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是同班同学魏晶乾的生日。记得他写过一段文字，说他一生许多重大的转折性事件，都发生在3月18日这一天。3.18这一天，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
   
   1926年3月18日，北京的学生结队前往段祺瑞执政府请愿。当队伍来到段政府国务院门前时，遭到埋伏的军警排枪射击和大刀砍杀，当场打死47人，伤200多人。史称“三一八”惨案。那时候的当政者，就没有现在的人聪明，任凭舆论把事件渲染成“惨案”，而不会用“风波”这类的中性词汇，去淡化这件事。
   
   鲁迅把这一天称作“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他悲愤地写下了名篇《纪念刘和珍君》，这是我们中学时代上语文课的重点篇目，我至今记得语文老师朗读课文时的声泪俱下。当老师读到最后一句：“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时，课堂里一片寂静，隐约可以听到女同学小声地抽泣。

   不过听说这篇文章，因为可以想知的原因，现在已从中学语文教材里抽掉了。
   
   后来听说一件以前从未有人提及的往事：说是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 随即赶到现场，向死者长跪不起并即刻命令严惩凶手。之后，他又宣布自己决定终身食素，以示对这场杀戮的忏悔。惨案发生后十年中，段都不吃荤腥，至死不改。1936年以后，其身体日渐虚弱，病痛不断。医生建议开荤以增强体质，他则以“人可死，荤绝不能开”回答，食素如故，乃至不治而死。
   
   在这次惨案中，清华学生伤了20余人。冲在最前列的韦杰三因伤势过重，于3月21日牺牲，年仅23岁。他临终写了两句非常平静的话给校长，作为遗言：“我心甚安，可是中国要快强起来呀！”
   
   记得清华园里有一柱断碑，是清华学生当年从圆明园遗址运来的一根大理石断柱，碑座上刻“韦杰三君死难纪念碑”，“本校学生会同人立”。就是用来纪念在“三·一八”中死难的韦杰三君的。后来在文革中死难的清华学生、二十年前死难的清华学生，却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到什么时候，也能把他们的名字镌刻在碑座上？
   
   我总以为，长江后浪推前浪，世界总是越来越美好。但有时候回顾起历史来，不禁又有所怀疑：我们当真“与时俱进”了吗？
   
   
   
   
   [ZT] 芦笛：三一八惨案与六四不可比
   
   对三一八惨案的真相，近年来国内学者调查得很清楚，基本情况如下：
   
   1）为苏联武装支持的冯玉祥的国民军在攻占了北京后，跟苏联人痛恨的张作霖别苗头，与奉军作战，怕奉军从海路攻击北京，在大沽口布雷。引起日舰与国民军鹿钟霖部的冲突，日舰炮击国民军阵地。此后日本联合当年签订辛丑条约的其他七国，共同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限期撤除水道布雷。
   
   2）北洋政府外交部收到照会后，立即召开会议研究，迅即回函八国公使，引用辛丑条约的条文，指出条约只是规定岸上不许有工事，并未提及水道，据此驳回通牒。因此，北洋政府并未屈服，而八国也未再作表示。
   
   3）此后鹿钟霖自己同意了日本人的要求，撤除了水雷。至此危机已经解决。
   
   因此，第一，北洋政府并未屈服。第二，是学生拥护的国民军屈服。第三，危机已经解决。
   
   但国共两党的北方负责人秉承苏俄主子的旨意，决定以此事作借口煽动学潮，赶走老毛子痛恨的段祺瑞（毛子认定他是亲日派），并趁机煽起国人仇外浪潮，与列强发生对抗（此乃苏俄在20年代的战略目标，是以惨案基本都是在那段时间发生的），让毛子从中渔利。国民党人易培基、共产党人李大钊等策划了各校学生到天安门广场集会，提出绝对不可能实现的要求，诸如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电告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等等。
   
   尽管如此，北洋政府并未镇压天安门广场的集会。李大钊怕煽不起冲突来，便率领数百人到执政府所在地铁狮子胡同“请愿”。其中竟然有毫不懂事的中小学生。更有甚者，据参加者回忆，不少人还带着木棍、旗杆等等，准备“自卫”。到后便冲入执政府，触发了卫兵的射击，造成死伤多人的惨案。
   
   因此，这惨案完全是国共两党故意制造的，本来根本不会发生。这和六四完全是两回事，盖六四学生并未手提木棍、旗杆冲入中南海，只是静坐在广场上，从未招惹过谁谁。
   
   要追究罪责，首先是国共两党煽动组织者的罪。当时就有正直的学者指出那些“长胡子的黑手”不该将青年学生诱入死地。我看这话完全有理，带着木棍冲入执政府，这本身就是犯法行为。卫队完全可以说他们是自卫还击。即使这是借口，也是示威者主动提供给对方的。
   
   再说危机早就解决了，国共两党完全是欺骗青年学生无理取闹，蓄意制造中外冲突与朝野冲突，该谴责的首先是国共。但鲁迅不辨是非，竟然痛骂谴责国共两党的正直知识分子，还写了那篇煽情文章，将三一八将之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其实他事前可能就有风闻，起码有要出事的预感，因此那天不许许广平去开会，故意把她留在身边抄稿子，躲过了一劫，事后又自惊自吓，躲到日本人开的医院去，躲了好多天。正因为这种“青年导师”太多，后来才会出柴玲这种唯恐政府不杀人的英雌，以及自封指挥诺曼底登陆的艾帅的好汉们。
   
   
   
   [ZT] SHWJ：是否可比，要看哪个角度
   
   事件发生的背景，不可比；
   
   段祺瑞执政府和中共，当然不可比。
   
   但是在共产党通过操纵学生达到自己目的这点上，很有可比之处。
   “三一八”是国共奉苏俄主子之命杯葛段祺瑞；六四是陈云李鹏之流利用学潮杯葛赵紫阳和中共开明人士。当然，阿共在两次事件里的地位不同了，利用学生的角度也不同了。但是利用学生的单纯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仍是阿共的秘密武器。
   
   青年导师就更有可比之处了，鲁迅躲进日本人的医院，方励之躲进美国大使馆，都有地方去。
   
   另外，正因阿共是利用学运达到自己目的的老手，所以八九年他们立刻惶惶不可终日，立刻指出后面有黑手，有不可告人的险恶目的，非要开枪保二十年太平，那种恐惧感其实就是从三一八来的。
   
   
   
   
   

此文于2009年03月18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