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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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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卑贱的中国人(2010年完成)
·奉旨吃人余秋雨
·二月河:谁比我更爱皇帝?
·王朔:永远的愤青,永远的痞子
·仿余秋雨原韵,含泪劝告北大清华教授勿上访书
·钱钟书:中国人文化心理上的一道花边
·中国人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优伶中国”之一
·宫廷和皇帝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二
·朝廷和官场的“优伶化”
·儒林和文苑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四
·贾平凹:废都里的废人
·余秋雨:你的眼泪随风而飞
·民间和江湖的“优伶化”
·冷眼旁观季羡林的“祝寿大会”
·贾樟柯:一个并不独立的“独立导演”
·谁是“反动人士”?——杨澜如何为丈夫吴征的假学历辩护
·张艺谋选了胡锦涛最爱的歌曲
·劣马方吃回头草——评刘再复访谈《又见故国、古都与故人
·中国人,你的厕所有多脏?
·谁将魔鬼当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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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香港沉没(2010年完成)
·香港基督徒怎样活出丰盛的生命?
·温家宝先生,你没有资格让中国的孩子充当“杜鹃”和“精卫”
·梁家麟院长为何“变脸”?
·毛泽东陈永贵才是真汉奸
·香港科技大学的“自我检查”
·穿布鞋的陈日君枢机
·从马力到叶刘淑仪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永远的梅艳芳
·陈方安生与叶刘淑仪:两个女人的战争
·“有容乃大”的“香港经验”
·“自由行”何以自由?
·反贪局与廉政公署
·港人也上访
·因为无知,所以无畏
·爱国港胞不可放过习近平的卖国行径
·剥开香港“爱国贼”的画皮
·李柱铭与胡锦涛,谁在“卖国”?
·投给叶太的十三万张票
·叶刘淑仪综合症
·香港与深圳水火不容
·谁之香港,何谓主权?
·“港台腔”与“北京腔”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香港是华人世界的灯台
·中共能活在二○一七年吗?
·奴隶主与奴隶的“沟通”
·自由港变成大监狱
·没有李柱铭的香港
·向香港新闻界的“巾帼英雄”致敬
·新华社如何报道香港立法会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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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新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新官场现行记
·中国人还没有走出义和团的阴影
·谁毁灭了我们的家园?
·两朵金花耀中华
·习近平以北韩为师?
·连运钞车一起贪污的贪官
·赖斯访华,我失自由
·世界公园变动物庄园?
·你从古拉格归来——致索尔仁尼琴
·人之子——再致索尔仁尼琴
·致万科董事长王石的公开信
·写在奥运边上
·献媚中共的西方左派政客终将自食其果
·百姓为何痛恨警察?
·鲁迅和他的敌人仍然活在今天——论鲁迅思想的精华与软肋
·生态危机源于信仰危机
·李鹏连说谎的自由都没有了
·警匪联袂的江湖
·历史大视野中布什总统的是非功过
·谁在用谎言折腾我们?
·一个懂得爱的人——王小波十年祭
·鲁迅与当代文坛
·七十年代人,仅仅是同龄
·一个懂得爱的人——王小波十年祭
·岁月的温情与锋芒——序吴藕汀《药窗诗话》
·我们需要拥抱吗?
·夏瑜的自觉
·我们如何宽恕日本?——兼论葛红兵的言论自由以及我们如何纪念抗战
·黑暗深处的光——读班忠义《“盖山西”和她的姐妹——山西日军性暴力十年调查》
·以民间文化交流解中日之结——中国作家余杰与日本汉学家藤井省三的对话
·你们眼看何为善,何为正----在赎愆祭的观念下纪念"六四"二十周年
·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基督徒为什么要为“六四”祷告?
·菩萨能够保佑贪官吗?
·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
·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下)
·律师也要讲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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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来源:人与人权
   
    这不过只是一个前奏:
   在焚毁图书的地方,
   最后也势必会焚毁作者。
   ——海涅《阿尔曼索》
   
   书比人更坚强吗?
   
   世界上有很多爱书的人,他们将书看得与生命一样重要,甚至比生命还重要。以色列作家奥兹出生于一个学者世家,他的家中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几千册书遍布在住房的各个角落里,那些书陪伴这个早慧的孩子度过了动荡而忧伤的童年时光。在那些孤独与黑暗的日子里,书是奥兹惟一的朋友,书让他学会了爱与怜悯。少年时代的奥兹甚至不想长大成人,而梦想变成一本书:“人们来来往往,生生死死,但是书是不朽的,那是怎样的感觉。我小时候希望自己长大后成为一本书,而不是成为作家。人可以像蚂蚁一样被杀死,作家也不难被杀死,但是书呢,不管你怎样试图要将其进行系统的灭绝,也会有一两本书伺机生存下来,继续在雷克雅内斯梅岭、巴伐亚多利德或者温哥华等地,在某个鲜人问津的图书馆的某个角落里享受上架待遇。”1他认为,在这个黑暗比爱更多的世界里,成为一本书比成为一个人更加安全、也更加幸福。这是一个遭到过大屠杀的种族的后裔自然而然的想法,这也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孩子对世界和对他自身的期待。
   
   那么,书真的比作家更坚强吗?书的寿命确实比人长,很多作家的理想就是在自己的著作之中获得某种“不朽”,这也就是中国古人憧憬的以“立言”的方式达致的人生境界。犹太作家斯·茨威格眼看着纳粹的勃然兴起,不得不踏上流亡之路。在遥远的巴西,当他发现他所热爱的昨日的欧洲已经毁灭和破碎的时候,他像一颗压伤的芦苇一样突然折断了;他的书却流传下来,延续着他那脆弱的生命,并继续激励无数读者追求真理的心灵。家国不在了,人也不在了,可书还在,这就是书的顽强的生命力。本雅明也一样,当他在逃离纳粹德国的路上绝望地自杀的时候,他还记得自己曾经引用过的艾雷尔的书中的一段话吗——“考虑到由各种质料做成的金字塔、廊柱和塑像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毁坏,或被暴力所破坏,或仅只腐朽……以至于整座城市陷落、消失、被水淹没,而书写和书籍则免受这种灾难,因为在一个国家或地方被毁坏或消失的书,很容易在无数其他地方找到。因此,在人类经验中,没有什么比书更永久和不朽的了。”2这是作家们自我安慰式的乐观主义吗?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书比作家本人还要羸弱:作家可以抽身逃亡,可以将祖国的泥土粘在鞋底带走;书却只能眼睁睁地等待着屠杀的来临,像沉默的羔羊一般,无助地被暴徒扔进火焰之中。书不能发出声音来,也不会流泪。当火焰凶猛地舔着它们的肌肤的时候,甚至不能像柴禾一样发出噼里啪啦的抗议的声音。书也不能持久地燃烧,从纸张变成灰烬几乎就在转瞬之间。
   
   世界上有很多敌视书的人,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可怕的事实。这些人降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似乎就是不择手段地去毁灭书,他们一边杀人,一边焚书,一刻也不停止。书并没有伤害过他们,他们却天生便要与书为敌,如秦始皇,如希特勒,如毛泽东,如塔利班,这些“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英雄豪杰无不如此。对于他们来说,书是用来烧的,而不是用来读的;或者说,只有他们才有权读书,才可以通过读书变得聪明,书是他们的禁脔,而普天之下所有人都无权读书,老百姓就得保持愚民的状态,才会心甘情愿地当奴隶。他们进而策划和掀起了若干次规模不等的焚书运动,以此显示其无边的权力与卓越的功勋。他们是书的敌人,也是文明的敌人,更是自由的敌人。在此意义上,人类的“不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堪回首却又必须回首的焚书史,以至于中国明朝的学者李贽愤怒地以“焚书”作为呕心沥血之作的书名,并预见到了他的书将面临的遭际:“焚者不复焚,藏者不复藏矣……夫欲焚者,谓其逆人之耳也;欲刻者,谓其入人之心也。逆耳者必杀,是可畏也。然余六十四矣,倘一入人之心,则知我者或庶几乎!余幸其庶几也,故刻之。”3在刻书与焚书之间,在知音与敌人之间,著作者只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
   
   
   
   一座没有藏书的“图书馆”
   
   人死了之后,通常都有墓地,以供后人凭吊与追忆;那么,书死了之后,有墓地吗?那些灰烬早已在空中飞舞而去,谁会继续怀念它们呢?我早就听说柏林有一个著名的“焚书纪念处”,就在洪堡大学前面的倍倍尔广场上。我经过此处多次,曾经留连于附近的旧书市场,却没有发现这一纪念建筑。于是,我决定专程去那里寻访一番。倍倍尔广场是一处典雅肃穆的城市广场,周遭的许多建筑在二战期间都遭到严重的破坏,后来全都按当初的模样加以复原,如仿罗马万神庙的圆顶式教堂圣黑德维希天主教堂、宏伟而厚重柏林国家图书馆等等。我向四周巡视了一番,仍然没有发现有任何与“焚书纪念处”有关的标志。当我在广场上转到第二圈的时候,这才发现有几个游客围绕着一处地面指指点点,仿佛地下隐藏着什么秘密似的。难道这里像北京的街道那样,出现了地下水管破裂的情形?
   
   我凑过去一看,原来这里的方石地面上镶嵌着一块一米多见方的钢玻璃,是整个广场上惟一与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地面材料。几经游人践踏,玻璃的表面显得有点模糊。但走近去仔细观察,仍然可以发现下面是一个密封的幽洞。洞深五米左右,洞底是一个约五十平方米的暗室。暗室四周摆着一排排木制的书架,书架一直顶到地面,上面却没有放一本书。书架上的书究竟到哪里去了呢?这样一间裸露的地下室,真的是一座图书馆的书库吗?或者是修复广场的时候尚未完工的一部分呢?还是有其他什么特别的涵义呢?在欧洲很多古老的城市广场上,时常会发现地上镶嵌一个小小的铜牌,表明这里曾经发生过某历史事件。比如巴黎的协和广场的一个角落里,便有一个铜牌注明这是大革命时期断头台所在的位置,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和他的王后便是在此被砍头的。但是,我还从来没有看见有此种奇特的设置——居然让一间地下室通透地出现在熙熙攘攘的广场的下面。
   
   在这块玻璃板旁边的地面上,并排嵌着两块铜牌。一块铜牌上镌刻着这样几行文字:“图书馆,米夏·乌尔曼设计,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焚书纪念碑,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五年修建。”另一块铜牌上刻的是:“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在这个广场的中央,纳粹学生焚烧了几百位自由作家、出版家、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著作。”以及海涅的那几具关于“焚书”与“焚人”的关系是诗。原来,这样一个不起眼的设置,就是大名鼎鼎的“焚书纪念处”。如果稍微疏忽一点,不经意之间就走过了。设计者似乎故意要造成这样一种“惊艳”的效果,正如建筑学者所评论的那样:“当游客或柏林市民步行至空旷的歌剧院前广场,毫无心理准备地踏上玻璃铺面的焚书纪念处,正疑惑着这一小块铺地面积怎么和别处不一样,愕然发现地下别有洞天,一个小小的布满书架的空间里,书籍早已不知去向,光亮的玻璃面,反映着四周建筑物和参观者的倒影,就像当年焚书的现场,看热闹的人们也是这么围绕着、看着熊熊火焰中的书籍,无知或者无辜的人们,或者也是帮凶?”4这种陌生化的处理方式,果然给每个游人都带来强烈的心理震撼。是的,那天晚上,究竟有多少人是参与者?究竟有多少人是旁观者?参与者当然很多,旁观者则更多,却没有一个人敢于挺身而出谴责与制止这罪恶的行径。当人们不以罪恶为罪恶的时候,罪恶便成为征服者。
   
   这一设计确实是独具匠心,它巧妙地将建筑安置于地下,这样便不影响整个广场的和谐之美。它用玻璃将地上与地下的世界分开,也将历史与现实分开,却又“分而不割”,因为玻璃是透明的,玻璃上下的两个世界仍然在互相沟通、互相影响。换言之,如此设计让人深切地思考历史与现实之相关性,这也是德国人的历史情结之所在——大屠杀没有过去,焚书也没有过去,如德国学者科泽勒克所云,对于他那一代人来说,战争和罪责一直没有真正结束。5图书馆本来应当是书的家园,而这是世界上惟一一座没有一本藏书的“图书馆”。据说,下面的书架上恰好可摆放两万册左右的图书,书架的容量是设计师精心计算过的。这个数量与当初纳粹在此处焚烧的图书的数量是一致的。但书架上面却一本也没有。空空荡荡的书架,暗示着当年那些被火焰吞噬的图书的悲惨命运。
   
   更有意义的是,这个于一九九三年五月十日完工的纪念装置,是以色列雕塑家哈斯哈隆与德国设计师乌尔玛合作的结晶。当年的受害民族与加害民族的新一代,如今终于可以携起手来,通过艺术设计的方式,共同定格耻辱的历史、共同缔造美好的未来。经历了一段血雨腥风的历史之后,这种亲密无间的合作带给人们以无限想像的空间和无比温馨的感受。
   
   
   
   那个火光冲天的夜晚
   
   
   今天的倍倍尔广场宁静而祥和,谁能想到这里曾经发生过疯狂的焚书行为呢?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也就是希特勒就任总理之后的四个半月,柏林发生了一幕西方世界自从中世纪末期以来未曾看到过的景象。这天午夜时分,掌握纳粹党宣传大权的戈培尔,策动了成千上万名大专学院的学生上街游行。他们手举火炬,高唱着《威塞尔进行曲》、《德意志高于一切》等纳粹歌曲,向倍倍尔广场进发。
   
   《纽约时报》驻柏林记者伯查尔详细记载了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一切:“广场上,在一段用厚厚的沙子围起来的花岗岩人行道上,人们用圆木头交叉堆起了一个长宽十二英尺,高五英尺的柴垛。在游行队伍还没有到来之前,一支纳粹乐队一直起劲地吹着。游行的先头队伍终于来到了。队伍经过柴垛,在预先定好的一大块地方聚集起来。当游行者路过柴堆时,他们将手中点燃的火把一个一个地扔向那里,直到整个柴垛全部起火。接着开始焚烧书籍。装书籍的汽车就停在不远处,每组学生都要抱下一堆书扔到火里。一股气流卷起了火堆中的灰烬,洋洋洒洒地飘向远方。”为了煽起旁观者的热情,当一批又一批的书被扔进火里时,学生鼓动者们开始高喊书的作者的名字——“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歪曲我们的历史,诋毁历史上的伟人。”人群用欢呼来回应,似乎在宣告一本书的死刑的同时,也在宣告其作者的死刑。接着是下一本书和下一名作者——“埃米尔·路德维希——进行文学欺骗和背叛德国!”更高的欢呼声响起来。紧接着是雷马克——罪名是“贬低德国文字和德意志的最高爱国理想”……这就是所谓的“广场效应”,让每一个人都成为“乌合之众”中的一员。人们渐渐地陷入一种迷狂状态,忘记了他们曾经阅读过这些优秀的书籍,并从中汲取宝贵的精神养料。他们争先恐后地将一本本书扔进火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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