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与不满

    毛茛著

   在阅读的趣味和观念上，文革可谓是条粗线条勾画的界限。文革前与文革后有着性质完全不同的读者群。前者是个在物质和文化娱乐方面相对贫乏的年代，兴趣自然都集中到书籍上来了。最热心的读者莫过于青年学生。古典文学、三十年代文学、革命文学作品，青年读者根据自己的口味和素养而有所选择。

   外国文学爱好者偏爱于俄罗斯文学，涉猎西方文学，读的也多半是十九世纪古典名著以及二十世纪为数不多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得到广泛介绍。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大师们拥有广大的读者，稍次一点的冈察洛夫、格利鲍耶陀夫、柯罗连柯、乌柯萨柯夫也在阅读之列。对俄罗斯文学的热爱也使兴趣扩展到别林斯基、杜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身上。与俄罗斯文学相关的奇闻轶事，如十二月党人，普希金、莱蒙托夫的决斗，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两巨人间的友谊与龃龉，陀斯妥耶夫斯基从断头台上获救及其对永生的感悟，契诃夫的库页岛之行，等等，读者都如数家珍，兴味盎然。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母亲》，《静静的顿河》，马雅柯夫斯基，叶塞林，蒲宁，以及描写十月革命和卫国战争题材的革命文学作品为读者展开了另一个世界。谁没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呢？俄罗斯仿佛就是一座精神的家园。伏尔加河、顿河、涅瓦河、彼得堡、喀山、斯摩棱斯克、高加索，似乎也不仅仅是地理上的名称，它们经文学的点染在神奇的幻想王国里占据了一席之地。就连乌克萨柯夫童年居住过的小小庄园和柯罗连柯流放的西伯利亚荒凉小屯，也因前者的《孙子巴格洛夫的童年》和后者的《我的同事代人的故事》而长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偏爱阅读俄罗斯文学、外国文学带有纯粹的个人性质。对这类读者来说，文革前两三年已不再是个理想的时期。**年以后，学校图书室虽仍有此类书籍出借，但书架已经过清理，种类已作了限制。在校园里，已不可能见到手捧一本《普希金抒情诗集》或《少年维持之烦恼》的青年读者了。学校号召学生读革命文学作品。没明文禁止读什么书，但当你由里到外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时候就会自觉地选择该读什么不该读什么了。学生们的兴趣已经转向，甚至不再阅读文学书籍。外国文学作品借阅者寥寥，其行为已带有可疑的性质，受到不点名批评，写入操行鉴定。

   文革大潮一来，所有的书籍都遭灭顶之灾，或被焚毁，或遭封存。革命文学作品也未能幸免，反而首当其冲，成了活靶子。对书籍多少还有一丝敬意的学生，困惑地看到一本本书被打成毒草，作家们受到批斗。写革命文学作品原来也是有危险的。喜爱外国文学的青年读者，困惑地看到狄更斯成了被批判的对象，肖洛霍夫被打成头号修正主义作家。写这类批判文章的自然不可能是猛打猛冲的红卫兵小将，而是呆在学府或研究机构里的专家学者。他们可能曾是被批判对象的研究者、崇拜者、读者热情洋溢的导读者，而今却戴上红袖章对狄更斯、肖洛霍夫反戈一击。这样的困惑会终其一生。

   对阅读爱好者来说，那是个不堪回首的年代。图书馆的大门紧闭，新华书店里没有书籍出售。大字报、布告代替了书本，到手的旧连环画、旧期刊杂志也成了津津有味的读物。这种状况持续了整整十年。这期间也还存在另一种类型的阅读。在知情中常常传阅着一些来路不明的书籍，既有遭禁的文学作品，也有早就宣布绝迹了淫秽读物。公安部下令追缴的《少女之心》以手抄本的形式广为流传。文革中仅存的几本思想纯正的作品如《艳阳天》、《金光大道》、《李自成》也拥有自己的读者。运动后期，一些图书馆的书架上也悄然出现了古典文学作品和高尔基的三部曲、《母亲》、《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类作品。

   思想解放带来了文学的春天。随之而来的是一大批揭露批判文革的伤痕文学作品问世。它们以期刊杂志为载体，读者如饥似渴地阅读。经历了十年文革，阅读的饥渴造就了一个饥荒年的胃。然而，来势凶猛的潮头最终只造成了眩目的井喷，没产生类似拉美文学的爆炸，也不及前苏联的解冻文学。没产生《日瓦戈医生》那样伟大的作品。一些作家写了监狱和劳改农场的经历，但却不能与《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科雷马故事集》相比；经历了十年浩劫，至今也没有写出一部真正像样的长篇小说。

   读者的趣味开始转向。现在的读者，已不再是文革前的读者，他们口味更挑剔，更变化无常。他们既是读者也是书籍这种商品的消费者。随着市场机制的引进，一些注重趣味性、可读性的作品应运而生，武侠、言情小说拥有广大的读者群。

   阅读严肃文学作品的读者也大有人在，他们多半也是世界文学爱好者，接受过文学洗礼的人。《世界文学》、《外国文艺》等刊物有如打开的窗口，外国名家名著不断得到译介。读者的眼界开阔了，视野不断得到拓宽。继海明威、萨特之后，欧美现代文学有如潮水般地从地平线上向我们涌来。我们满怀惊喜地读到福克纳、菲兹杰拉德、塞林格、冯尼格特、菲尼蒲.罗斯、索尔.贝娄、契佛、纳博科夫等二十世纪美国作家的作品；读到劳伦斯、曼斯菲尔德、格雷厄姆.格林、富斯特、西托利、多丽丝.莱辛等当代英国作家的作品；读到卡夫卡、亨利.詹姆士，法国新小说；读到波特莱尔、爱略特、叶芝、奥登、布罗茨基、阿赫马托娃的诗作；读到《尤利西斯》、《追忆逝水年华》；读到博尔赫斯、略萨、马尔克斯等拉美作家的作品；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说著作也随文学译介的大潮与读者见面了。文学的海洋如此浩瀚，我们真有点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然而，事情也还存在另一面。我们在满足之余，也心生醒悟。海明威，我们以前只读过他的《老人与海》，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才读到他描写迷惘一代的作品《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福克纳、纳博科夫，文革前从未得到译介，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存在。我们也不知道乔伊斯、普鲁斯特，不知道劳伦斯、伍尔芙、卡夫卡、亨利.詹姆士、波德莱尔、韩波、瓦莱里，等等，不知道存在主义与精神分析。《尤利西斯》出版于一九二三年，《追忆逝水年华》初版于一战前后，弗洛伊德著作于二十世纪初问世。前两部作品相隔半个多世纪才与我们见面；八六年《梦的解析》、《性学三论》（译者编辑）在国内才有第一个译本……我们与整整一代现代派文学无缘！这就难怪当一些外国作家谈到他们的写作与阅读时所列举的作家与作品我们会觉得陌生了。想到这点，我们心里隐隐感到不安、愕然，痛惜我们失去的东西。原来已经存在的东西对我们完全可以不存在。

   十年空白不仅仅是个断流的问题，实际上，一些源头早就被截断了。我们浏览的画卷不是用自己的手展开的。我们以为自己选择书籍，实际上范围早已被圈定。我们与书籍的关系就像在教学大纲的指导下学生与课本的关系一样。早就有人关心我们灵魂的纯洁性了，我们缺乏批判眼光，读资产阶级作家的作品会有碍我们思想的纯正。把西方现代派作家等同于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者，在那个年代是被普遍接受的。我们觉得自己被剥夺了，也是事后的反思。

   阅读教会了我们独立思考。经历了困惑，我们变得聪明起来，逐渐廓清头脑里的迷雾。我们不再相信《钢铁是怎么练成的》、高尔基的《母亲》、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哥特式小说《牛虻》是世界文学名著；不再相信杰克.伦敦是优于海明威、福克纳的独一无二的美国无产阶级作家，等等。在圈内已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批评的今天，读者还在受到误导。阅读纯属个人行为，我们完全可以用自己的眼光加以取舍。从阅读自由出发，我们对虚假、伪善的东西不再感兴趣；我们可以不喜欢一些获得一致公认或备受颂扬的东西；也可以对某些权威们的夸夸其谈投不信任票。我们已不再是文革前那样的思想单纯的读者。不可能光经历而无一点收获。

   我们还会谈到蔑视我们存在的年代。一切已在头脑里扎根，成为磨灭不了记忆，对我们而言，它既是过去又是现在的东西。谁也不能拒绝反思。面对书架上陈列的文革后译介的大量外国名著，我们有时不免会黯然神伤，想到自己错过的机会，青少年时期是最好的阅读时期，可是却让我们错过了。近三十年漫长的文化自守把当代西方优秀作品和现代派大师们拒之门外，受损失的不仅是我们。我们错过了，对我们这代人而言，损失是难以弥补的。

    1995.9.1 初稿

    2004.10.30 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