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胡德向鄭巖談到不久前曾轟動一時的農民作家案。那位農民作家和一名鄉鎮教師合辦了一家地下印刷廠。農民作家負責創作，教師負責編輯、出版，短短幾個月賣掉了幾萬冊，賺了一大筆錢。結果，在一次行動中地下印刷廠被連鍋端掉。其時，農民作家正在創作他的第三部書。他四十多歲，只有小學文化，寫的都是他和他老婆、兩個情婦之間的性事。他看上去老實巴交，可卻極富想象力。在審訊中，他拒不承認自己的行為對社會造成了危害，毫無悔改之意。他已走火入魔，說到他的床上功夫，說到他如何白手起家靠勤奮寫作賺了一二十萬還有點自鳴得意。最後當法官以非法寫作出版黃色淫穢書籍罪宣判他和教師死刑時，他還以為在和他開玩笑呢。

    在胡德看來，這案件中地下出版比販黃的罪更重。

    胡德在他的“掃黃打非”的報道和評論文章中總是把黃色淫穢的東西歸罪於西方。土生土長的農民作家使這種觀點不能自圓其說。農民作家連西方在哪裏都不知道，更不要說沾了西方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邊；他不可能受西方影響，因受其影響與腐蝕而具有非凡想象力自然也就無從談起了。

    采訪報道見報的第二天，鄭巖休假，呆在寢室裏讀書，寫日記。他要寫的作品遲遲動不了筆，這天睡了一個午覺起來突然感到有了靈感，但他坐在寫字臺前面對稿紙卻寫不出一個字。去食堂吃過晚飯，他又回到寢室。天黑下來，他沒開燈，安靜地坐著，構思將要寫下的文字，文字所勾起的記憶、激動、諷刺與幽深曲折的感觸。

    樓上又傳來打麻將的聲音。昨天晚上，打到兩點多鐘，吵得他睡不著覺。他從床上起來，穿上衣服，上樓去敲開門。房間裏坐著兩男兩女。男主人是名印刷工，他起身打開門，又坐回牌桌上，動作之迅速就像他壓根兒沒從凳子上離開過一樣。他們擡起臉來。面對眼前這幾張精力充沛的年輕的臉，鄭巖已火氣全消。他說明來意，他們沒開腔，有點兒不高興地調開臉去，繼續出牌。鄭巖往一邊的沙發上看看，小女孩睡了，貓蜷縮在她身邊。

    今晚的電視節目糟透了。他打開電視機，一分鐘後又關掉，走到窗前，推開窗戶。吹來一陣微風，黑沈沈的夜色中樹梢在搖曳。對面樓房一扇窗口傳來“北京的金山上”的樂曲聲。剛才在播放“擡頭望見北鬥星”。新出版的音響磁帶。文革的歌。塑像事件後又流行起來。樂曲沒有歌詞，使用了現代的配樂技巧，但音符的變化組合卻在聽覺中自動譜寫出革命的老歌詞。

    這都是宣傳部門搞的鬼。他們懷戀文革。對這個部門來說，功能只有一個，就是宣傳再宣傳。文革中的老百姓更聽話，宣傳的作用也更大。

    一曲終了，又響起“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的曲子，高昂而激越，一下把人帶到二十多年前那人山人海的廣場。這樂曲經高音喇叭反復播送響徹廣場的每個角落。鄭巖回想那個年代的歌曲，幾乎都是歌頌毛的。宣傳部認為美妙動聽的東西，部分群眾也認為美妙動聽。

    鄭巖感到在公寓裏呆不住。他換了件衣服，帶上零錢，鎖上房門。

    他在街口搭上一輛出租面包車，往市中心方向去，耳畔還在回響著“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的樂曲。這有種厚顏無恥的味道，文革中的群眾怎麽聽起來很順耳？

    開車的司機和售票員都是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車窗前懸吊著一幅已故領袖的塑料復膜彩照，搖搖晃晃的，下面加了紅纓墜子。現在這是種時髦。在個體書攤上，出租車上，個體商店裏都懸掛起來。這些個體戶想說明什麽呢？鄭巖坐在女售票員旁邊的座位上，指了指彩照，問： “為什麽掛這個？”

    “大家都掛，圖個吉利吧。”女售票員看了一眼，說。

    司機也調頭看了看，接過話茬：“他是一代偉人，值得人們崇拜。他領導的時候，至少沒有現在這麽多貪官汙吏。”

    “可他領導的時候，卻不允許你們這種個體戶存在。”鄭巖說。

    “我聽說過，那時叫割資本主義尾巴。”司機說，“那時大家都很窮，還有文化大革命（整當官的，再來一次才好呢！），可那時的人心卻沒有現在這麽壞。”

    “你那時還沒到記事年齡吶。”鄭巖笑道。

    “我二十一歲。”司機說，打了兩聲哈哈。

    電影院在上映《焦裕綠》，窗外掠過巨大的廣告牌。老片新拍。鄭巖還記得這位縣委書記身披中山服外套坐在油燈下苦讀毛著的鏡頭。倘若他的幽靈從墳墓裏鉆出來，回到他曾領導過的那片鹽堿地，發現民心思變，社員搞起了土地承包責任制，料想他會多麽焦慮、急切而又註定徒勞地在毛著裏尋找答案啊！

    鄭巖從車上下來，去了電影院附近的錄像廳。上映《師姐無敵》《嫉妒龍虎鬥》。下一家上映《獄中龍》《群龍奪寶》。他往回走，再下一家上映《龍虎賊鬥賊》《無敵霸王花》《淚灑江湖》。他穿街走巷，已步行了幾站路，走到第五家，擡頭看看廣告牌：《醉拳》《小龍出山》《江湖龍》。

    都是香港片。天下起雨來，飄飄灑灑掃在他滾燙的臉上。他已快接近報社公寓，還有最後一家可走。這得從街口往左拐，來回走上七八分鐘路。他知道這家開張不久的錄像廳十有八九上映香港片，但還是抱著一線希望朝小街走去。他現在理解那位給報社寫信的老師的心情了。他覺得自己快要發瘋了。他裝得像散步似的走到門前有盞吊燈照耀的錄像廳前，上映《淚灑江湖》《驚天龍虎鬥》。

    他站下來，看了看售票口一側的劇照。第一部已接近尾聲，從黑色的膠簾門後傳來火爆的打鬥聲。售票員在翻一本雜誌。守門的小夥子雙手抄在褲包裏，叼著煙朝他瞅著。鄭巖佯裝認真地看了劇照，覺得不太滿意，搖了搖頭走開去了。

    十

    鄭巖去商店買了部收錄機，幾盒搖滾樂磁帶。售貨員向他推薦香港流行歌星歌曲，鄭巖謝絕了。自從那天晚上的錄像廳之行後，他就對香港流行的東西恨之入骨。

    白天聽搖滾樂，鄭巖開大了音量。中午午睡前和晚飯後到天黑這段時間過路人都聽得見搖滾樂的樂曲聲，麥當娜的演唱，單簧管、薩克斯演奏的爵士樂。幾盒磁帶反復播送。有人不懷好意地賜給他一個“搖滾樂迷”的稱號。這是精神文明單位，胡德認為他這麽做是不識時務。

    胡德不知為什麽，充當起鄭巖的保護人來了。他敦促鄭巖參加幾個兄弟單位聯合舉辦的為配合當前形勢進一步深入“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題為“歌頌黨、歌頌社會主義”的歌詠大會。

    “我嗓音不行。”鄭巖婉言推謝。

    “大合唱，誰去聽你的嗓音？”胡德說，擡了擡眼睛。他坐在辦公桌後面批閱一份稿件，鄭巖站在窗前抽煙，看著下方庭院裏開進來一輛紅旗牌轎車。

    “我不是黨員。”鄭巖說，註視著紅旗牌轎車停靠在一輛白色面包車旁邊，從打開的車門裏鉆出一顆謝頂的腦袋，接著出現了穿青色西裝的肥胖身軀。報社的黨委副書記。夾著公文包，腆著肚子走進大樓裏去了。

    “要黨員才歌頌黨、歌頌社會主義嗎？”胡德說，已停下手中的筆，在轉椅上坐直身體。“我們就是要讓非黨員群眾參加。群眾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不擁護資產階級自由化。”

    鄭巖從窗口調過身來，面帶微笑地看著胡德，心平氣和地說：“我不是這樣的群眾。”

    “這是給你的機會，你應該爭取表現。”胡德沒理會他說的話，“我替你報名。”

    “不，你不要勉強我。”鄭巖仍舊笑著說。有人推開辦公室的門，把一份打印的文件放在胡德的辦公桌上，簡短的幾句話之後，又轉身走出去了。

    “你不樂意，是嗎？”

    “我真的不想參加，”鄭巖說，“除非作為任務硬派下來。”

    “我們需要的是自覺。”

    “我沒有這種自覺性。”

    “你不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

    “能不熱愛嗎？”鄭巖笑著搖了搖頭。

    胡德註視著他，好像要對他著出某種甄別似的，然後說：“沒有人能說他不熱愛黨，黨也不會允許有人不熱愛她。”

    “啊，是這樣！是這樣！”

    “你對黨多少還是有感情的，”胡德接著說，“但你有悲觀主義情緒。”

    “我並不悲觀。”

    “可是你總是我行我素，看不到光明的前景，脫離集體……”

    胡德還想說下去，但鄭巖已轉身離開辦公室。胡德略感困惑地看著他的背影，急於把話說完：“這樣下去是不行的！你好好想一想，不忙說報不報名的話。”

    鄭巖沒乘電梯，他從樓梯上一口氣跑下七樓。從大門出來，他看看時間，三點一刻，老時間兩點一刻。二十分鐘中後，他已來到《新天地》雜誌社。

    他跟在一個端茶盅的男人身後走進王明江的辦公室。裏面已坐著幾個人。王明江見了他說：“你來得正好，我正想給你去電話。會員證辦下來了。”

    鄭巖記起來了，他已給過王明江兩張一寸的免冠半身相。接過手的會員證褐色的人造革封皮，燙金字體，他翻了翻，抄進衣兜裏，聽王明江說：“有個本本總比沒有好。作協裏還有人認識你，讀過你的作品。今天是星期三，下周這個時候，有個會議邀請你參加。”

    鄭巖沒問是什麽會議。辦公室裏已有六七個人，還有人掀門進來。王明江把其中兩個作家、一個大學講師兼文學評論家介紹給鄭巖。介紹年長的作家時說：“他剛出了部描寫農村改革的長篇，在文藝界反響強烈。宣傳部作為重點作品扶持。影視制作中心已派人聯系，打算改編成十八集電視連續劇。”對年輕的作家則說：“函授班的第一批學員，已加入作協，他一個短篇在‘愛我東方’征文大賽中得了一等獎。”

    王明江在任何場合都是一個唱主角的人。今天的會議是由他召集的，討論函授班學員的創作現狀。鄭巖已在批閱第二批學員的作品，想到自己已延誤了交稿日期。但王明江說：“不要緊，沒人催你，慢慢改好了。你也是名輔導員，我不想耽擱你，但既然來了，就一塊坐下來開會吧。”

    鄭巖哪有心思坐下來開會。他起身告辭。從《新天地》雜誌社出來，他漫無目的地往前走。大街上行人熙熙攘攘，隔著自行車道，小轎車、面包車、公交車一輛接一輛從眼前駛過。一段時間，只有小轎車疾馳而過，紅旗牌、本田、桑塔拉、奧迪、奔馳，車輪摩擦水泥地面發出沙沙的響聲。在一處人行道的樹陰下，鄭巖站下來看一個失去了雙腿的殘疾人用粉筆在地上書寫自己淒慘的身世，丟了一元錢給他。

    在十字路口附近，鄭巖買了張票，快步登上二樓舞廳。

    掀開的門簾後面光線很暗，樂隊在演奏《紅湖赤衛隊》的樂曲“洪湖水呀，浪呀浪打浪……”，粉紅色、幽暗的燈光剛剛打出一個手拿麥克風、身著青裙的女人的身影，革命歌曲經她演唱變得軟綿綿情意深長。舞池裏男女擁抱著，在中間光線最暗的地方組成一道黑黝黝的人墻。跳完一曲，人墻散開，樂曲聲再起，人墻重新組合起來。鄭巖邀請了一位身穿齊腰襯衫、大擺裙的女人。女人濃妝艷抹，三十多歲，也可能四十多歲。鄭巖也是在她站起身來才發現她妝化得這麽濃，難以確定其實際年齡的。兩人朝舞池中間跳去。進入人墻中，被一對對男女包圍起來，不再移動腳步。鄭巖感覺到女人溫暖的身體，緊貼他的柔軟的乳房。女人的手在他背上輕輕撫摸著。樂曲聲中女歌手情意綿綿地唱道：“是誰幫咱們修公路，是誰幫咱們架橋梁，是咱親人解放軍……”鄭巖往四周看看，有年輕人也有上了年紀的人，一張張臉都貼在了一起，男人垂下了頭，在樂曲聲中閉上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