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郭罗基教授的《送戈扬》，深受感动。“文章不是无情物”，作者显然是带着真挚的感情写这篇文章，不仅为戈扬大姐的离去志哀，也为“一二.九”及其后共两代人理想的破灭感慨。
   
   戈扬去世前属流亡海外最年长者，她出生于1916年1月，较其同行、《大公报》名记者朱启平先生小两个月。比朱先生的表哥、鲁迅赏识的学生黄源要小12岁，两人都曾任职于新四军，可看作同一代人。1999年我为写《朱启平传》采访过黄老，他虽已95高龄，依然思维敏捷，口齿清晰，耳聪目明，食欲正常，只是不良于行。戈扬的健康却远逊于他，5年前即已患有老人痴呆症，发展到后来更失去意识。
   
   因此，戈扬此次离去固然令其家人及朋友们哀伤，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似乎也不失为一种解脱。自然规律既不可抗拒，能安详地撒手尘寰或许算是上帝的仁慈吧。

   
   何况戈大姐晚年一大可喜是在美国生活了20年，且能与早年的心上人共谐连理。尽管经济上不宽裕，但心理状态应是较留在国内惬意得多。所遗憾的是不能展其所长，发挥余热。得失相比，得大于失。
   
   至于其早年理想的幻灭，自不无痛苦，但实践证明该理想乃属乌托邦，也就只好面对现实。关于个人理想与奋斗，居里夫人尝云：我已尽力，虽未如愿，亦无怨尤。（大意）努力过了，对自己也算有所交代了。
   
   该文以下一段似可商榷：
   
   戈扬与杨刚、浦熙修、彭子冈被人称为中国女记者中的 "四大名旦".一九五七年，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杨刚，丢了笔记本，惊恐万状。众人安慰无效，竟自杀。人们分析，她一定以为笔记本落入他人之手可能被打成右派，不如自己了断。戈扬和彭子冈（《旅行家》杂志主编）当了右派。浦熙修（《文汇报》驻京办事处主任）被毛泽东点了名，因揭发罗隆基有功，未戴右派分子帽子，但从此一蹶不振。"四大名旦"在反右运动中全军覆没。
   
   上面讲的杨刚之死，历来有不同说法。由于杨刚和朱启平是《大公报》老同事，我对此颇为留意。据罗孚新著《文苑缤纷.〈杨刚之死〉》，说是当时上头已部署开会批判她，然后打成右派。她闻讯在开会前夕自杀。与丢失笔记本无关。
   
   为此，我去年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一个笔记本夺取一条性命？》。我的看法是：反右前杨早已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主管《文艺》副刊。57年4月10日，毛召见邓拓为首的《人民日报》编委训话，杨竟不在内。可见其受宠信程度已大大下降。在此情况下，她还能与闻什么不得了的党国机密？其笔记本还会属于枢机要件，值得她以一己的性命承担责任？
   
   这个谜在她逝世50周年之际，由罗孚先生给出了一个答案。也是《大公报》同仁的罗老，在上述短文中介绍此事来龙去脉，应属可信。
   
   再就是浦熙修，并未逃脱划右的厄运，只是比章罗稍迟些。处理也较轻，属第四类：“撤销原有职务，另外分配待遇较低的职务”。她分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化组当组员，具体工作是撰写从清末到“全国解放”期间的历史资料。这些资料再编成《文史资料专辑》出版。子冈以及那些特赦的战犯都是她的同事。见朱正：《从新闻记者到‘旧闻记者’---浦熙修小传》。
   
   除此之外，下面这段我也很有感触：
   
   一九三八年，她投入了著名的台儿庄战役。后来随新四军转战南北。她爱唱《新四军军歌》："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还有一支新四军战斗在茅山地区流行的歌，我忘了歌名，其中有这样两句："抬头望前面朝霞，莫回顾身后黑影。"多么美好的意境。
   
   台儿庄是真正的抗战，刚好本周凤凰卫视播出专辑，题为《将军一去--滇军将领抗战殉国录》。头一位报导的是严家修，在台儿庄阵亡的60军少将团长。他本是当时云南省主席龙云的警卫大队长，深受其赏识，被留在身边随侍左右。但他坚决请缨上阵杀敌，龙不得已只好顺其所请，由于60军已编好，让他屈就团长。严不以官位为意，一心抗日，亲到前沿指挥战斗，不幸被日军炮火击中殉国，时年40岁。蒋委员长特别褒扬其事迹，追赠烈士称号及晋升之为陆军中将，并下令将其遗体运回云南昆明附近的家乡安葬，是60军此役牺牲的2万余名官兵中仅有的一个。（全军3个师，4万人）其灵柩抵昆明时，大批民众肃立街头致哀，认为他为桑梓三迤儿女争了光。而解放后，中共也承认其为烈士，在抗日阵亡的国军官兵中属罕有的待遇。其妻秉承他的遗志，将三个子女抚养成人。长女33年生，幼子37年生。均在专辑露面。
   
   笔者之所以一口气写了这么多，固然是因为景仰这位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并为其余默默无闻的国军抗日烈士感到不平，更为解放后依然健在而饱受折磨的国军抗日将士而义愤填膺。
   
   与此同时，我对新四军的抗日战史也有看法。新四军人才济济，文武兼备。两任军长叶挺和陈毅，以及麾下粟裕等都是共军知名将帅。但陈毅所部打的仗，以“黄桥之战”最广为人知，此即著名影片《东进序曲》所反映的战斗，在大陆几乎家喻户晓。但那不是打日本，是打国军“二李”，中国人打中国人。八路军唯一阵亡的将领左权，突围时死于日军炮火。新四军唯一在战场上去世的是师长彭雪枫，当时正在和国军作战。新四军有没有可跟台儿庄之战相媲美的辉煌的抗日战例呢？
   
   戈扬大姐已魂归天国。她毕竟是带着抗日救国的壮志豪情参加新四军的。我尊敬她，无论她曾否和日本人打过仗。但我对于新四军不得不遵照毛的命令：“一分抗日，两分应付（国军），七分发展”，觉得很不是滋味！这是历史的局限，新四军全体将士无法冲破它。
   
   作者引述的那两句歌词，意境确实美好。可惜“身后黑影”重重，令人慨叹。
   
   说回文首提到的理想。郭教授较戈扬低一辈，但两代知识人都曾“志壮坚信马列”。该文导语称：
   理想的毁灭是极其痛苦的。我们的青春，我们的热血，都被葬送了。当戈扬宣誓成为美国公民的那天，流下了眼泪。她说："当年我们没有少喊'打倒美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没有被打倒，自己倒成了美帝国主义分子了。想不到只有在美国才找到我们为之奋斗的自由、民主、平等。
   这段话道出了时代的悲剧。郭教授虽较戈扬幸运，1957年并无罹祸，不致如戈扬一般荒废了20余年的大好光阴。但两人寄居大洋彼岸的异邦，历时20载上下。同是还乡无路，报国无门。两代知识精英晚景如此，这样的悲剧何日方能画上句号？
   呜呼！
   （09-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