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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星辰昨夜风：中国先贤对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幻灭（中）
文章摘要: 1927年5月5日，梁启超给女儿写了一封信（《与令娴女士等书》）[1]，痛责孙中山晚年已沦为苏俄傀儡：“工会、农会等等，整天价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茶饭……罪恶当然十有九是由共产党主动”，并预见中共崛起的后果：“当他们的计画全部实现时，中国全部土地变成沙漠，全部人民变成饿殍罢了。”
作者 : 剑中,
發表時間：3/26/2009
回望20世纪的中国，梁启超是一座不可绕过的高峰。梁晚年多有反共言论，但影响卓著，中共亦无法完全掩盖其光芒，《少年中国说》入选教科书即为明证。
作为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公车上书、戊戌变法、讨伐袁世凯、反张勋复辟、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五四运动等清末民初一系列重大事件和运动，梁启超都躬逢其盛，发挥了重大影响。1912年民国成立，40岁的梁启超结束10多年的流亡生涯回到祖国，受到包括佛教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举国若狂”，“如众星之拱北辰”。
1901年12月21日，梁启超在《清议报》第一百册发表《南海康先生传》，介绍乌托邦理论：“泰西社会主义，原于希腊之柏拉图，有共产之论。”1902年10月28日，在《新民丛报》第18号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麦喀士，日尔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
1905年俄罗斯革命导致的乱象，令梁启超的思想产生了深刻变化，发表《俄罗斯革命之影响》：“取今政府而代之者，必在极端社会主义之人”；1917年的“十月革命”使得梁启超成为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北京病逝，梁启超13日发表《孙文的价值》，对孙中山借助苏俄、中共达到政治目的表示强烈的不满。
梁启超在其学生徐志摩发起的关于“苏俄”问题的论战中，发表《国之保护与奖励》（1925年11月17日《晨报副刊》）：
“言论、集会、出版、罢工各种自由，若全被禁压──像苏俄现政府所行为，我以为只能令国民良心麻痹，精神萎瘁，能力减杀，不能不认为是绝对的恶政”，“煽动式的革命论和革命手段，只是野心家利用群众心理弱点，造成‘趁火打劫’的机会。这些人不惟不是全民政治之友，换一方面看，还可以说是全民政治之敌。”
1927年5月5日，梁启超给女儿写了一封信（《与令娴女士等书》）[1]，痛责孙中山晚年已沦为苏俄傀儡：“工会、农会等等，整天价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茶饭……罪恶当然十有九是由共产党主动”，并预见中共崛起的后果：“当他们的计画全部实现时，中国全部土地变成沙漠，全部人民变成饿殍罢了。”
梁先生真是不幸而言中了：中国大陆迄今荒漠化土地总面积为357万平方公里[2]，1960年代大饥荒饿殍高达3千多万！
1927年1月4日，中共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毛泽东赴湖南实地考察，中共主导的农运导致乡村赤色恐怖，私设公堂，滥捕滥杀，“造出‘有土必豪，无绅不劣’的话，有些地主甚至50亩田的也叫他土豪，穿长褂子的也叫他劣绅”，但毛仍然在报告中歌颂农运“好得很”[3]；中共早期著名领导人、被毛泽东誉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提出要对“土豪劣绅”“大杀特杀，杀到他干干净净”，杀到海港的水“都成赤色”，各人的衫裤“都给反动派的血溅的通红”，并要参加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代表每人负责去杀20人。[4]
1927年3月28日，国民党监察委员会在上海举行会议，蔡元培愤而主张“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籍”；4月12日，蒋介石终于痛下决心清党。对蔡元培的见识与人格都很佩服的胡适，向哈佛大学教授赫贞表达了他对国共之争的看法：“蒋介石清党反共的举动有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1935年5月，胡适创办政论杂志《独立评论》，大力支持政府“清共剿匪”、“先清共、后剿匪”。对中共发动武装叛乱，胡适深恶痛绝：中共被“少数人把持操纵”、“是浅薄的煽惑”、“是盲从、轻信、武断、压迫少数、欺骗群众”。[5]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1916年9月改名为《新青年》）创刊，陈独秀发表发刊词《敬告青年》：“科学之兴， 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两轮焉”，视人权、科学为现代文明的两大支柱，振聋发聩。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双子星座和叱咤风云的显赫人物，胡适与陈独秀1916年2月开始信稿往来，鼓吹人权与科学，发起“文学革命”，1917年同办《新青年》、同在北大执教，将死气沉沉的中国文坛搅得风生水起，后虽政见不同分道扬镳，但彼此惺惺相惜。陈独秀四次入狱，胡适四次鼎力相救，“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亦不过如此。
陈独秀身为中共总书记，对共产国际颐指气使、以金主自居日益反感，1923年共产国际命令全体中共党员集体加入国民党，即已埋下双方决裂的种子。1929年10月12日凌晨，中东路事件引发中苏大规模武装冲突，在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命令下，中共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组织反对中国政府和拥护苏俄的群众示威，并争取发动上海工人总罢工，积极配合苏军打击中国军队[6]；陈独秀致信批评中共，认为这个时候片面宣传“拥护苏联”“于我们不利”，绝不能简单地认为“广大群众都认同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7]；26日，共产国际命令中共：“党应当实行无情的斗争，来反对陈独秀底取消主义的主张。”中共隧于11月15日将陈独秀开除出党。[8]
1936年3月10日，身陷囹圄的陈独秀以“孔甲”为笔名，在《火花》第三卷第1期发表《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种动力”，“史大林不懂得这一点，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于官僚主义，乃至于把党，把各阶级苏维埃，把职工会，把整个无产阶级政权，糟蹋的简直比考茨基所预言的还要丑陋。”
“十月革命”的领袖、苏俄红军的缔造者托洛茨基1936年流亡挪威期间，完成了《被背叛的革命：苏联的现状与前途》的写作，他在这本被看作是其政治遗嘱的书里写道：“在一个政府是唯一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被‘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
陈独秀思想的转变受到托氏的很大影响和启发，陈特别强调“是独裁制产生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与托氏没有反对党就没有民主的研究结论，可谓异曲同工。
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出狱。为配合斯大林的“肃托”，中共延安的中央机关刊物信口雌黄，连续发表文章诬其为汉奸：“日本侦探机关与陈独秀、彭述之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9]
中共在小节、大义上的无耻彻底激怒了陈独秀，1938年7月23日，他在《青年向导》第3期发表《论游击队》，痛斥中共“游而不击、破坏抗战”、“抗日不足扰民有余”、“妄想拿农村来支配城市”。陈独秀告诉陶希圣：“共产主义与纳粹主义是属于同一范畴，两者都是反对民主政治，实行极权专制。两者都与民主政治和自由主义不能相容。”（陶希圣《关于独秀的三段事》）
创立中共给国人带来巨大灾难、被共产国际当做中共1927年失败的替罪羊的陈独秀，在1940年9月给友人西沙的信和11月28日写下的《我的根本意见》里，对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批判入木三分：
“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祇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
从以俄为师到以俄为戒，胡适、陈独秀这对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 学术史上的巨擘，在民主政治和共产主义等重大问题上终于达成了共识。1949年4月14日夜，胡适乘威尔逊总统号轮去美国的途中，重读陈独秀的学生何之瑜整理、印发的《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欣然提笔作序：
“独秀的最大觉悟是他承认‘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有一套最基本的条款——一套最基本的自由权利——都是大众所需要的，并不是资产阶级所独霸而大众所不需要的”，“他更申说一句：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在这十三个字的短短一句话里，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关头。近代民主政治与独裁政制的基本区别就在这里，承认反对党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独裁制度就是不容许反对党派之自由。”[10]
哈耶克1944年出版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雄辩地论证了瓦解自由市场制度的同时，个人的经济自由和人身自由都将化为乌有；人们自以为通过纳粹或共产主义找到了天堂之门，这种“致命的自负”成为极权得以建立的根源。1964年10月27日，名不见经传的里根在电视上激烈攻击美国政府压抑个人主义，发誓要和共产主义决战到底；1983年3月8日，念念不忘“朝自由民主迈进，埋葬马列主义”的里根总统发表演讲，称苏俄为“邪恶帝国”、“现代世界的邪恶中心”。
俄共领袖、中共创始人、启蒙思想家、新自由主义思想家、三位美国总统（里根、布什、奥巴马），不约而同地将共产主义与邪恶、纳粹、法西斯及恐怖主义归为一类，不能不说是英雄所见略同。
注释：
[1]《梁启超文集》，燕山出版社，1997年2月。
[2]马光等编著《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导论》，科学出版社，2000年2月。
[3]1927年3月5日—4月3日，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报第三十五、三十六期合刊，第三十八期，第三十九期连续刊载；后来的《毛泽东选集》将该报告中“过火”的字句全部删除。
[4]郭德宏《彭湃的农民运动及土地革命思想》，《党史研究与教学》，1991年第5期。
[5]戴长征《胡适与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与教学》，2001年第3期。
[6]杨奎松《拨开中国近代史的迷雾》，《南都周刊》总152期，2007年9月7日。
[7]《陈独秀给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7月28日，8月11日。
[8]《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凯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党校出版社，1990年。
[9]康生《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解放》周刊第一卷第29期、第30期，1938年1月13日、18日。
[10]《陈独秀的最后见解（论文和书信）》，自由中国社，194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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