门的路上，有一个外国人，会说不地道的汉语，劝阻打他们的红卫兵说：你们这样作是不对的，他们已经承认了错误，就不要打了。”他的劝说不起作用。

除了“劳改队”的折磨，“牛鬼蛇神”在各种大大小小的“斗争会”上遭到“斗争”。其中较大规模的一次是，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５日，“北京大学文革筹委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斗争”北大的最高负责人陆平。系一级的干部也被拉去“陪斗”。被“斗”和“陪斗”的人都一律在胸前挂大牌子，牌子上除了他们的“罪名”如“黑帮份子”“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之外，还有他们的象死刑犯一样被打了大红叉子的名字，而且，他们都被强迫保持低头弯腰双臂后举的姿势，当时有专门术语，把这叫做“坐喷气式”。

附：文革中北京大学已调查到的死亡名单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１日，历史系教授汪钱（竹字头）喝杀虫剂敌敌畏自杀身亡。

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８日，数学系讲师董怀允自杀身亡。

１９６６年８月４日，西语系教授吴兴华在校园内“劳改”时，红卫兵学生强迫他喝水沟里从附近化工厂流入的污水。他中毒昏倒，却被红卫兵说成是“装死”。当天晚上吴兴华死亡。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英文教授俞大因（丝字旁＋因）在被抄家和殴打侮辱之后，在家中自杀身亡。

１９６６年９月２日，中文系中共总支书记程贤策，被当作“黑帮份子”遭到“斗争”和侮辱以及毒打后服毒自杀身亡。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９日，哲学系心理学教授沈乃章被“批判斗争”和羞辱后自杀身亡。

１９６８年４月１９日，１９岁的北京地质学院附属中学学生温家驹，因进入北大图书馆翻阅期刊，被北京大学的主要“群众组织”“新北大公社”的驻二体武斗连抓到生物小楼低温实验室，进行“审讯”，毒打致死。

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０日，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教员李原，被说成“中统特务”，被关押进北京大学办公楼。当晚即死在办公楼三楼的一间房子里。关押他的人说他是自杀的，　但他身上伤痕累累，所以他的妻子从大连赶到北京见到尸体后，认为是被打死的。他的妻子一直写信上告，没有结果。

１９６８年６月２４日，化学系副主任、副教授卢锡锟自杀身亡。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卢被审查“历史问题”（他在抗日时期曾参加军队当翻译），他在喝下“敌敌畏”后因为非常痛苦，又用刀砍伤自己的手臂。

１９６８年７月１９日，化学系器材室职员林芳（化学系副主任、副教授卢锡锟的妻子）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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