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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解读西藏问题
东赛按语：
1，北京官方发表了一份“西藏五十年民主改革”白皮书。这是中国官方对西藏问题的解读，是非曲直应当以下中国人解读西藏问题结合起来按着各自的理解去思考。当然，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一个中国两种声音，甚至将来会出现更多声音。
2，经过读完以上解读之后，应当再去看一看藏人对西藏问题的解读，藏人中也有两种声音，即北京扶持的藏人官员，学者，作家等的声音和非扶持者的声音。这也是一个西藏两种声音，这个声音出自铜墙铁壁之内。
3，大家知道，去彻底搞清楚一个问题的根源，如同李江琳女士站在各种视角观察以及追踪，必须要顾及外国人对西藏问题的解读。如此才能达到“搞清楚”这个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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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江琳：达赖喇嘛出走印度经过
请看博讯热点：西藏问题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3月04日 转载)
作者：李江琳 文章来源：人与人权
从那天起，国际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个名词：西藏问题。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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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3月21日，星期六。订阅《纽约时报》的美国民众从家门口拿到报纸，浏览头版标题时，看到一篇特别报导。这篇前一天发自印度新德里，题为“藏人在拉萨与中国人交战”的报导首次披露了拉萨发生的事件。 当美国人看到这篇报导时，事情已经发生了整整十一天， “拉萨事件” 已经演变成了“拉萨战役”。
关于这个事件的中心人物达赖喇嘛，报导仅说“西藏统治者达赖喇嘛去向不明”。不过， 就在《纽约时报》的读者们阅读报导的时候，达赖喇嘛正在一座名叫宗确辰耶的小寺庙里宿营。他与家人、经师，以及部分噶厦政府成员等离开拉萨已经四天了。当时未满24岁的达赖喇嘛很可能并没有想到，此一去，就是整整半个世纪。
50年前达赖喇嘛出走印度这个历史事件，经过各种有意无意的渲染和加工，几乎变成了一个“当代神话”。即便是“神话”，汉藏两族也有不同的版本。 汉人中流传的版本中，比较典型的有两个。国人私下流传的版本是“让路说”：毛泽东宽大为怀，给达赖喇嘛让了一条路，任他借道山南逃亡印度，否则达赖喇嘛插翅难逃。对外的版本则是“劫持说”：拉萨发生有预谋，有组织的反革命叛乱，叛乱分子选定3月10号这天动手，解放军忍耐了十天之后，奉命向妄图分裂祖国的反动分子还击。反动分子溃逃之时， 将达赖喇嘛劫持到印度。这个版本至今还在流传。
藏人中流传的版本说的则是“红汉人”试图绑架达赖喇嘛，但是各路神灵纷纷相助，达赖喇嘛在众目睽睽之下神不知鬼不觉走出罗布林卡宫。之后的两个礼拜里，大多数日子空中乌云密布，遮挡了飞行员的视线，因此“红汉人奈何不了观音菩萨”，达赖喇嘛一行成功进入印度，西藏文化的一线血脉得以域外保存。这两个版本都是对这个西方记者称之为“世纪大事”的事件作出的解读，汉方偏重宣传，藏方偏重宗教。然而，历史即非神话，也非宣传。在对历史事件解读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的是，达赖喇嘛为何出走？
一、关键一周
1959年3月10号上午， 达赖喇嘛一如往常，早晨5点起床，去小经堂打坐。打坐之后，他照常去花园散步，享受清晨的宁静。可是，走进花园，他隐隐听见宫墙外传来喊叫声。达赖喇嘛匆匆走进宫室，派人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出去的人很快回来，向他报告拉萨民众正从四面八方涌向罗布林卡，说是要阻止达赖喇嘛去军营观看预定的演出。“拉萨事件”就此拉开序幕。
从目前已经公布和出版的各种史料中可以看出，1959年3月的拉萨事件并非如我们一向被告知的那样，是一个在美国和印度情报部门精心策划下，早有预谋的事件。导致事件的发生有一个过程，在此期间，各种异乎寻常的因素综合在一起，双方沟通不良，相互猜疑，对局面都有误判，加上一方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作用的夸大；而另一方则是民怨长期积累，借着“达赖喇嘛看戏”这件小事突然爆发。事件的起因仁夏加先生的著作《龙在雪域》中有详尽的描述和分析，此处不赘。
“拉萨事件”爆发时，拉萨，乃至西藏地区是什么样的局面呢？当时拉萨城外住了大批康巴难民，“四水六岗”，即康巴游击队，在山南活动。山南许多地区在康巴游击队的控制之下。张经武和张国华都不在拉萨，拉萨的日常工作由政委谭冠三主持。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两名电报员阿达和诺布虽然已经从印度回到西藏，并且根据CIA的指示去过拉萨，设法见达赖喇嘛，但是侍从长帕拉担心他们惹来麻烦，不肯让他们觐见。二人于是离开拉萨，去山南找四水六岗卫教军总指挥贡保扎西。事发之时，他们远离拉萨，3月25日才在加里宗的巩多江加入达赖喇嘛一行，并与CIA取得联系。 而贡保扎西本人那时在山南某地，对拉萨的事一无所知，他得知“拉萨事件”的时间跟美国民众得知的时间差不多，还是从印度电台的广播里听说的。不过，四水六岗那时候已经化整为零，一支约50人左右的小分队就驻扎在离拉萨不远的贡卡，守着藏布江的渡口。正是这支小分队，在达赖喇嘛一行出走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
当时拉萨有两套政府体系，一套是噶厦政府，另一套是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噶厦政府的两名司伦已经辞职，达赖喇嘛没有指定继任者，噶厦政府差不多等于半瘫痪。这两套政府班子中，筹委会根据中央的指示“坚持大权独揽，集体领导的原则”，但是有些工作依然责成噶厦政府执行，因此两套班子互相牵制，但是都无法掌控全局，而普通民众则对这两套班子都不信任。也就是说，西藏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
“拉萨事件”中有一点常常被忽略，即民众的愤怒并不仅仅指向中方，同时也指向噶厦政府。当时包围罗布林卡的民众除了高喊“中国人离开西藏”之类的“反动口号”之外，他们也对出入宫殿的噶伦们呼喊“不要拿达赖喇嘛换大洋”，“达赖喇嘛比一袋大洋更宝贵”等口号。民众认为是噶厦政府的无能使得达赖喇嘛被架空，如今当他面临危险，噶厦政府却无力保护他。正是出于对政府的不信任，民众才觉得自己必须挺身而出。历史的诡异在于，包围罗布林卡事件以惨烈的结局告终，却是普通藏人打破西藏权贵对政治事务的垄断，直接参与政事的开端。同样的原因使得噶伦们反复劝说民众离开，可是无法奏效，民众在现场推选了自己的领导人，根本不听噶伦们的话。
大规模的群众事件一旦爆发，其走向往往很难控制。事件爆发之后，各种力量纷纷出现，各有各的目标，各有各的策略，形成不同的层面。最外层的是那些直接参与者，他们的目标通常很简单，也很直接，然而，真正左右事件走向的，往往并不是他们。“拉萨事件”亦如此。当成千上万的拉萨市民，三大寺的部分僧侣，以及住在城外的一些康巴难民涌向罗布林卡的时候，各种力量随即开始幕后的运作。 发生在3月10日到17日这关键一周内的幕后运作，决定了历史的走向。
二、“打”与“逃”的部署
3月10日一早，大批拉萨民众涌向罗布林卡这件事，双方都是措手不及。民众的愤怒剧烈爆发，很快出现暴力行为。达赖喇嘛宣布取消去军区礼堂观看演出，希望民众离开，派三位噶伦去军区当面对谭冠三解释。当天谭冠三将军给达赖喇嘛写了第一封信，达赖喇嘛次日遣人送去答复。今后的几天里，双方你来我往，各写了三封信，直到3月16日为止。1959年3月29日，也就是达赖喇嘛进入印度的两天前，新华社发表了这些信件，作为达赖喇嘛被叛匪劫持的证据。 新华社评论员当然不会说明，这些信件不过是双方拖延时间的表面文章。
事发突然，双方都不得不根据各自的判断迅速作出决策。事发几个小时后，西藏工委向中央电报拉萨发生的事。次日，工委再次向中央电报事件的发展，并且提出“从一系列情况看来，反动分子当前的主要阴谋是设法劫走达赖。而达赖被劫走有可能也确实是存在的。”这个判断成为“劫持说”的开端。
3月11日夜晚，中央给西藏工委指示：“西藏上层公开暴露叛国反动面貌，是很好的事，我们的方针应是：让他们更加嚣张，更加暴露，我们平乱的理由就更为充分。中央军委正在积极进行军事准备，但是什么时候开始平乱行动，要看形势发展才能决定。”也就是说，“拉萨事件”的次日，中方已经作出了“军事行动”的决定，何时展开这一行动只是时间问题。接下来的几天里，中央军委给西藏工委一系列有关军事行动的具体指示。毛泽东当时在武昌，他在“拉萨事件”爆发的第三天，即3月12日，就明确指示西藏工委“军事上采取守势，政治上采取攻势”的策略，指出这一策略的三个目的是“分化上层，教育下层，引诱敌人进攻”。为什么要“引诱敌人进攻”呢？因为毛泽东希望借此机会大打一仗，小打小闹只会让达赖喇嘛等人逃走，虽然这样也不坏，“但是不如争取大打一仗为更有利”。因此，就在谭冠三将军与达赖喇嘛信件往返的那些天里，中方在暗中进行周密的军事部署。 从这些文件里不难看出，“拉萨事件”到“拉萨战役”是必然的，而且也是无法避免的，武装冲突迟早会发生，就算3月没事，也是过得了初一，过不了十五。
达赖喇嘛亲政，是“临危受命”。1950年他登基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避难亚东，随时准备逃亡印度。当时他面临几种选择，一方面是他在印度的哥哥催促他尽快离开西藏；另一方面是三大寺的堪布和噶厦政府请他尽快回拉萨安定人心，同时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将军正在前往亚东的路上，要与他面谈。年方十六岁的达赖喇嘛决定等到见了张经武再做决定。见面之后，达赖喇嘛几乎是立刻就做出了返回拉萨，与中央政府合作的决定。
五年的合作却使达赖喇嘛深感失望。他觉得自己留在西藏已经无能为力。1956年，达赖喇嘛去印度参加释迦牟尼两千五百周年纪念活动时，他的二哥嘉乐顿珠通过印度情报局长穆利克，向尼赫鲁总理提出了达赖喇嘛避难的请求。不过，在尼赫鲁和周恩来的劝说下，达赖喇嘛还是改变主意回到西藏。那时候，康区和安多土改过激导致藏民反抗，烽火已经波及噶厦政府管辖之下的西藏地区。西藏各地狼烟四起，谁都不知道局势会朝什么方向发展。达赖喇嘛陷入两难处境。他虽然不支持康巴人的武装反抗，但是也不愿意派藏军去镇压同胞。那时候，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连接内地与西藏的公路早已经修通，机场也已建成。对毛泽东来说，西藏不再需要小心翼翼地去“经营”了，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的存在已经变得碍手碍脚。 在这样的情况下“打一场大仗”，彻底甩开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显然“为更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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