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鲁迅的一句话常被征引，那就是：“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袭用”。30多年过去，此语又一次被证明没有过时。高尔泰先生的《三个文本共与析》，便为人们擦亮了眼睛。
   
   2007年7月在拉斯维加斯高尔泰先生家中。左起：张纯青，拉斯维加斯时报主编；高尔泰；张成觉
   


   这回发起“战斗”的萧默似非等闲之辈。据“有关简介”称，其人乃“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建筑艺术历史与理论学者，著有《敦煌建筑研究》、《世界建筑艺术史》丛书，主编国家重点项目《中国建筑艺术史》”。如按其本人自述，现已七十有二，年逾古稀了。

   不知萧主编是否工作太投入，“艺术”思维特别活跃，如同其早年工作地点敦煌壁画上的“飞天”，虚无缥缈之状可掬。其宏文《“寻找家园”以外的高尔泰》（以下简称《寻》）“浮想联翩”，与事实大相径庭。加以蒙太奇手法的运用，剪裁随心所欲，颇见技巧。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端的令人迷惑。
   
   《寻》洋洋洒洒，主旨只有一个：刻画高尔泰“爱揭发人的毛病”，即指控其告密成性。这一点无疑极具杀伤力。
   
   笔者忝为高先生的朋友，对其为人为文一向十分仰慕。2007年曾专程拜访，记忆犹新。但初读萧文描写的“偷听敌台”事件，即被其言之凿凿所惑，一度信以为真。及至阅毕《文本之二》，对时间地点人物环境等要素略加思索，真伪立判：萧说谎！高可信。
   
   至于高之“爱揭发人”，则应作具体分析。
   
   据高所述，任职敦煌文物研究所期间，他除了1967年揭发萧文革前“偷听敌台”之外，1962年曾交代过与陈克健、李巍一起说怪话，1966年文革初起他揭发本所贺、施夫妇。但均属事出有因，绝非卖友求荣。
   
   其中揭萧乃出于报复。事缘当时萧“作为看管阶级敌人的民兵”，监督高等“牛鬼蛇神”挖土，某日突然“发飚”不许高赤膊劳动。高气愤不过，遂爆出萧曾“偷听敌台”。
   
   而身为该所文革领导小组组长的贺与其妻施某，则一向以极左面目出现。工作组进驻后逼令高“写检查”。高“检查自己的错误之一，是反对文革组长，因为他公开场合指控我反动透顶，私下里却称赞我能独立思考；公开场合批判和平主义和战争恐怖论，私下里却说战争是残酷的；指控常书鸿不支持他创办《敦煌研究》是压制对封、资、修文化的批判，但《敦煌研究》创刊号的内容，全是封、资、修。作为旁证，忆写了一份创刊号目录，和每篇文章的内容提要，一并交给了工作组组长、空军军官于家声。”（《寻找家园》，花城出版社，2004年，206页）
   
   在此次的《文本之二---致萧的公开信》中，高坦承自己“对于贺、施和你的报复，手段也邪乎得可以。”而萧也认为，高类似之所为“或许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粤语云：“佛都有火”，被敌逼得无路可走，反噬其一口，乃人之常情。这在毛时代屡见不鲜，做法固未必适当，当事人也情有可原。
   
   而与陈克健、李巍闲聊失言一事，同样属特定年代的普遍现象。紧接三年大饥荒（中共谎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的1962年，三人私下评论时局口没遮拦。据高的忆述，当属李先被当局约谈，再追查到高，高无可隐瞒而和盘吐出。但所方放其一马，结果高与陈、李当时均平安无事。如曰高有不当，则在其未即时通报陈、李，不过按实际情况，恐怕一动不如一静，真要通报的话反会被视为心中有鬼，秘密串联，三人均罪加一等。
   
   萧谓陈于文革中因此事自杀，将此归咎于高，从而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高“虽不杀伯仁，伯仁因其而死”。但萧缺乏证据。何况高于文革前的1965年曾与陈在外地相遇，两人谈及往事，陈并无责怪高，其本人也一直未因此受追究。可见萧蓄意将告密害人之帽子栽在高头上，实在是徒劳的。
   
   以萧的资历及著述而论，可算大陆知识界上层名成利就一族，然而，这种知名文化人的品格有时与其头顶的光环并不相衬。盖由于当局洗脑手段厉害，信口开河含血喷人之类伎俩，早已从上到下司空见惯，文化人也如此。
   
   这里不妨举一个突出的例子。1957年反右，著名儿童文学翻译家叶君健，即诬蔑萧乾留英时，赠送了一只猫给某英国评论家，以换取其在报刊上撰文为己吹捧。“证据”是该评论家给萧的私人信件。原来叶受托捎此信及照片，却一直扣住没给萧。且不说事实真相如何，光是负人之托，私拆他人信件，已卑鄙至极，甚至干犯法律。文人无行，一至于此！
   
   八十年代萧乾获改正后，对当年批斗过他的人未置一词，唯独就此事撰文，说明他当年回国时，因所养之猫无人照顾，遂送给那位爱猫的英国友人收养，根本不存在任何利益输送情事。其实，以萧乾的才华与已有的名气，何需借助一只宠物猫请人美言为己锦上添花？
   
   但是，“谎言重复一千次就会变成真理”，对戈培尔这句名言，中共当局运用起来得心应手。因此，这回高尔泰逐一剖析《寻》文之谬误，恢复往事的本来面目，以正视听，很有必要。
   
   遗憾的是《领导者》杂志的处理手法。既然全文发表《寻》，理应给遭其严重指控的高同样的待遇。但杂志编辑竟巧言令色，拒绝刊登“摆事实，讲道理”的高文。其说法不经一驳。
   
   “旧的时代造就了旧的故事”。不错，萧、高两人文中涉及的事基本上是“旧”事，但两人的论战却是新世纪发生的。尤其是萧还说希望与高当面再谈，倘能实现，这就更是将来的事了。
   “鉴于毛泽东的斗争时代已经远去，我们希望倡导一种包容理性的文风”。毛时代虽已“远去”，其“斗争”手法却“远”未绝迹。萧文正是继承与发扬了文革的文风：捏造事实，攻击对手。高文不论如何“包容”，也不能并且不应“包容”弄虚作假，信口开河。澄清真相才能讲到“理性”，建筑在谎言基础上的“理性”，无异于心造的幻影，到底要破灭的。萧、高之争不是个人恩怨那么简单，它是毛时代的投影，是文革及此前政治运动的余波。
   “我们虽然愿意发表您的回应，但希望您能有所修正”。这句话是否意味着发起挑战的萧某可以随便乱说，而接招的高就要受限制？倘是，何故如此双重标准？
   “作为一位学养丰厚的美学家，您若能从时代、文化等角度去反思整个经历，与萧默先生对话，可能会对我们的读者、对新生代更有价值”。请注意，萧文所提的几项指控，与高的“美学家”身份无关，只与其当时的右派身份有关。高当然可以“从时代、文化的角度去反思整个经历”，他的《寻找家园》正是这样的作品。而与萧的“对话”，关键在于把有关事实搞得一清二楚。事实胜于雄辩。读者自会鉴察。
   反之，大块文章、高深理论如果没有事实根据，则徒托空言，于事无补。任由萧某把水搅浑，就越说越不明白。那样的话，对“读者”固然是费时失事，毫无价值；对“新生代”而言，更会如堕五里雾中，莫名其妙。
   “不知您能否修改您的回应文章，字数一万左右？”真理越辩越明，岂能限字数？一次登不完，不能分两次吗？对萧文有字数限制吗？
   总之，《领导者》编辑部的倾向性很明显，“包容”萧某信口雌黄于前，阻挠高氏据实辩诬于后。大概他们忘了今天的“时代”已非往昔可比，互联网无远弗届，“学养丰厚的美学家”高尔泰，那一杆如椽之笔岂是那么容易忽悠的？
   《寻》的出笼非偶然。尽管中南海当局在八十年代就宣称彻底否定文革，但只是说说而已。文革红人、打手至今依然活跃的大有人在。指挥把女校长活活打死的红卫兵头头宋彬彬风光胜昔，惨无人道整死黄梅戏名演员严凤英的军代表刘万泉逍遥法外。此次萧默不“默”，主动出击，向大洋彼岸的高尔泰叫阵。加上毛主义的信徒蠢蠢欲动，可谓遥相呼应。
   沉渣再度泛起，不可掉以轻心！
   （09-2-5）
   

此文于2009年02月11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