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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上将陈士榘崇拜毛泽东
毛泽东一席话，父亲记了一辈子，他感觉毛主席如神一般，那时井冈山才几个人啊，谁会想到从这座山出来的部队会天翻地覆，最终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格局啊？父亲对毛泽东的崇拜细化到每一件小事和细节，他多次和我们说起：“毛主席是中国无人可比的战略家，可是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主席从来不带枪。我跟随毛泽东几十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他背枪就是在宁冈砻市红四军成立大会上。这天，毛主席特别高兴，他挎上匣子枪，走到行伍出身，经常一身戎装的朱老总跟前诙谐地说‘背上驳壳枪，师长见军长罗’。不过，大会一结束，毛泽东便把枪交给了警卫员，以后再也没见他携带过枪。”
当然，后来父亲和毛泽东关于枪的“交易”还有一次，那是他担任红一军团参谋处长，在一次战斗中，父亲缴获了一支类似现在“掌中宝”的微型手枪。父亲爱不释手，但是感到还是送给他的上司林彪更好。林彪看到后喜出望外，把玩一阵后他说还是送给毛主席。毛泽东拿到枪后看了一看，放在一旁，无所谓地说：“待到我用上它的时候，红军早就完了。”
父亲解放后对我们念叨最多也最让他得意的是，1927年11月28日，毛泽东主持选举产生了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代表，父亲做为士兵代表被选为三个常委之一。毛泽东笑着对父亲说：“陈仕榘，你做了县太爷了，你也是个山大王哩。”
父亲还多次回忆起长征中他险些为中国革命闯下的大祸：1935年9月，红军走出草地到了腊子口，毛泽东让父亲找一个便于观察的地方，父亲用聂荣臻的望远镜观察好地形，主席半开玩笑半是安排任务地叫父亲“设营司令”。有一天父亲为中央机关带路，用半天时间翻山越岭，却突然发现前面只是一条烂泥浅滩不能过人。父亲急得满脸通红，六神无主，毛泽东连一句责备父亲的话都没有，拍了拍父亲的肩膀向后做了个手势，扭头就走。父亲为这件事后怕了一辈子，他说当时若碰上敌情，前无出路，后无部队，中国的历史将会改写。但主席第二天对父亲说：“昨天那程子路，小事一桩，我这个人一爬山就来精神。”
1938年3月17日，父亲率部队在晋西与日寇奋战，他当时是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参谋长兼晋西游击支队队长。战斗非常激烈，父亲奋不顾身地指挥，突然，日军一发炮弹在父亲的左侧爆炸，他全身上下九处负伤，由于伤势较重，贺龙指示医务人员将父亲尽快转到延安医院治疗，于是他住进了延安军队医院。住进医院，父亲非常焦急和烦躁，他感到战事太紧，就这样躺在医院里实在无聊。
一天，一个骑马穿着军装的女干部来到医院，看气派绝不是那种农村出来参加革命的女子。这个女干部非常白净，说话也细声细气。她说：“毛主席让我来看望你和王耀南同志，还有一封信。”信封上是遒劲有力的毛体字，信中有200元钱，还有鼓励父亲尽快养伤重上前线的勉励。
父亲的眼眶顿时湿润了。父亲打量了一下这位女同志，看到院子里那匹自己很熟悉的毛泽东一直在骑的马，他断定眼前的这个女干部就是江青，因为在当时许多八路军将领都知道毛泽东和一位上海来的女演员结了婚。父亲于是对这个女干部说：“谢谢主席的问候与关心，您告诉主席，我会尽快养伤，不辜负主席的期望。”
父亲后来一直珍藏着这封信，只是转战南北，不知哪一天会去见马克思，他就把信交给一位负责宣传的同志保存，解放后父亲向这位同志要，可惜已经丢失了。父亲为此后悔了几十年。
我曾对父亲说：“主席如果在晚年也能这么宽宏地对待同志，不搞文化大革命，不以阶级斗争为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父亲到了晚年终于承认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他也有他独特的看法。有次谈起一个文革中被整得很惨的高级将领，父亲说：“文革中他的确被整得好苦，也值得同情，可是一般老百姓并不知道，他过去整人也是很凶的！镇压胡风集团、反右扩大化、庐山会议……每一次都是他打头阵，每一次都是上纲上线，但是我们公开的报道都是他从来没有参与过整人，这就会以偏概全。还有一位威信很高的军队领导＊＊＊，他的确很了不起，可是解放初期，他也整过刘帅。所以，你们年轻人应该更全面地看待主席，不是毛主席一个人在整人。”
我有时与父亲辩论：“不管怎么说，就像党中央作出的决议，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的确犯了严重错误。那么多年我们国家就知道阶级斗争，忽视经济建设，毛主席的责任也是最大的！”
遇到这样的诘问，父亲教诲般地对我说：“再怎么说，毛主席的功远远大于过，他让我们的国家彻底地独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带着我们研发了核武器，遏制了帝国主义的讹诈，这么多年，没有一个国家敢对我们轻举妄动……”。
父亲的确有一种朴素的为国为民奋斗的理想，也同时有同样朴素的忠君思想。他总是维护毛主席的威信。主席对他讲的每一句话，他都记一辈子，直到80大几、弥留之际。
不少像父亲这样农民出身的高级将领都在心目中把毛主席视为神，主席为推翻三座大山运筹帷幄，他们也出生入死、冲锋陷阵。主席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打倒走资派，他们也睁大眼睛寻找，即使不理解也迫使自己理解和执行，即便有一天轮到自己被打倒，他们也无怨无悔。
近年来，我们一些50年代高级将领的子女谈起往昔，都感到父辈有很多值得我们继承的精神品质与人格力量，光他们为一个理想忍辱负重、赴汤蹈火、视死如归、无怨无悔就够我们学的。但他们从传统到现代也隔着一道鸿沟。有位同是上将的儿子对我说：
“你的父亲毕竟上过几年私塾，会写点东西，我的父亲读报纸都费劲，可他还领导着一个军种。文革中他们被打倒是因祸得福，若让他们参与文革他们也会努力。让他们领导经济建设干劲会很足，但是搞现代化真是勉为其难。”
但这毕竟是我们共和国的一段历史。
不管我们是承认还是回避，不管是彻底否定还是留有余地，文革对我们这一代和父亲那一代乃至我们的下一代都有巨大的影响。
文革的确改变了很多人家的命运，有的用这个契机飞黄腾达（但基本上是昙花一现），有的饱受磨难，有的家破人亡，有的贻误了一生的前途。但它作为一种民族性的灾难，已经载入了中国和世界的史册。
和好多老干部一样，父亲对文革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看着那么多朝夕相处的战友和首长一个个被打倒，一个个被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派，成为人民的敌人，从心眼儿里是绝对不会认可的。
但是，毛泽东的印记在他们那一代革命军人眼里，实在是太神圣、太不能怀疑，太有魅力了。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他们还要维护党性的原则，维护与中央保持绝对的一致。他们不可能发出质疑，他们更不能对抗。上至毛主席下至普通百姓，都是那样狂热地对待这场号称意义远远胜过巴黎公社的运动，作为一个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也只有无条件的服从。
父亲尽管在党内大事上“无条件服从中央，服从毛主席”，但是在具体的运动中，父亲还是有一定的判断力的。
1966年至1970年担任工程兵党委秘书的李柱江回忆说：“陈司令真是一个不喜欢整人的老干部。早在文革前不久，由于知识分子在各个单位都是被改造对象，心情相对比较压抑，有的希望到地方工作。陈司令却一再说，现代化的国防建设离不开知识，今后所有的大学生不能放，实在有特殊情况的也要工程兵党委讨论。”
1969年，30多名研究所的干部因为所谓派性因素被列入复原名单，其理由是站队战错了。父亲看到这些干部大多是知识份子，便坚决予以制止：“干部一个不能走，几个研究所的都要执行！”“宁可减少一个连队，也不能放走一个人才”“有的同志犯了错误，要立足于教育，不要当成包袱甩掉”
父亲还在多次会议上提出，要关心知识分子的进步，要大胆吸收一批政治上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入党。就这样一大批人才被保护下来，成了科研和教学的带头人，后来一些知识分子成为师级甚至军级干部。其中有一位留苏的技术干部也被留下，改革开放后，这个干部以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升迁到一个军队院校的院长。他很感恩父亲，虽然工作繁忙，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他不仅来参加追悼会，还在父亲骨灰送往湖北老家的时候，推开政务迢迢千里地赶去。
文革中父亲始终坚持党委领导，尽管也有造反派，但在工程兵机关始终没有发生武斗更不要说死人。当然，执行文革中阶级斗争的路线，是当时在台上的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也包括父亲。
文化大革命的宗旨实际上就是打倒一切，父亲当然不能幸免，他也是在风雨飘摇和惊慌失措中过来的。就是后来许多被打倒的干部，在没有被打倒前也是满腔热情地参与文革的。少年时代我对陶铸同志的一句话记忆犹新：“中南海除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都可以怀疑，都可以打倒”。直到他自己被打倒，这条定律也依然存在。
我们年轻一代也议论过，某种程度陶铸被打倒也并非坏事，做为中央文革顾问，如果再干几年，其结局真的很难说。所以我们几个弟兄也以一种并非宿命的观点说：“如果父亲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被打倒，那真是因祸得福。”
在那个疾风暴雨的岁月，人人自危，人人害怕，人人惶惶不可终日，父亲也同样，他怕株连家属，更怕以“反对毛主席”的结论让他伤害他最崇拜的人。那个时间，他的大字报也很多，抓住他讲过什么话无限上纲为“反对毛泽东思想”。不少造反派要冲击办公楼，抢保密柜，查所谓整革命群众的“黑材料”，甚至有人公开监视党委、常委的正常工作。
有的造反派冲进办公室甚至家里，当面质问有关领导，更有些领导脑袋上被扣上痰盂。父亲的秘书李柱江回忆，父亲当时疲于应付，他以极大的耐心和来京造反的学员们谈话，让他们返回学校，不要冲击机关。这种轮番谈话常常让他顾不上吃饭，一天只能睡上几个小时。
不少干部对于形势难以揣摩，父亲在工程兵会议上对将军们说：“我们是党中央、毛主席任命的，过去枪林弹雨、流血牺牲都过来了，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要正确对待群众的批判，只要军委没有免职，我们就要负责任地工作。”同时强调：“无论怎样不能抓学生”。
上海“一月风暴”以后，军队院校带头冲击军事机关已经成为一种“时髦”，一些人收缴单位印章进行夺权。父亲对他们说，党委绝对不能承认这种夺权，部队不同于地方，有很多战略机密，如果流传出去，你们负得了责任吗？后来他们交出了印章。
父亲和一些工程兵的领导也曾经被关在海运仓总参第一招待所，一时间与外界失去联系。后来总理办公室来电话询问，造反派居然说：“陈士榘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行为，有什么事情和我说。”总理办公室当然拒绝了这种狂妄的要求。
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复杂的一场民族大动乱，说它乱，它又是在最高领导人的支持下进行的，而运动又非常无序。1968年，江青一句“文攻武卫”搅得天下大乱，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派部队维持。父亲领导的工程兵也接到命令，以“三支两军”名义参加制止武斗的行为。
父亲预感到双方都有枪，弄不好就是一场战争，而且人民军队向老百姓开枪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于是他反复提醒各级领导要严格执行政策，绝对禁止感情冲动，开枪动武。果然，有一天机要部门送来一份工程兵驻渝部队领导同志发来的急电。电报说，一个群众组织开枪打死工程兵制止武斗的一名干部和一名战士，整个部队义愤填膺，一些部队的领导和战士想开枪还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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