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方舟子为什么没当成诗人？

   　　现在，我们当然知道，方舟子早就不写诗了——尽管那顶自己缝制的“诗人”帽子他还整天戴着，颇象顾城当年那顶须臾不离的筒帽。在《方舟子诗选》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诗歌作于1996年以前。也就是说，方舟子的诗人生涯，到1996年底基本上就结束了。问题是，为什么像方舟子这样一个自称具有“诗人气质”、“内心是诗”、“天生”就能感受、领悟诗歌的人，费了吃奶的气力，“一门心思”地“且抛心力做诗人”，最终却半途而废了呢？我们可以理解方舟子苦熬不过当科学家的寒窗冷板凳，最后告别科坛。但是，在外人看来，当诗人乃是优哉游哉的美差，见花开而思春，睹落叶而悲秋，高兴则白日放歌，愤怒就暗室诅咒，何其率性！就算方舟子耻于与那些一天一泡的诗人们为伍，他大可一周一泡，或者一月一坨，日积月累，说不准什么时候“我梦寐以求的史诗性的巨篇”就会“蓦然回首，祂却在，灯火阑珊处”呢。他怎么就撂笔了呢？

   　　1、 枉抛心力作诗人

   　　原来，当诗人，并非风花雪月那样轻松浪漫，而是一件比当科学家还要难受的苦差事。诗仙李白曾这样嘲笑诗圣杜甫： “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其实，李白如果自己不曾体验过“作诗苦”的滋味，他是不太可能知道别人“作诗苦”的。显然，对那些大诗人来说，作好诗并非轻而易举之事，因此，对于那些中诗人、小诗人、微诗人来说，作诗的难度就更可想而知了。著名的苦吟诗人贾岛有个名句：“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其实，三年能够得到两句，已经算是相当的幸运了。最为不幸的是那些终其一生仍旧两手空空的“诗人”。他们的不幸和痛苦，简直就象是常年便秘。只不过是，便秘是肚子里有东西挤不出来，而“诗秘”则是肚子里空空如也，却硬要往外挤出东西。

   　　关于方舟子当年搜肠刮肚苦吟诗歌的情景，我们现在还能找到几条记载。1988年，方舟子的一位《荒原》诗友说：

   　　“舟子撰文说山风平静得很，其实他自己更胜一筹，甚至有一位他的崇拜者因无法忍受他诗的压抑而来信指责他不该将性格的孤独感流露于诗中。如果她知道舟子无论在书案、实验台前，或者舞会一角，都是一副古希腊悲剧形象，她又会作何感想呢？他的孤独的思索，使他的诗无法被许多人接受，能够在思想或技巧方面走得象他那么远的人毕竟太少。”(山风：《话说荒原（之四)》)。

   　　方舟子曾多次提及，自己以前是一个“骄傲的少年”。这个“骄傲”是什么意思呢？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这是一个生活一直顺利、并且一直受到娇宠吹捧的少年所油然产生的自高自大的心态。确实，在偏远的闽西云霄县城之内，方舟子从小就住在“原来当地首富的住宅”之中，“在小伙伴的羡慕目光的包围下”，(《公安局长与父亲》)，“班干部从幼儿园当到高中”，后来“以全省高考语文第一名的成绩”被揽入全国的“状元学校”，(《我的理想》)，他确实有值得骄傲的资本。问题是，在进入状元学校之后的两三年间，方舟子为什么会从一个乘风破浪而来的“骄傲少年”，变成了“一副古希腊悲剧形象”呢？从方舟子的文字之中，我们看不出他的家庭有什么重大变故，而当时整个社会的气氛也是相当不错的。因此我们只能假设这是因为他作诗太苦的缘故。

   　　1990年，方舟子的另一位诗友说：

   　　“在英语进入一定境界后，每次见到你的背影就冒出一个英语单词haggard，想来算得上音形兼备，具有象征意味的一个词，当然你的气质、形象把它具体化了。是否古今诗人都有点haggard，值得研究。但我断定，因为haggard，你才在这么一个气候下，这么一个平凡（有时近乎平庸）的时代成就着你的诗作与独具一格的诗人气质。” (孟梦：《荒原的告别》)。

   　　确实，方舟子后来曾一直公开夸耀自己的“诗人气质”。而那些吹捧他的人，也几乎是众口一辞地说方舟子有诗人气质。比如，在写作年代不详的《多少情思无寄处》中，方舟子说：

   　　“我所有的诗人气质，也就只表现在这么一个小小的角落里。学识是后天的，无关紧要，气质却是天生的，我对此很是看中，并且希望自己就这么一直保持下去，无怨无悔。”

   　　其实，所谓“气质”，不过是指一个人的内在修养的外在表现而已。因此，所谓“诗人气质”，说白了，就是“看上去像诗人”。那么，方舟子的“诗人气质”到底有没有？如果有，它到底是故意装出来唬人的，还是来自内心的自然流露？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不妨学一学出恭之际的徐乡愁，“都不去想”。我们需要承认的是：不论诗作得好坏，方舟子作诗的态度还是严肃的，认真的，他真的是想作出一部“梦寐以求的史诗性的巨篇”，并且为此曾付出过巨大的努力。那haggard形象，应该不是装的。(haggard的汉译是“憔悴的”，与“诗人气质”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1990年，方舟子自己说：

   　　“夜深人静的时候，从书堆中探出头来，在传统的重压下喘几口气，在冥想中剖析自己或同类的备受压抑的心灵，乃至于深入到心灵的背后，挖掘出某些形而上的东西，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工作，却居然有人欣赏。……但以后未必再进行这种尝试，因为这一切太痛苦也太累人，倒并非怕步人后尘。” (《〈最后的预言〉编后之一》)。

   　　实际上，“在冥想中剖析自己或同类的备受压抑的心灵，乃至于深入到心灵的背后，挖掘出某些形而上的东西”，何止“是一件非常痛苦的工作”，对于智力和学识如方舟子的人来说，它简直就是“无法完成的使命”(mission impossible)。其实，即使方舟子真的能把这个使命完成，他距离诗人仍旧还有一段相当遥远的距离，因为他必须用诗的语言、诗的形式，把那些“形而上的东西”诗化。这个使命，不要说对方舟子，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极为艰巨的。因为写诗不仅与干力气活不同，而且也与搞学术研究不同，它需要一种特殊的东西。且看清人袁枚的《仿元遗山论诗绝句》：

   　　天涯有客太詅痴，错把抄书当作诗。

   　　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

   　　袁枚所说的“性灵”，包括真情、个性、诗才三个因素。没有情、性、才而要作诗，“太痛苦也太累人”倒在其次，更为让人沮丧的事实是，无论他怎么苦吟、无论他如何努力，他都无法作出诗来。郭沫若就说：

   　　“我的信念：觉得诗总当由灵感迸出，……努力做出来的诗，无论它若何工巧总不能感人深在的灵魂，戏剧小说的力量根本没有诗的直切，也怕是这个原故。”(郭沫若:《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见《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第六卷144-145页)。

   　　这个道理，方舟子后来大概是慢慢地明白了。在一篇文章中，方舟子用这样一句话来结尾：

   　　“我想，是真诗人的还是一心一意作诗人的好，那是皇帝和高官贵族千方百计想作也作不来的。”(方舟子：《且抛心力作诗人》，写作年代不详，大约作于他在MSU读研究生时期)。

   　　这说明方舟子当时已经意识到，诗人并不是谁想当就能够当得成的。毫无疑问，方舟子在说那些“千方百计想作也作不来的”人的时候，一定联想到了自己。也就是说，方舟子在绝笔之际，大概是已经尝到了“千方百计想作也作不来的”苦头了，否则的话，他应该“一心一意”地把诗人作下去才对。

   　　当然，方舟子退出诗坛，还和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有关，就象他当年步入诗坛是赶“诗歌大展”的时髦一样。1989年，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1991年，诗人戈麦在北京投湖自尽。1993年，诗人顾城在新西兰杀妻后自戕。这一连串的事件，在当时的诗人圈子中，产生了极大的震动。方舟子当然逃不脱震波的影响。实际上，早在出国前夕，方舟子就曾表露过轻生的想法。1990年5月，方舟子在给友人WY的信中写道：

   　　“昨天晚上把信写到这，便去看了一会电视，回来时不幸被过道上的积水滑倒，昏迷了十几分钟，左眼眶尽裂，血流如注。到医院缝了两针，医生担心我会得脑震荡。这确是最可怕的事情了。我只有祈求上苍的垂怜，让我的大脑完整无缺，不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行，否则我只好自己来熄灭这一把可怜的生命之火。

   　　“这一次的意外除了将会在眼眶上留下一块伤痕，使这张脸变得更吓人外，眼睛和四肢倒都无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当我昏迷的时候，似乎一直在做梦，现在却是一点也回想不起在那死亡的门槛我所依依不舍的究竟是什么了。就那样一直昏睡下去也是一种幸福，安祥而无忧无虑。我为什么终于要醒过来呢？”(《凄风苦雨学彷徨》)。

   　　方舟子的这封信，到底是在故意显示自己的“诗人气质”，还是真的要效法海子，来杀身成仁呢？显然，除了方舟子之外，任何人都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但是，方舟子后来曾多次把自己的“绝笔”与“自杀”联系到一起。不仅如此，在1997年7月，方舟子还写了这么一段话：

   　　“海子倘若不在八九年去山海关卧轨，不过是‘一片树叶掉下来就能砸到一名诗人头上’的京城中无数自命的先锋诗人中普普通通的一位，现在呢，据说已成了百年来新诗的第一人，要是不死，这中国的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非他莫属了。”(《人之既死，其名也盛》)。

   　　从这些酸溜溜的文字之中，我们似乎能够嗅出方舟子那若隐若现的悔意。当时的方舟子大概以为，假如自己七年前真的自杀了，那么他即使不能“成了百年来新诗的第一人”，至少也得是第二人了。

   　　当时的社会大环境，除了诗人自杀之外，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大批“垃圾诗人”开始作贱诗坛，导致“诗人”的称号和“小姐”一样，成了“贱称”。也就是说，“‘诗人’几乎就等于是‘骗子’的代名词”，并不是方舟子的独家发现，而是人们的共识。这种情况部分地导致了很多“真正的诗人”，如北岛、舒婷等朦胧诗人，停止了诗歌的创作。方舟子当年写诗，颇象是在股市崩盘前夕贸然入市：他本来信心满满地计划和别人一样大赚一笔，结果没过几天，就赔了个精光：耽误了学业不说，诗人也没有当成——即使当成了也不值几毛钱——，而他这个人却从一个“骄傲的少年”变成了一个“神经兮兮的青年”。此时的方舟子的心理，当然和股民是相通的，那就是幻想在股市反弹之际马上脱手。他当然可以效法海子，但最后却在“好死不如赖活”这句名言面前缴械投降，于是只好不得已而求其次，宣布“绝笔”。

   　　2、 弄巧成拙妄论诗

   　　本来，在这个世界上，因作诗作不下去而投笔他就之人，车载斗量，数不胜数。比如当年著名的朦胧五诗人之中，江河悄悄地放下了写诗的笔，离群索居；而北岛和舒婷则改写散文。那个把第三代诗人推向前台的徐敬亚，更是弃诗经商。这些名人的转型，都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既没有举行什么转型仪式，也没有发表什么转型宣言。唯独是方诗人舟子，“简单的事到他那里一准变得复杂”，(《荒原》一前主编语，见：二黑：《雏菊》，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5ffeee01000akb.html)，因此连“洗洗睡吧”这样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事，他都要搞的象老皇帝禅位、新皇帝登基那样庄严隆重。可笑的是，方舟子的努力总是以弄巧成拙告终。也就是说，他的装神弄鬼不仅没有给自己增加半分美丽和神秘，反倒使自己丑陋和浅薄更加昭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