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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失马焉知非福
东赛按语：
1，西藏著名学者茨仁夏加撰文评析所谓的“百万农奴解放日”，让人感触极深，又表达了当前藏人想表达的真实声音。
2，本主持人比较喜欢学习历史，尽管从大学算起接触藏中历史近二十年，但是，还没有吃透，更没有抓准，仍在蜗牛似地爬行于历史的沙漠深处。虽然如此，从历史学的角度看，除了短期或除了北京政府的缓兵之计外，官方设立并庆祝“百万农奴解放日”给全世界答复了另一个提问，即何时西藏纳入中国版图的时间，因为，新华社发布的“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永载世界文明史的光辉一页”一文明确地向世人大声说明“1959年3月28日，对历史来说，不过是短暂的一天；对西藏而言，却是一个新旧社会的分水岭。... ... 世界再次将目光聚焦在了西藏50年前的那一天：1959年3月2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地方政府职权，从而揭开了西藏百万农奴翻身解放、当家作主人的序幕，西藏实现了从黑暗走向光明的伟大历史跨越。... ... 雅鲁藏布江欢腾，唐古拉山作证，古老的西藏新生了！”当然，这并非北京政府不知道，而是有一种安慰印度的强烈意图，如此才能印度将会放心悬而无果的边界争端；如此才能有可能达到狼狈为奸，共同瓜分西藏的企图，但是，胡温政府过分依赖战术而步入了战略误区，从而西藏纳入中国版图增加了变数，“西藏自由运动”至少延伸了100年，更提高了西藏在世界棋局中的分量和加码。
3，现在看来，藏人不需要去过分地在乎“农奴解放日”，反而这个节日成了“塞翁失马”式的新传说，干脆大家把这个称之为“达赖失马”吧。
茨仁夏加 西藏与中国：现在的过去
原文发表于英国“开放民主”：http://www.opendemocracy.net/article/tibet-and-china-the-past-in-the-present
译者：台湾悬钩子
著名学者茨仁夏加/摘自网络
茨仁夏加说：中国官方庆祝1959年“解放”西藏，乃是一个否认藏人声音与意愿的殖民者愿景。
China's official commemoration of its "liberation" of Tibet in 1959 is underpinned by a colonial vision that denies Tibetan voice and agency, says Tsering Shakya.
中国政府在2009年1月宣布，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称之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节日，将在西藏展开庆祝活动，以此来纪念1959年的事件：在藏人反对中国人僭越统治而群起抗议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拉萨，直接统治了该国家。
成立节日的决定——也是对于2008年3月与4月，遍及青藏高原各地抗议事件的回应——乃是经过精心的计算，并且以反映西藏人民真诚祈盼的样子来呈现。这个“解放日”的宣布【1】——2009年3月28日——是由拉萨的“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的藏族委员所作出的，这个机构代表的是中国对藏人所承诺的自治权，然而实际上却是一个，总是承奉中国共产党指令的橡皮图章，而并未反映当地的民情。
当然有可能，这样的动议确实是来自一群藏人——少数的党员高官，因为没办法在2008年向中央政府保证藏民族的忠诚与听话，而受到了内部批评。但这本身已经很能显示“农奴解放日”的提案的性质：在一个极权统治的政体里，地方代理政府的失职，代表它只剩下少数几个选择，表演即为其中之一。那么很自然的，极权政体会喜欢看到壮观的表演活动，仔细规划以臻完美，民众亦被要求参与仪式表演，以表达他们的幸福美满。
这种现象在北朝鲜相当明显。但即使在那里，这样的表演活动在地方人民心目中的逻辑，跟它表面上所想传达的讯息，也许也是非常不同的。有一次，一个北朝鲜的难民告诉我，他当时很喜欢参加这些表演活动【2】，我以为他可能是欣赏其中的美感；事实上，他说，他喜欢表演的原因，是因为参与者在彩排与演出当天，都可以饱餐一顿。
对于地方的藏族官员来说，“农奴解放日”想要传达的讯息，就是人民大众服从北京领导的成果展现。一个经过精心策划的壮观典礼，里面会有前“农奴”声泪俱下地控诉旧社会的邪恶，而数百名土著会齐步走过领导的演讲台，身穿多彩的服装，并且划一地舞蹈着——这些都会强化党对1959年事件的说法，更传达出今日藏人的心满意足，感激涕零。这个也会让藏族官员创造出一场让他们保住乌纱帽的表演，而地方人民满足了地方领导的需要，才能安居乐业。如同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 3)笔下【4】，一百年前在欧洲帝国主义统治下的非洲，地方土著学着体会殖民主人对他们的“高度信任”("exalted trust" )。
生存之道
还有其他近如眼前的事例。中国自己也在日本占领期间经历了类似的状况，当时中国本土与日方合作的人士——如汪精卫，他本是1940年代早期的中国官员，现在大部分的中国人都认为他是汉奸（背叛汉族的人）——被迫施行日方的命令，代表他们的统治者强迫人民做事。今日，党在处理非汉人的需求时，也需要这样的当地买办，来提供土著顺服的表象；据说，党经常为这些官员举办会议，而从北京为此目的专门派下来的党员高干，会花上几个小时，轮流赞美与警告这些地方官僚。
博弥（藏语，藏人）并不会指控这些人为叛徒，而是以俚语来嘲笑他们，笑他们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模样：go nyi pa (藏语，两头人)。与此同时，地方的领导班子有时候被认为实在是太有办法了，因为比起其他的汉人同事，他们往往能够保住乌纱帽长达数十年之久：文化大革命时代的许多极左官员都在1976年之后被“清理”了，只有西藏地区的还保留下来。但他们能够继续待在原来的位置上，还有其他因素，因为党在这些“少数民族”地区，没有了他们，就没办法运作。
文化的道路
这种长寿的结果往往造成可笑的现象，特别是在文化的领域上。例如，党一直有一份可以接受、能唱样板歌曲的藏族流行歌手名单。但这份名单从来就没有改变过：官方到现在还是认为藏族歌谣的天后就是才旦卓玛，这位从1950年代就被指定为最受宠爱的藏族歌手。虽然有很多人很讨厌她的歌，然而到现在，她还是出现在每一个政治性的场合。原因很简单，党觉得她的歌很迷人，是因为围绕着她的生活所建构的象征性：被人民解放军解放的一个贫穷农奴女孩，靠着一副好歌喉而斐声全国，她就是阶级斗争中光荣、正确的翻身代表，也是土著真诚拥护国家的象征。
但是像在“农奴解放日”典礼上可见到的整套繁复的忠诚表演，总是可能遭遇的困难是，当地人民会有什么看法是难以控制的。我自己小时候在拉萨长大，还记得那时候去看史诗电影《农奴》（1963年，李俊导演）第一次在西藏公映。这部电影刻画了一个名为强巴的“农奴”受苦的一生，他的双亲被邪恶的地主杀死，他本人被地主的儿子当马来骑，（他在寺院又被道貌岸然的活佛欺凌），直到人民解放军来到，使他免服差役为止。这部电影，意图激发人民对于西藏上层阶级压迫的反感，到目前为止，仍在中国内地被视为对西藏社会制度的有力刻画。
但即使它在拉萨放映时，几乎没有人用上述的感觉来看待这部电影。当地人早就见过李俊以及他的工作队拍摄电影的过程，他们还认识其中的演员，也听说他们只能遵照指令，对于电影中许多不正确之处没有置喙余地。
然而这并不妨碍土著民族的“真情”演出：西藏的每个人在看这部电影时，都应该要哭泣；在当时的环境下，假如你看了以后不流泪，那就有可能被指控对封建领主抱以同情。所以我的母亲与她的朋友们就在眼睛下面抹清凉油，好让双眼看起来泪汪汪。
在一个著名的场景中，强巴因为肚子饿而偷窃寺院佛龛上的供品，因而被僧人痛打。当时的拉萨人并不把它看成什么阶级压迫，反而认为他是个亵渎神佛的小偷，所以受到因果报应。这部片子于是在拉萨被称为“强巴多玛古玛”（意谓：强巴，盗窃供品的小偷）。即使今天，在提到这部电影时，也没什么藏人使用官方指定的名称。对中国官员来说，危险是“农奴解放日”也很有可能会在庆祝典礼过后，即在人民的记忆中遭逢同样的命运。
对于中国人来说，问题更大，因为1959年的周年纪念日，不只是政治的重新安排，也是文化的重新塑造，亦即地方神祗必须受到诋诽，而地方的传统被称之为迷信（即使也是“充满异国风情”的）。
在家乡的宣传
中国政府一直未能在西藏建立起良好的管理与统治的系统，也没办法聘任能够了解人民的干部。西藏地方政府的主要目标，乃是针对“分裂主义”与“达赖集团”进行“殊死斗争”；当地的政治人物必须常常重复呼喊适当的口号，以展现他们“反分裂”的决心。但把这个当成官吏是否适任与能否升迁的标准，等于创造出妨碍良好政策发展的环境。
有一段很长时间——自从1950年代晚期的“反右”运动开始，甚至更早，在图博（藏语：西藏）东部——能够为两个族群真正带来和谐关系的人，已经都被排挤出原来的位置。这也是殖民统治的典型特征，亦即透过地方的买办公开表示支持外来统治，如此创造其统治正当性，并且透过土著顺从的表演来维持。而这个计划能够成功的核心，就是否认当地自发的行动，虽然被呈现出来的民情刚好相反：地方人民热烈欢迎外来的现代化模式。
这一点突显了，中国政治算计中统治图博的一个重要的优先性，那就是要说服“家乡”的听众（而不是被占领地区的人民）。这种展现“拥有”的行为——透过仪式性的权力展示、典礼与伴随而来的国家象征主义——都必须向国内民众一一解释与合理化。
而达成的方式非常简单。例如中国的媒体常常会发表有关西藏主题展【5】的文章（包括国外展出与中国境内的），这些展览显示中国人在1950年代来到西藏之前，藏族生活的落后与野蛮。文章的形式，就是引述一个汉人的看法，请他（她）作证展览的说服力（而不是请一个藏人来肯定展览内容的真实性）。
官方的报纸（英文）中国日报，报道了北京的一个内容相当血腥、暴力的“西藏今昔”展，正是在2008年藏区抗议最猛烈时匆忙推出的，其中引述了一位中国参观者的看法【6】：“展览让我觉得旧西藏是充满野蛮与黑暗的地方，更加了解到政教合一的落后制度阻碍了西藏的发展与进步。”中国政府需要首都人民笃信其任务的美德，清楚地显示了殖民计划本质上总是存在的不确定性与焦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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